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張伯偉先生曾談及一門新學問的成立，需滿足若干條件：具備豐富的材料來源，能夠提出新的問題以及相應的新方法、新理論。①本書研究《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產生的“諸具”頊，使用的“新材料”——《韓國禮學叢書》並非傳統常見的域内經籍，而是數百年來不爲國内學界所知的域外文獻；同時“諸具”項並不見於中國的禮學論著，且不爲學術界所關注，是一個“新問題”。作爲“域外漢學”這一方興未艾的新學問的一個支脈，“諸具”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價值。
  首先，對於朝鮮時代《家禮》中“諸具”的疏證，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家禮》自清以降少人問津，中國的禮器研究涉及《家禮》處更是少之又少，比之《周禮》《儀禮》《禮記》著述如山、學者如林的盛況不啻雲泥之别。歷代禮書中更無“諸具”一頊，與之相關的名物考釋類辭書，如《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三禮辭典》《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等，其編纂多致力於其得名由來、形制體貌，於具體的適用範圍、數量序列及改换調整等情況未曾涉及。而依托於《韓國禮學叢書》，通過對《家禮》中“諸具”的董理，對於出土文獻、文物互證，相關禮學、民俗辭書的編纂，以及儀節形式的再現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其次，從文化學角度對禮書中“諸具”的研究，是對“小學”尤其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次傳統回歸。許嘉璐先生在《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的序言中提出，訓詁學、文字學必須向文化學領域延伸。他指出在學術由綜合走向分析的過程中，是以“小學”脱離文化爲代價的，然而文化是傳統“小學”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小學”本身即爲文化的闡釋而產生。因此“‘小學’觀照文化學，從文化學和廣泛的文化現象中吸收營養，同時文化學得到‘小學’這一利器的幫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實，這種雙向的介入和靠攏，或者稱之爲交叉、滲透，是歷史的必然”①。“諸具”雖是開放在朝鮮禮書中的一朵奇葩，然追溯其源，又與中國禮學傳統關涉頗深。通過“諸具”疏證過程中訓詁、文字、音韻學的綜合運用，揭櫫同一部著作——《家禮》，在中朝兩種文化環境中不同的學術發展脈絡及學術旨趣：中國重闡釋，故《家禮》學多爲腳注之學；朝鮮重實踐，故將“諸具”單獨采摭。中國重傳承，故自宋至清皆秉《家禮》爲聖經不敢妄自改换；朝鮮重變通，“諸具”或承或易、或删或增，皆以朝鮮國俗爲準繩。中國《家禮》與國禮多相分離；朝鮮《家禮》與國禮融合交匯、互相制約等。
  最後，朝鮮《家禮》中的“諸具”，其文獻載體是漢字，當我們對其進行觀察和研究的視野超越“一鄉一國”，將其作爲禮學整體研究乃至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一部分，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具有不同以往的意義，“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衹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衹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衹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①。因此，“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②，摒棄固有的以中國爲本體的單綫性研究方式，以“諸具”爲契機，回考中國《家禮》於版本、文字、禮圖、名物考證上的不足，做到“禮失而求諸野”。
  另外，《叢書》“諸具”疏證也爲越南、日本等國的《家禮》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以此爲基點，描繪出《家禮》在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傳承和演變的脈絡。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群體，對同一種文獻的解讀和實踐——對禮義的闡釋與生發、對禮儀的增益與減損，都自有其秉持的基準和變通的法則。惟有在“全視角”的高度，纔能從根本上把握“禮”的價值和本質。從構建這樣一個“全視角”的圖景出發，本書願成爲日本、越南等國《家禮》研究的引玉之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