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對於未曾在中國禮書中出現的“諸具”項，首先要明確其所指。然而如何給“諸具”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單從語法結構來看，“諸具”作爲偏正短語，它與“諸位”“諸人”“諸事”相似，而後者因爲使用廣泛，早已被《漢語大詞典》收録，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諸具”脱離上下文，我們就無從了解其指代的具體對象。如孫文臣《對祭星判》：“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①引文中“諸具”指俎豆、珪璧等祀神供祖所需陳列的祭品。再如，馮夢龍《甲申紀事》：“發李、戈兩僞將，嚴刑追比。有炮烙、腦箍、夾棍諸具，血肉滿前，以資笑樂。”②“諸具”指代“炮烙、腦箍、夾棍”等殘酷刑具。
  單審“具”字，在漢語語境中很容易理解爲“用具”“器械”，進而“諸具”被詮釋爲“諸般用具、器械”。但在《叢書》中，“諸具”頊下除了涵蓋儀節進程中使用到的用具、器械外，還常常包含舉行禮儀的處所、佐助人員、飲食車馬、服飾章采及動植物等。探尋其語源，《説文·升部》：“具，共置也。從升，從貝省。”即準備、備辦之義，“具”僅僅表示動作的發出，並未指明具體的施用對象。因此從“具”的本義出發，將“諸具”解釋爲“諸般需要備辦“諸具”在《叢書》中以固定的名稱出現，首推李縡《四禮便覽》：“家禮諸具之見載於本注者，或欠詳備，故别爲蒐輯，且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於每條之下。”①據李縡所説，將行禮過程中的各個器具單獨列出是他的創舉。其實不然，早在金長生《喪禮備要》中“喪具”一頊便已專列，“凡喪具略書容入之數，雖或不中亦不甚遠。且名目之難以文字爲解者，直用俗名，使倉猝易曉”②。禮儀進行所需的物品人員在《家禮》正文及注文中都有臚列，但專門提煉出來，歸納彙集，放在每條之前，在朝鮮確實是金長生的首創。③同時作爲韓國禮學一代宗師的沙溪金氏，爲了解決家禮於朝鮮民衆中踐行的現實問題，他因民之便、量民之力，對喪、祭二禮諸具熔舊鑄新，進行了合乎半島民衆實用的改造。並且不憚煩瑣，對諸具數目、式樣、結構、作用等都進行了詳明的闡釋。然而作爲“諸具”文化的發軔者，該書並非盡善盡美，一方面，對於“諸具”頊的命名，金氏以各儀節名爲標識，定爲“×之具”或“×具”，如“初終之具”“易服之具”“襲具”“奠具”等，諸具雖已成體例，然未有確名；另一方面，金氏獨取喪、祭二禮，冠、婚二禮並未涉獵，割裂了《家禮》文本的完整性。而後李縡《四禮便覽》在沿用金氏體例的基礎上，將諸具條目拓展到四禮當中，並移於儀節之後，每物目下剖析考訂越發精研，“諸具”最終從經文中分離並凝固成項。至此，我們在針對禮經中器具、人員進行考證時，統一采用李縡之定名，以“諸具”爲稱。
  《叢書》中將“諸具”全部或部分摘出，一並置於儀節之前或之後進行考證的共有37種禮書。分别是《喪禮備要》《改葬備要》《疑禮通考》《四禮便覽》《禮疑類輯》《家禮增解》《九峰瞽見》《四禮類會》《喪禮四箋》《竹僑便覽》《士儀》《士儀節要》《二禮演輯》《喪禮便覽》《全禮類輯》《家禮補疑》《廣禮覽》《四禮輯要》《臨事便考》《四禮節略》《增補四禮便覽》《喪祭類抄》《四禮汰記》《四禮纂笏》《六禮修略》《四禮提要》《四禮要選》《四禮常變纂要》《常變輯略》《四禮撮要》《禮笏》《喪祭禮抄》《四禮要覽》《二禮便考》《二禮通考》《四禮儀》《補遺喪祭禮抄》。其他禮書雖未單列，然皆在行文中對需要辨考的具體事頊，旁引曲證，參互諸説異同，給予了切要的詮釋。如《常變通考》中“勒帛非行縢”“魂帛用同心結及雜制之非”“瀝青無益”條。
  “諸具”項被李朝學者關注，其研究逐漸隆盛的原因，可自兩方面觀之：一則爲斯時研究深入化、專門化的必然趋势。隨着性理學的開展，體現《家禮》細枝末節的物用禮器、祝辭、書式、禮圖等，從經文中分離而自成體系，《家禮》研究邁入學術化的境界，名物諸具成爲群儒争相探討的對象。再則由於世人實踐《家禮》的迫切需要。有宋一朝與朝鮮時代相較，天異時，地異勢，古今異制，若想使《家禮》成爲李朝民衆讀之易懂、據之可行的儀軌，禮器諸具聽熒不明，遑論行禮之順暢。禮書中“諸具”一目稽考的强勁勢頭，正是解禮、行禮的先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