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以上五章概述了有朝鮮特色的禮書著録頊——“諸具”的形成始末，並將通、冠、婚、祭四禮舉行過程中所需的禮器、物用進行了至爲詳盡的考證。
  通過對《韓國禮學叢書》窮盡式整理，結合中朝其他文獻、考古資料的利用，本書所疏證的朱子《家禮》“諸具”在類别上可分爲九類。第一類宫室建築（材料）：祠堂、廚庫、堊、敘立屋（序立屋）；第二類占相：杯珓；第三類紡織品：幣、袱、贄幣；第四類冠服鞋履：邊子、采屐、氅衣、道袍、幅巾、幞頭、花勝（華勝）、勒帛、笠子、掠、帽子、缺胯（骻）衫、儒巾、四?（袴）衫、唐只（唐紒、唐歧）、網巾、網巾圈（貫子）、纚、中赤莫、簇頭里；第五類人員：姆；第六類飲食：餅湯、茶、赤豆粥、花煎、角黍、松餅、霜花、水團、引餅、蒸餅；第七類器皿：茶托、茶筅、茶盞、大盤、粉盞、卺、酒注、茅沙盤、笥、湯瓶、香匙、香盒、香爐、鹽楪、盞托、盞盤；第八類日用：承塵、床、地衣、函、笏、交椅、轎、牋紙、涓吉單子、龕、簾、茅沙、墨車、鋪陳、四柱單子、刷子、席、香、椅、帟幕、遮日、櫛、祝版、燭臺、桌、座面紙、坐褥；第九類動植物：馬、茅束、牲、雁。
  對於這九類“諸具”，在疏證上“平均用力”一無可能，二無必要。有的器物複雜，如“杯珓”，文字上異體迭出，或作“環珓”、或作“〓筊”、或作“〓筊”，且質料、形制不明，中朝兩國皆無法勾勒出其清晰的流傳使用路徑。再如“勒帛”，爲中國宋金時期庶黎常用之束衣帶，但朝鮮學者對其十分陌生，因此產生了“行縢”“裹肚”等多種謬釋。諸如此類問題，需爬梳大量文獻資料纔能釐清，故用力多。有的器物簡單，如中朝兩國常見的“笥”，其質料不出竹木，雖大小不一，但形制固定，衆禮書記載較爲明晰，故用力少。有的器物雖特殊，但其功能、用途往往單一，如“花勝”，李朝婚俗多循高麗舊禮，花勝不爲所用，因而諸賢對花勝的訓釋多有訛誤，長期不明。然而中國自漢代起，“人勝”“旙勝”“花勝”“金勝”作爲頭飾，出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文字圖像材料豐富，故而論證起來並不費力。有的器物雖常見，但功能複雜，禮儀活動中使用場景繁多，故而在疏證難度上較“花勝”之類的“特殊”器物往往更高。如常用作饋贈物的“幣”，冠、婚二禮皆見，用於禮賓、納幣、見舅姑的環節，然禮賓幣多以筆、墨、紙替代；納幣所用爲青、紅各一段的布帛；贄幣中獻“舅”以棗栗，獻“姑”以腶脩。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末代“衍聖公”孔德成曾希望以照片、膠片等影像方式復原《儀禮》。爲此，孔德成借在臺灣大學等高校、科研機構講學之機，組織起了專門的學術團隊。與事者多以考古學、民俗學、古器物學等新興學科知識，結合傳世文獻典籍等，對《儀禮》所涉各儀節名目進行了較爲系統的考察。除禮儀儀式外，禮器名物無疑是其中的研究重點。“其（禮）行之難，非盡情之難，難於盡其文而已。”毫無疑問，“諸具”就屬於“難盡之文”。“諸具”之“難盡”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禮書難讀。早在東漢鄭玄之時，“三禮”中所涉宫室服飾、器物度數等，時人不識，已號稱“難讀”。後世云“《易》好説，禮難通”，良有以也。至於《家禮》，一如前述，世人對其真僞的疑慮，版本的蕪雜，都影響了其在中國的流傳和研究。其次是“器以致用”。“諸具”的誕生本身即有强烈的實用色彩，利用古今禮書、工具書、研究論著對每一件器物簡單的定名、溯源，於徹底地了解“諸具”而言，意義有限。在動態的“禮”中考“器”，從静態的“器”中梳“禮”，纔是“諸具”疏證的價值所在。再次是跨文化交流。文化的傳播具有選擇性，“接受了外國的某頊文化特質的社會，很可能以與群體自己的傳統相和諧的方式來對它加以消化吸收”①。朱子《家禮》源自中國，但對其進行深入研究的却主要是韓國學者。作爲中國學者，要清晰地描述出“諸具”中某一事某一物究竟會在何種情況下被傳播，爲何以“這一種”方式而非“那一種”方式傳播，被傳播的文化會被本土文化作怎樣的修改，“與傳統相和諧”的平衡點在哪裹等，仍有很大難度。
  以上三點，既是“諸具”疏證的難點，從某些角度來看，也可以説是本書的“不足”。狹義的訓詁學以語言的訓釋爲中心，而許嘉璐先生則主張語言及用語言表現的“名物”“典章”“文化”“風習”等皆在訓詁學訓釋的範圍之内。他認爲“現代的訓詁學就應該在更高的層次上把訓詁學與社會學、文化學等等結合起來”，以便“更好地保持和發揚傳統訓詁學的民族特色”“使訓詁學獲得更廣闊的應用領域”“使訓詁學注意到深層的語言背景，因而可以深入地分析文獻語言的演變規律”。②對韓國朱子《家禮》中“諸具”的考證正是在這一“宏觀意義上的訓詁學方法”指引下的探索和嘗試。高水平的訓詁學著作自然可以匹配許先生所列的三個“好處”，但反過來説，這樣的訓詁學方法對使用者同樣提出了極高的要求，無論是讀透禮書、“器以致用”，還是在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準確把握“諸具”各項的名稱、源流，使用場合、方法與變通，都不是簡單的工作。必須通過艱難的文獻閲讀過程，從語言文字中勾稽出每一種器具、物用的内涵與外延，並盡可能利用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多學科的知識和資源觀照所研究的對象。對筆者而言，這是一個艱巨的考驗，任重道遠，還需假以時日，或能將許先生的主張付諸實踐，令韓國朱子《家禮》中的“諸具”疏證終爲完帙。
  文化是經整合而成的，“構成文化的諸要素或特質不是習俗的隨機拼湊，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相互適應或和諧一致的”①。朱子《家禮》播遷至朝鮮，必然與其本土文化排異、交織，並最終融合。從“諸具”來看，朝鮮士庶删削朱子《家禮》中不合時、地之宜的器具、物用，改用本國易得、合宜者，或從名稱、位置、尺度、形制、隆殺等角度對相同物具加以變通，都是重新“整合文化”的表現。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朱子《家禮》的價值並不因禮文、諸具的損益而減少，理性地認識到彼此文化之間的優點，在“互學”與“相融”中求同存異，對於豐富我們本國的文化同樣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