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泰伯得称“至德”，为人所不能为。可学。
问“泰伯可谓至德”。曰：“这是于‘民无得而称焉’处见，人都不去看这一句。如此，则夫子只说‘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个字？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煞有意思。”义刚言：“夫子称泰伯以至德，称文王亦以至德，称武王则曰未尽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则文王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则泰伯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曰：“是如此。”义刚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时，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盖天命人心，到这里无转侧处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圣人之制行不同：‘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处。”范益之问：“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纵使文王做时，也须做得较详缓。武王做得大故粗暴。当时纣既投火了，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这也难说。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虽说得太过，然毕竟是有未尽处。”义刚曰：“武王既杀了纣，有微子贤，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这事也难说！”义刚。
陈仲亨说“至德”，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曰：“也不是不做这事，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不似武王样暴。泰伯则是不做底，若是泰伯当纣时，他也只是为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说。若无此事，他岂肯自诬其祖！左氏分明说‘泰伯不从’，不知不从甚么事。东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说也好。但文王不是无思量，观他戡黎、伐崇之类时，也显然是在经营。”又曰：“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又衰了。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亦是空地。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义刚。
问：“泰伯之让，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传》谓‘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不从，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势只传之季历，而季历传之文王。泰伯初来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处。看周内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齐，皆是一般所见，不欲去图商。”㝢。
问：“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圣子，故让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问：“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诗》里分明说‘实始翦商’。”又问：“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说，不应下‘实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这甚分明。这事也难说。他无所据，只是将孔子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与称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又问：“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贺孙。
吴伯英问：“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故断发文身，逃之荆蛮，示不复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顾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或曰：‘断发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则端委以治吴。’然吴之子孙，皆仲雍之后，泰伯盖无后也。”壮祖。
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覆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夔孙。
因说泰伯让，曰：“今人才有些子让，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丰问：“《集注》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鲁颂》之说，只是推本之辞，今遂据以为说，可否？”曰：“《诗》中分明如此说。”又问：“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曰：“此是难说。《书》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问：“太王方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迁岐，当时国势甚弱，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曰：“观其初迁底规模，便自不同。规模才立，便张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气象亦可见。然文王犹服事商，所以为至德。”㽦。《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不是说逊国事。自是说夷、齐谏武王，不信便休，无甚利害。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内事，与谏武王不同，所以谓之难处，非说逊国事也。《集注》说亦未分晓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因问：“泰伯与夷、齐心同，而谓‘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齐处君臣间，道不合则去。泰伯处父子之际，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书谓太王有疾，泰伯采药不返，疑此时去也。”铢。
问：“泰伯让天下，与伯夷、叔齐让国，其事相类。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一许其至德，二者岂有优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尝无仁，夷、齐初未尝无德。”壮祖。
问：“‘三以天下让’，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据前辈说，亦难考。他当时或有此三节，亦未可知。但古人辞，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让。”㝢。《集注》。
问“泰伯可谓至德”。曰：“这是于‘民无得而称焉’处见，人都不去看这一句。如此，则夫子只说‘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个字？公更仔细去看这一句，煞有意思。”义刚言：“夫子称泰伯以至德，称文王亦以至德，称武王则曰未尽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则文王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王，则泰伯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得全这一心了。”曰：“是如此。”义刚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时，牧野之师也自不容已。盖天命人心，到这里无转侧处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圣人之制行不同：‘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虽是说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不同处。”范益之问：“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做了。纵使文王做时，也须做得较详缓。武王做得大故粗暴。当时纣既投火了，武王又却亲自去斫他头来枭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这也难说。武王当时做得也有未尽处，所以东坡说他不是圣人，虽说得太过，然毕竟是有未尽处。”义刚曰：“武王既杀了纣，有微子贤，可立，何不立之？而必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蹙眉，再言：“这事也难说！”义刚。
陈仲亨说“至德”，引义刚前所论者为疑。曰：“也不是不做这事，但他做得较雍容和缓，不似武王样暴。泰伯则是不做底，若是泰伯当纣时，他也只是为诸侯。太王翦商，自是他周人恁地说。若无此事，他岂肯自诬其祖！左氏分明说‘泰伯不从’，不知不从甚么事。东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说也好。但文王不是无思量，观他戡黎、伐崇之类时，也显然是在经营。”又曰：“公刘时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时，又衰了。太王又旋来那岐山下做起家计。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经理不到处，亦是空地。当时邠也只是一片荒凉之地，所以他去那里辑理起来。”义刚。
问：“泰伯之让，知文王将有天下而让之乎，抑知太王欲传之季历而让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见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见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传》谓‘泰伯不从，是以不嗣’，不从，即是不从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势只传之季历，而季历传之文王。泰伯初来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处。看周内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齐，皆是一般所见，不欲去图商。”㝢。
问：“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圣子，故让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问：“太王有翦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诗》里分明说‘实始翦商’。”又问：“恐《诗》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说，不应下‘实始翦商’。看左氏云‘泰伯不从，是以不嗣’，这甚分明。这事也难说。他无所据，只是将孔子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是与称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齐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底道理。太王、汤、武是吊民伐罪，为天下除残贼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变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实只是一般。”又问：“尧之让舜，禹之传子，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诛管、蔡，何故圣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后世将圣人做模范，却都如此差异，信如公问。然所遇之变如此，到圣人处之皆恁地，所以为圣人，故曰‘遭变事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公且就平平正正处看。”贺孙。
吴伯英问：“泰伯知太王欲传位季历，故断发文身，逃之荆蛮，示不复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顾恤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见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翦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于泰伯，则惟知君臣之义，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从。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圣人未常说一边不是，亦可见矣。或曰：‘断发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则端委以治吴。’然吴之子孙，皆仲雍之后，泰伯盖无后也。”壮祖。
问泰伯事。曰：“这事便是难。若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则天命已去，人心已离，便当有革命之事。毕竟人之大伦，圣人且要守得这个。看圣人反覆叹咏泰伯及文王事，而于武又曰‘未尽善’，皆是微意。”夔孙。
因说泰伯让，曰：“今人才有些子让，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丰问：“《集注》云：‘太王因有翦商之志。’恐《鲁颂》之说，只是推本之辞，今遂据以为说，可否？”曰：“《诗》中分明如此说。”又问：“如此则太王为有心于图商也。”曰：“此是难说。《书》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问：“太王方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迁岐，当时国势甚弱，如何便有意于取天下？”曰：“观其初迁底规模，便自不同。规模才立，便张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气象亦可见。然文王犹服事商，所以为至德。”㽦。《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齐之心，而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不是说逊国事。自是说夷、齐谏武王，不信便休，无甚利害。若泰伯不从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内事，与谏武王不同，所以谓之难处，非说逊国事也。《集注》说亦未分晓耳。明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称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天地之常经，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义，但其间不无些子高下。若如苏氏用三五百字骂武王非圣人，则非矣。于此二者中，须见得‘道并行而不悖’处，乃善。”因问：“泰伯与夷、齐心同，而谓‘事之难处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齐处君臣间，道不合则去。泰伯处父子之际，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书谓太王有疾，泰伯采药不返，疑此时去也。”铢。
问：“泰伯让天下，与伯夷、叔齐让国，其事相类。何故夫子一许其得仁，一许其至德，二者岂有优劣耶？”曰：“亦不必如此。泰伯初未尝无仁，夷、齐初未尝无德。”壮祖。
问：“‘三以天下让’，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据前辈说，亦难考。他当时或有此三节，亦未可知。但古人辞，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让。”㝢。《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