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曾子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則爲有司之末事。然一如李秉遠《冠禮考定·跋》所説：“器服名物之間，尚多有未盡通曉者，況可望究其禮而責其實乎？”②禮學之難在於“名物度數”繁複瑣細，大義奧旨難明，加之《家禮》傳至朝鮮，方域有别、異名迭出、殊類科迥、文獻闕徵、物證難求等因素，多數物目早已不爲後世所熟諳。而酌於名物器數的精確把握，在朝鮮王朝篇帙浩穰的祖述《家禮》類禮説中，孕育產生了“諸具”這一獨一無二的文獻記録形式。它將行禮所需修造預備的禮器、物具，輔助指引儀式實施的人員和禮節往來的文書格式，以全備且細微的面貌呈現了出來。文字表意不明處還配以圖繪，以圖彰其形，使“諸具”具象化，體現了强烈的視覺感和現場感。在禮式和實物殆已迷昧的今天，“諸具”文圖的保留對於研究、復原禮儀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一 “諸具”的定性
  對於未曾在中國禮書中出現的“諸具”項，首先要明確其所指。然而如何給“諸具”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單從語法結構來看，“諸具”作爲偏正短語，它與“諸位”“諸人”“諸事”相似，而後者因爲使用廣泛，早已被《漢語大詞典》收録，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諸具”脱離上下文，我們就無從了解其指代的具體對象。如孫文臣《對祭星判》：“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①引文中“諸具”指俎豆、珪璧等祀神供祖所需陳列的祭品。再如，馮夢龍《甲申紀事》：“發李、戈兩僞將，嚴刑追比。有炮烙、腦箍、夾棍諸具，血肉滿前，以資笑樂。”②“諸具”指代“炮烙、腦箍、夾棍”等殘酷刑具。
  單審“具”字，在漢語語境中很容易理解爲“用具”“器械”，進而“諸具”被詮釋爲“諸般用具、器械”。但在《叢書》中，“諸具”頊下除了涵蓋儀節進程中使用到的用具、器械外，還常常包含舉行禮儀的處所、佐助人員、飲食車馬、服飾章采及動植物等。探尋其語源，《説文·升部》：“具，共置也。從升，從貝省。”即準備、備辦之義，“具”僅僅表示動作的發出，並未指明具體的施用對象。因此從“具”的本義出發，將“諸具”解釋爲“諸般需要備辦“諸具”在《叢書》中以固定的名稱出現，首推李縡《四禮便覽》：“家禮諸具之見載於本注者，或欠詳備，故别爲蒐輯，且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於每條之下。”①據李縡所説，將行禮過程中的各個器具單獨列出是他的創舉。其實不然，早在金長生《喪禮備要》中“喪具”一頊便已專列，“凡喪具略書容入之數，雖或不中亦不甚遠。且名目之難以文字爲解者，直用俗名，使倉猝易曉”②。禮儀進行所需的物品人員在《家禮》正文及注文中都有臚列，但專門提煉出來，歸納彙集，放在每條之前，在朝鮮確實是金長生的首創。③同時作爲韓國禮學一代宗師的沙溪金氏，爲了解決家禮於朝鮮民衆中踐行的現實問題，他因民之便、量民之力，對喪、祭二禮諸具熔舊鑄新，進行了合乎半島民衆實用的改造。並且不憚煩瑣，對諸具數目、式樣、結構、作用等都進行了詳明的闡釋。然而作爲“諸具”文化的發軔者，該書並非盡善盡美，一方面，對於“諸具”頊的命名，金氏以各儀節名爲標識，定爲“×之具”或“×具”，如“初終之具”“易服之具”“襲具”“奠具”等，諸具雖已成體例，然未有確名；另一方面，金氏獨取喪、祭二禮，冠、婚二禮並未涉獵，割裂了《家禮》文本的完整性。而後李縡《四禮便覽》在沿用金氏體例的基礎上，將諸具條目拓展到四禮當中，並移於儀節之後，每物目下剖析考訂越發精研，“諸具”最終從經文中分離並凝固成項。至此，我們在針對禮經中器具、人員進行考證時，統一采用李縡之定名，以“諸具”爲稱。
  《叢書》中將“諸具”全部或部分摘出，一並置於儀節之前或之後進行考證的共有37種禮書。分别是《喪禮備要》《改葬備要》《疑禮通考》《四禮便覽》《禮疑類輯》《家禮增解》《九峰瞽見》《四禮類會》《喪禮四箋》《竹僑便覽》《士儀》《士儀節要》《二禮演輯》《喪禮便覽》《全禮類輯》《家禮補疑》《廣禮覽》《四禮輯要》《臨事便考》《四禮節略》《增補四禮便覽》《喪祭類抄》《四禮汰記》《四禮纂笏》《六禮修略》《四禮提要》《四禮要選》《四禮常變纂要》《常變輯略》《四禮撮要》《禮笏》《喪祭禮抄》《四禮要覽》《二禮便考》《二禮通考》《四禮儀》《補遺喪祭禮抄》。其他禮書雖未單列，然皆在行文中對需要辨考的具體事頊，旁引曲證，參互諸説異同，給予了切要的詮釋。如《常變通考》中“勒帛非行縢”“魂帛用同心結及雜制之非”“瀝青無益”條。
  “諸具”項被李朝學者關注，其研究逐漸隆盛的原因，可自兩方面觀之：一則爲斯時研究深入化、專門化的必然趋势。隨着性理學的開展，體現《家禮》細枝末節的物用禮器、祝辭、書式、禮圖等，從經文中分離而自成體系，《家禮》研究邁入學術化的境界，名物諸具成爲群儒争相探討的對象。再則由於世人實踐《家禮》的迫切需要。有宋一朝與朝鮮時代相較，天異時，地異勢，古今異制，若想使《家禮》成爲李朝民衆讀之易懂、據之可行的儀軌，禮器諸具聽熒不明，遑論行禮之順暢。禮書中“諸具”一目稽考的强勁勢頭，正是解禮、行禮的先提條件。
