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太极图》（下文简称为《图》）是否出于周敦颐的自作，它与《太极图说》（下文简称为《说》）是一体的关系吗？还是仅是《说》为周所作，而《图》则另有所本呢？这一问题自从周敦颐去世后不久后即开始争论，至今也没有定论。此前，笔者曾撰有《〈太极图〉与〈太极图说〉之“五行说”比较研究》一文讨论此问题，本文则拟从文献考察的角度入手，集中讨论与此相关三个问题，希望为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再做努力。
  一关于《图》与《说》之分与合的说明
  展开讨论之前，先要辨明一个问题。很久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坚持以下的观点：“度正把图与说视为一体，传图者必传说，决不可能前人创图，后人作说……这个意见，是可取的。”①我们则认为，这一说法无异于直接取消了这个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疑案。因为，很少会有人怀疑《说》的著作权问题，而直接把《图》与《说》视为一体关系，那这个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再来讨论的必要了。但是，历史上关于周敦颐的种种疑案，主要就是围绕《图》（而不是《说》）是否为周敦颐所自作这一焦点问题展开的，其立论的前提也就是，至少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著作权”问题的时候，需要把二者区别开来对待。就此而言，“把《图》与《说》视为一体”就不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此问题的逻辑起点。再者，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充分的证据表明，“以《图》与《说》为一体”是被所有人严格遵守的金律。基于此，我们在分析史料的时候，就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对。当然，杨柱才先生也提出了另外一种情况：“明确以《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并称，是朱熹首先提出……另一种情形是，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单提《太极图》或《太极图说》，实际所指确实互相包含，即提《太极图》则包含《太极图说》，提《太极图说》则包含《太极图》，这个习惯在朱熹那里也常见。”①我们应该注意到上述现象的存在，但是同样也不能把它绝对化。其实，即使是在朱子那里，也经常有例外的情况。如他在《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此为“南康本”《通书》的后序）②一文的开篇即云：“右，周子《太极图》并《说》一篇……”，文中简单一个“并”字，就很能说明问题。
  二从一则材料看“九江本”《通书》是否包含《说》
  上述分辨看似简单，却非常必要。因为一旦把上述主张绝对化，就可能使我们忽略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比如：比朱子略早的祁宽曾在作于绍兴甲子年（1144年）的《通书后跋》一文中提道：“……逮卜居九江，得旧本于其家（指周敦颐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校正舛错，三十有六字，疑则阙之”③云云。对于这段较为熟悉的文字，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在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通书》④（以下简称“九江本”）中，只是收录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通书》，而没有收录《图》，也自然就没有收录《说》。上述观点的形成，就是受到了视《图》与《说》为一体这一说法的影响。那么，事实是否果真就是如此呢？笔者在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发现了一则材料，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一说法。在该书的《又·延平本》一文中，则曰：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双行夹注：而下误多一生字）……①
  关于这则材料，宋刻本中标注此文的作者为“前人”，但是在该书的目录中却又明确标明此为“晦庵后序三篇”之一，又考朱子所作的《再定太极通书后序》，则云：“然后得临汀杨方本以校，而知其（指‘建安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建安本’）舛陋犹有未尽正者（如：‘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一章当为二章之类”②云云。据此文可知，《又·延平本》一文确系朱子所作，其没有被收入《朱子文集》的原因待考。束景南先生以为，《又·延平本》一文当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③，即朱子刊刻“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为“南康本”）之前，信然。
  关于这段文字中“此本”二字的具体所指，目前学界还存在争议：陈来师以为“此本”指的是“建安本”，④所依据的是朱子的“南康本”的后序（《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杨柱才先生则认为，“朱熹……碰到所谓临汀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朱熹对之做了校勘，写有跋文，称《延平本》”，⑤杨的理解恐怕有误，因为朱子说得很清楚，他是根据“九江故家传本”来校对的“此本，而非直接校对的“九江故家传本”；束景南先生则认为，“延平本《太极通书》非朱熹刊刻”⑥，如此，则《延平本》当为另外之人所编刻。比较而言，当以陈来师的说法为正。朱子校“此本”之地在延平，所校的结果称为“延平本”。后来，朱子又对“延平本”做出过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是为“南康本”。
