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问管仲小器。曰：“缘他器小，所以做出来事皆如此。”焘。
  或说“管仲器小”章。义刚言：“使仲器局宏阔，须知我所为‘功烈如彼其卑’，岂肯侈然自肆，至于奢僭如此！”曰：“也不说道功烈卑时不当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义刚。
  “管仲器小。”陶兄云：“须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子蒙。
  “‘管氏有三归’，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举管仲奢处，以形容他不俭。下段所说，乃形容他不知礼处，便是僭。窃恐不可做三娶说。”明作。
  问：“‘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浅，规模卑狭。’”曰：“度量褊浅，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则富贵能淫之，贫贱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规模，是就他施设处说。”僩。《集注》。
  林闻一问：“‘度量褊浅，规模卑狭’，只是一意否？”曰：“某当时下此两句，便是有意。”因会坐间朋友各说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浅’，言容纳不得也。管仲志于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满足，此便器小处。盖不是从反身修德上做来，故规模卑狭，奢而犯礼，器小可知。器大，则自知礼矣。”时举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诸侯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底事，更大于此。此所以为小也。”先生曰：“必兼某上面两句，方见得它器小。盖奢而犯礼，便是它里面着不得，见此些小功业，便以为惊天动地，所以肆然犯礼无所忌也。亦缘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设不过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觉自足矣。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于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惟其‘搂诸侯以伐诸侯’，假仁义以为之，欲其功尽归于己，故四方贡赋皆归于其国，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复知有天子。此其所以为功利之心，而非出于至公也。在学者身上论之，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习，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节多说‘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与王又有何异同？是时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与帝终是自然。然黄帝亦曾用兵战斗，亦不是全然无所作为也。”时举。
  问：“‘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资质言之否？”曰：“然。”“若以学问充满之，则小须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谓其‘度量褊浅，规模卑狭’，此二句尽得器小之义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识量’，盖才说度量，便只去宽大处看了。人只缘见识小，故器量小。后又思量，亦不须改。度量是言其资质，规模是言其所为。惟其器小，故所为亦展拓不开。只欲去后面添说所以如此者，只缘不知学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缘器量小，故才做得他这些功业，便包括不住，遂至于奢与犯礼。奢与犯礼，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业，处之如无。胡文定《春秋传》却只以执辕涛一事为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桓公以伐楚，只去问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见他得如此休。据楚当时，凭陵中夏，僭号称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会？盖才说着此事，楚决不肯服，便事势住不得。故只寻此年代久远已冷底罪过及些小不供贡事去问，想它见无大利害，决不深较。只要他稍稍追听，便收杀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无大功业。”广。
  问：“‘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说管仲胸中所蕴及其所施设处，将‘器小’二字断尽了。盖当时之人，只见管仲有九合之功，将谓它大处大故。孔子却见它一生全无本领，只用私意小智做出来，仅能以功利自强其国；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谓之‘器小’。盖奢与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两件事看得来。孔子‘器小’两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个褊浅卑狭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来。今为管仲思量，看当做如何方得？”某云：“须如孟子告齐梁之君，若不可，则休。”曰：“是时周室犹未衰，此最是难事，合为它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当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时天王又做不起。桓公系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时楚强大，几无周室。若非桓
  公出来，也可虑。但管仲须相桓公伐楚了，却令桓公入相于周，辅助天子。”曰：“是时有毛韩诸公皆为天子三公，岂肯便信得桓公过，便放桓公入来。”又云：“若率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诸公未肯放桓公率许多诸侯入周来。此事思量是难事，又也难说。”南升。
  问：“规矩如何为大器？”曰：“这一个物事方，只是这一个物事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规可以令天下物事圆，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方。把这一个矩看，要甚么皆可以方，非大器而何！”节。
  萧景昭举杨氏曰：“道学不明，而王、伯之略混为一涂，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先生曰：“恐‘混为一涂’之下，少些曲折。盖当时人但见有个管仲，更不敢拟议他，故疑器小之为俭，又疑不俭之为知礼。”时举。
  问管仲小器。曰：“只为他本领浅，只做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扬雄说得极好：“大器其犹规矩准绳，无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这一件事。及三归反坫等事，用处皆小。上蔡说得来太小，如曰：‘则其得君而专政，夫岂以天下为心哉，不过济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岂止如此。若如此，又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诚意，以及平天下，则其本领便大。今人只随资禀去做。管仲资禀极高，故见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许多事。自刘汉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谋功力中做来，不是自圣贤门户来，不是自自家心地义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当汤武，固自不得；若当桓文，尚未可知。”问：“使二君与桓文同时，还在其上，还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疏浅”。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尽从脚底做出，所以独盛于诸侯。汉高从初起至入秦，只是掳掠将去，与项羽何异。但宽大，不甚杀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宽大；隋以拒谏失国，故太宗不得不听人言。皆是他天资高，见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则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从谏，甚不得已，然当时只有这一处服得人。”又曰：“汉唐与齐晋之时不同。汉唐甚仓猝。”又问：“谢氏却言子云之说不然。”曰：“他缘是快，只认得量浅底意思，便说将去：‘无所往而不利，无所适而不通，无所为而不成，无所受而不可。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即此便是。如上蔡，只认得个‘富贵不能淫’。”骧。《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