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上述分辨看似简单，却非常必要。因为一旦把上述主张绝对化，就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比如：比朱子略早的祁宽曾在作于绍兴甲子年（1144年）的《通书后跋》一文中提道：“……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指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③云云。对于这段较为熟悉的文字，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在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通书》④（以下简称“九江本”）中，只是收录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通书》，而没有收录《图》，也自然就没有收录《说》。上述观点的形成，就是受到了视《图》与《说》为一体这一说法的影响。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就是如此呢？笔者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一说法。在该书的《又·延平本》一文中，则曰：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双行夹注：而下误多一生字）……①
  关于这则材料，宋刻本中标注此文的作者为“前人”，但是在该书的目录中却又明确标明此为“晦庵后序三篇”之一，又考朱子所作的《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则云：“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指‘建安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②云云。据此文可知，《又·延平本》一文确系朱子所作，其没有被收入《朱子文集》的原因待考。束景南先生以为，《又·延平本》一文当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③，即朱子刊刻“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南康本”）之前，信然。
  关于这段文字中“此本”二字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陈来师以为“此本”指的是“建安本”，④所依据的是朱子的“南康本”的后序（《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杨柱才先生则认为，“朱熹……碰到所谓临汀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朱熹对之做了校勘，写有跋文，称《延平本》”，⑤杨的理解恐怕有误，因为朱子说得很清楚，他是根据“九江故家传本”来校对的“此本，而非直接校对的“九江故家传本”；束景南先生则认为，“延平本《太极通书》非朱熹刊刻”⑥，如此，则《延平本》当为另外之人所编刻。比较而言，当以陈来师的说法为正。朱子校“此本”之地在延平，所校的结果称为“延平本”。后来，朱子又对“延平本”做出过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是为“南康本”。
  那么，杨方所得的“九江本故家传本”与祁宽所见过的那个“九江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束景南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并非原本”。其例证是：“从其中的误字来看应是一个传写本，其出现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之后。真正见到九江旧本的是祁宽，那是只有《通书》而没有《太极图易说》的本子。今有人说杨方所得传本‘最具权威’，是把祁宽所见九江旧本同杨方所得九江传本误混为一了。”①看来，束先生也认为《图》和《书》是一体的，因此才会认为，既然祁宽的文中说九江旧本中没有收录《图》，那一定也不会收录有《说》（即他自己所说的《太极图易说》）。由此，杨方所得的“九江本”就只能是晚出的。
  我们认为，束景男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其一，这段文字中明明称杨方的所得是“九江故家传本”，“故家”二字白纸黑字，不是轻易就能否定的。其二，祁宽的后跋作于1144年，而朱子在编订“长沙本”《通书》（以下简称为“长沙本”）之时，②就已经参考过包括“九江本”（当为祁宽所见的版本）在内的诸多《通书》版本，也曾见到过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见《太极通书后序》所述），那么也自然会见到过经由祁宽校订和印行的《通书》了。可以说，朱子对于“九江本”是非常熟悉的。③那么，高明如朱子者，在十几年后在见到杨方所得传本时，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杨方所得到的本子就是晚出的，而且偏偏其中所收录的《太极说》（即《说》），就是为后来人所增，而所增加的文字中，还偏偏就有错误，甚至连名字都错了呢？④其二，同样是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朱子还详细列出了“九江本”与“延平本”之间的十四处“义可两通，当并存之”的差异。在这当中，有一条差异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延平本”作“能化而齐”，而在“九江本”中则提道：“齐，一作济、一作消”。显然，朱子这里显然是用了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其中就有杨方所得本）来与“建安本”作比较：某处在“建安本”中作“齐”字，而在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作“济”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则作“消”字。朱子的结论是：无论是作“齐”，作“济”，还是作“消”，都是可以的。这则材料足以表明：其一，朱子在得到杨方所得之“九江本”之后，随即用自己手中所藏的“九江本”与之作过细致的比较，并默认二者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异，因此他才会笼统地统称之为“九江本”，并以它们来和“建安本”作比较。其二，朱子手中的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和“建安本”都收录有《太极说》一文，其差异仅在于《太极说》的文字略有不同而已。因此，束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延平本”为后出，且与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法不能成立。
  再者，束先生又据朱震的《进周易表》中所收的《说》①一文，判定杨方所得的本子的《太极说》有误字，这也有些失之草率：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图》和《说》都属于程门传本，“九江本”则属于周氏故家传本。“九江本”在时间上要早于程门传本，又怎么能用后出的本子来评断早出的本子呢？显然，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杨方所得“九江本”晚出之前，我们还不好断言其“无极而生太极”的表述就是错误的。
  由此，结合《又·延平本》这则材料与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九江本”《通书》中，收录有周敦颐的《太极说》（“九江本”很可能是把《太极说》附在了书后），只是“建安本”作“无极而太极”，而“九江本”则作“无极而生太极”。朱子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认为“建安本”的记录才是正确的。其二，“九江本”在收录有《太极说》的同时，却没有收录《图》。与之相对，稍后才流行的程门传本《通书》，则既收录有《图》，也收录进了《说》。二者的差别只是在于此，而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九江本”中既未收录《图》，也未收录《说》。其三，“九江本”所收的是《太极说》而非《太极图说》。这或许表明，其编者或许认为此文只是对“太极”的诠释，而非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受资料所限，此问题目前还只能存疑。
  其实，我们也能从祁宽自己的话中看出一些端倪：“或云：《图》乃（周敦颐）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①对于这句话，朱子的转述为：“武当祁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②显然，朱子是认为周敦颐手授给二程的只是“图像”（即《图》），而非《说》，也非是作为《图》与《说》合体的“书”。在这里，朱子对《图》与《说》之间的差异，也还是有所区别的，他那里是把二者视为一体了？但是，就朱子说周敦颐“未尝有所为‘书’”这一点，考之潘兴嗣的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如果这段话的点断，确如朱子所理解的那样）来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潘既然能见到周敦颐所作的，包括《太极图》在内的数十篇文字，又怎么可能说周之于《太极图》，是“未尝有所为书”呢？因此，祁宽的这段话很可能意味着：其一，周敦颐只是自作了《说》（即《太极图易说》），而非《图》，或者说周敦颐长期来秘传的只是《图》，而《说》则一直是公开的；其二，至少在“九江本”编订者、祁宽，乃至朱子的眼中，对于《图》和《说》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

③（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通书后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页。陈来师指出，此跋“应是为印行《通书》而发”，见杨柱才《道学宗主》之序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印行”的《通书》，就是祁宽据九江旧本校订过的《通书》新版本。 ④束景南先生也把林栗于乾道二年即1166年刊刻的《通书》版本称为“九江本”，这似乎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林栗所刻《通书》与祁宽所到见的《通书》是否一致。 ①（宋）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