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最后，我们需要对《诸儒鸣道集》的影响及其价值给出恰当的评价以为本书的结尾。
  与近年来屡屡被人提起相比，《诸儒鸣道集》在自问世后的近一千年当中，基本上处于乏人问津的状态。不过，该书在初刻之际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除了上文所提到的诸家对该书的引用之外，在发生在庆元二年（1196年）的禁书活动中，就提到：
  六月十五日，国子监言：已降指挥，风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复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待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名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炼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翚《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行下诸州及提举司将上件内书板当官劈毁，从之。①
  这则材料的引人注意之处有两点：其一，这条材料强调，所要禁止的图书是各类“语录”，而《诸儒鸣道集》恰好就是“语录”的合集，所以它不会像《四书集注》等图书那样幸运。其二，这条材料罕见地将刘子翚、潘殖、江民表的著作并列，在目前发现的材料中，仅此一例。这足以表明《诸儒鸣道集》必在被禁之列，也间接说明该书在当时必有相当的影响。
  不过，《诸儒鸣道集》的少人关注与周、张、二程、谢、杨等人的风光无限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书没有在朱子那里得到回应。同时，由朱子及其弟子先后整理的周敦颐、二程、谢良佐、杨时等人著作的权威版本迅速流行（刘子翚的著作也因朱子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朱子虽然没有整理过张载的著作，但是却对张颇多推崇，这对张载著作的保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未得到朱子整理的潘殖、刘安世、江公望等人的著作则多有亡佚（张九成的著作由于得到了亲属后学的整理而得以保存）。由此，我们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的影响时，就只能老实承认它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我们认为，这是程朱之学迅速被定为一尊后的必然现象——凡是得不到朱子回应的、赞许的，只有流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地位。
  《诸儒鸣道集》对于我们的主要价值，更在于它的史料价值。本书的前面章节已经足以说明这一点。虽然这本书的被重新发现还不足以带来“重写学术史”的作用，但是也足以启发我们以一种新的思路来审视宋代儒学的发展脉络，审视程朱理学在被定为一尊之前道学发展的基本面貌，而思路的转变，又可以使我们开辟出宋代儒学发展史的新领域。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还有许多“富矿”可挖。

①（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166册，《刑法》二之第127页，1936年北平图书馆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