  那么，杨方所得的“九江本故家传本”与祁宽所见过的那个“九江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束景南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并非原本”。其例证是：“从其中的误字来看应是一个传写本，其出现的时间应在绍兴十四年之后。真正见到九江旧本的是祁宽，那是只有《通书》而没有《太极图易说》的本子。今有人说杨方所得传本‘最具权威’，是把祁宽所见九江旧本同杨方所得九江传本误混为一了。”①看来，束先生也认为《图》和《书》是一体的，因此才会认为，既然祁宽的文中说九江旧本中没有收录《图》，那一定也不会收录有《说》（即他自己所说的《太极图易说》）。由此，杨方所得的“九江本”就只能是晚出的。
  我们认为，束景男先生的这一说法很值得商榷，理由如下：其一，这段文字中明明称杨方的所得是“九江故家传本”，“故家”二字白纸黑字，不是轻易就能否定的。其二，祁宽的后跋作于1144年，而朱子在编订“长沙本”《通书》（以下简称为“长沙本”）之时，②就已经参考过包括“九江本”（当为祁宽所见的版本）在内的诸多《通书》版本，也曾见到过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见《太极通书后序》所述），那么也自然会见到过经由祁宽校订和印行的《通书》了。可以说，朱子对于“九江本”是非常熟悉的。③那么，高明如朱子者，在十几年后在见到杨方所得传本时，并没有怀疑其真实性，我们今天又有什么理由怀疑杨方所得到的本子就是晚出的，而且偏偏其中所收录的《太极说》（即《说》），就是为后来人所增，而所增加的文字中，还偏偏就有错误，甚至连名字都错了呢？④其二，同样是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朱子还详细列出了“九江本”与“延平本”之间的十四处“义可两通，当并存之”的差异。在这当中，有一条差异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延平本”作“能化而齐”，而在“九江本”中则提道：“齐，一作济、一作消”。显然，朱子这里显然是用了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其中就有杨方所得本）来与“建安本”作比较：某处在“建安本”中作“齐”字，而在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作“济”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九江本”中则作“消”字。朱子的结论是：无论是作“齐”，作“济”，还是作“消”，都是可以的。这则材料足以表明：其一，朱子在得到杨方所得之“九江本”之后，随即用自己手中所藏的“九江本”与之作过细致的比较，并默认二者之间并没有大的差异，因此他才会笼统地统称之为“九江本”，并以它们来和“建安本”作比较。其二，朱子手中的两个版本的“九江本”和“建安本”都收录有《太极说》一文，其差异仅在于《太极说》的文字略有不同而已。因此，束先生认为杨方所得“延平本”为后出，且与祁宽所见到的“九江本”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法不能成立。
  再者，束先生又据朱震的《进周易表》中所收的《说》①一文，判定杨方所得的本子的《太极说》有误字，这也有些失之草率：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图》和《说》都属于程门传本，“九江本”则属于周氏故家传本。“九江本”在时间上要早于程门传本，又怎么能用后出的本子来评断早出的本子呢？显然，在没有确切证据表明杨方所得“九江本”晚出之前，我们还不好断言其“无极而生太极”的表述就是错误的。
  由此，结合《又·延平本》这则材料与祁宽的《通书后跋》一文，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九江本”《通书》中，收录有周敦颐的《太极说》（“九江本”很可能是把《太极说》附在了书后），只是“建安本”作“无极而太极”，而“九江本”则作“无极而生太极”。朱子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认为“建安本”的记录才是正确的。其二，“九江本”在收录有《太极说》的同时，却没有收录《图》。与之相对，稍后才流行的程门传本《通书》，则既收录有《图》，也收录进了《说》。二者的差别只是在于此，而不是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九江本”中既未收录《图》，也未收录《说》。其三，“九江本”所收的是《太极说》而非《太极图说》。这或许表明，其编者或许认为此文只是对“太极”的诠释，而非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受资料所限，此问题目前还只能存疑。
  其实，我们也能从祁宽自己的话中看出一些端倪：“或云：《图》乃（周敦颐）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也。”①对于这句话，朱子的转述为：“武当祁宽居之又谓‘图像’乃先生指画以语二程，而未尝有所为书。”②显然，朱子是认为周敦颐手授给二程的只是“图像”（即《图》），而非《说》，也非是作为《图》与《说》合体的“书”。在这里，朱子对《图》与《说》之间的差异，也还是有所区别的，他那里是把二者视为一体了？但是，就朱子说周敦颐“未尝有所为‘书’”这一点，考之潘兴嗣的那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如果这段话的点断，确如朱子所理解的那样）来判断，也是不能成立的：潘既然能见到周敦颐所作的，包括《太极图》在内的数十篇文字，又怎么可能说周之于《太极图》，是“未尝有所为书”呢？因此，祁宽的这段话很可能意味着：其一，周敦颐只是自作了《说》（即《太极图易说》），而非《图》，或者说周敦颐长期来秘传的只是《图》，而《说》则一直是公开的；其二，至少在“九江本”编订者、祁宽，乃至朱子的眼中，对于《图》和《说》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