  二 “諸具”研究的價值
  張伯偉先生曾談及一門新學問的成立，需滿足若干條件：具備豐富的材料來源，能夠提出新的問題以及相應的新方法、新理論。①本書研究《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產生的“諸具”頊，使用的“新材料”——《韓國禮學叢書》並非傳統常見的域内經籍，而是數百年來不爲國内學界所知的域外文獻；同時“諸具”項並不見於中國的禮學論著，且不爲學術界所關注，是一個“新問題”。作爲“域外漢學”這一方興未艾的新學問的一個支脈，“諸具”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價值。
  首先，對於朝鮮時代《家禮》中“諸具”的疏證，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家禮》自清以降少人問津，中國的禮器研究涉及《家禮》處更是少之又少，比之《周禮》《儀禮》《禮記》著述如山、學者如林的盛況不啻雲泥之别。歷代禮書中更無“諸具”一頊，與之相關的名物考釋類辭書，如《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三禮辭典》《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等，其編纂多致力於其得名由來、形制體貌，於具體的適用範圍、數量序列及改换調整等情況未曾涉及。而依托於《韓國禮學叢書》，通過對《家禮》中“諸具”的董理，對於出土文獻、文物互證，相關禮學、民俗辭書的編纂，以及儀節形式的再現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其次，從文化學角度對禮書中“諸具”的研究，是對“小學”尤其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次傳統回歸。許嘉璐先生在《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的序言中提出，訓詁學、文字學必須向文化學領域延伸。他指出在學術由綜合走向分析的過程中，是以“小學”脱離文化爲代價的，然而文化是傳統“小學”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小學”本身即爲文化的闡釋而產生。因此“‘小學’觀照文化學，從文化學和廣泛的文化現象中吸收營養，同時文化學得到‘小學’這一利器的幫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實，這種雙向的介入和靠攏，或者稱之爲交叉、滲透，是歷史的必然”①。“諸具”雖是開放在朝鮮禮書中的一朵奇葩，然追溯其源，又與中國禮學傳統關涉頗深。通過“諸具”疏證過程中訓詁、文字、音韻學的綜合運用，揭櫫同一部著作——《家禮》，在中朝兩種文化環境中不同的學術發展脈絡及學術旨趣：中國重闡釋，故《家禮》學多爲腳注之學；朝鮮重實踐，故將“諸具”單獨采摭。中國重傳承，故自宋至清皆秉《家禮》爲聖經不敢妄自改换；朝鮮重變通，“諸具”或承或易、或删或增，皆以朝鮮國俗爲準繩。中國《家禮》與國禮多相分離；朝鮮《家禮》與國禮融合交匯、互相制約等。
  最後，朝鮮《家禮》中的“諸具”，其文獻載體是漢字，當我們對其進行觀察和研究的視野超越“一鄉一國”，將其作爲禮學整體研究乃至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一部分，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具有不同以往的意義，“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衹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衹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衹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①。因此，“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②，摒棄固有的以中國爲本體的單綫性研究方式，以“諸具”爲契機，回考中國《家禮》於版本、文字、禮圖、名物考證上的不足，做到“禮失而求諸野”。
  另外，《叢書》“諸具”疏證也爲越南、日本等國的《家禮》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以此爲基點，描繪出《家禮》在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傳承和演變的脈絡。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群體，對同一種文獻的解讀和實踐——對禮義的闡釋與生發、對禮儀的增益與減損，都自有其秉持的基準和變通的法則。惟有在“全視角”的高度，纔能從根本上把握“禮”的價值和本質。從構建這樣一個“全視角”的圖景出發，本書願成爲日本、越南等國《家禮》研究的引玉之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