  三对“潘志”所记载周敦颐著作的新解读
  对上述材料准确解读，还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潘兴嗣所作的《先生墓志铭》（在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中，又作《周敦颐墓志铭》）中一段话的点断问题。潘在此文中提道：“（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③对于这句话的点断，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朱子认为，这句话中提到周敦颐的作品包括“《太极图》（朱子的意思，此《太极图》包括《图》和《说》）、《易说》和《易通》”三种。但是问题是，除了这句比较模糊的话之外，《易说》一书再也没有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究竟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朱子自己则推测说：“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指《易通》）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④云云。朱子的意思，《易说》不会是“通论”性质，否则就会和只有一篇的《太极图说》重复了。但是他的这一推测也很难成立：既然《易说》“依经以解义”为分说，《易通》“不系于经者”为总说，那么前者在篇幅上肯定是要多于后者。但是，“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只有区区“数十篇”，其中就包括《太极图》一篇和《易通》四十篇，那么其总数又怎么可能只有这区区的“数十篇”？当然，《易说》也可能只是周敦颐尚未完成的且篇幅不大的残稿。对此问题，材料所限，我们只能存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子关于《易说》的推测明显存在着漏洞。
  那么，潘的这段话为什么就不能点断为“……作《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和《易通》（即《通书》）数十篇……”，也就是说周敦颐只是作了这两部书呢？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周敦颐真的是作了三书，而且它们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的话，那么何以后来周的家人在编订“九江本”时，却没有收入已经是成文，而且又被藏于家的《图》呢？再者，据潘的这段话来看，根本不可能是像祁宽后来所说的那样，周敦颐只是把《图》单独传授给了二程（否则“藏于家”的《太极图》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祁宽本人对自己的表述也将信将疑，所以才使用了“或云”二字，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却对此二字视而不见）。再进一步说，既然潘兴嗣说过《图》与《说》都早已公开流传（至少是潘自己知道此事），而程门弟子们又说周敦颐又曾把《图》传授给了二程，何以二程自己却从来没有明确提及过事实上早已经被公开的《图》呢？自从朱子以来，许多人都试图对此疑问做出过解答，却都难以令人满意。仅以朱子的回答为例。一方面，朱子强调二程确有祖述《图》的文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①；另一方面，朱子则强调二程不言《图》和《说》，是因为“《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②。此二说都难以成立：朱子提到的三篇文章，都没有表现出与《图》的确切关联（至多能说在义理上与《说》有一些联系），更没有出现《图》和《书》的具体名称与内容，难怪朱子只能以“乃或”二字作为结论。
  另外，朱子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云云，更是与事实不符（见潘志）。再者，二程与周敦颐的接触，都在其早年。我们很难想象周会把自己甚为私密的东西单独传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况且，二程对周子的著作并未热心整理，却听任其散失（假如《易说》真的存在的话），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秘传”的《太极图》，这绝对不合常理。最后，据祁宽的记述，“《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云云。我们也很难想象，二程最终选定的“能受之者”，就是默默无闻的侯师圣。
  其实，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潘的这段话只是说周敦颐作了《太极图易说》和《易通》这两部书，而且此两书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并且又都被其后人收入了“故家传本”中。潘的这段话和“九江本”中，都只是没有提到《图》罢了。由此，《图》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秘传状态，直到后来才被二程的弟子们所公开。他们又显然认为，《太极图易说》就是对“太极图”（而非“太极”）的解说，所以才会在刊刻周敦颐的著作时，把《图》附在《通书》之后。从这方面来说，《图》的原始出处的确令人生疑。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周敦颐在晚年直接把《图》传给了侯师圣，而侯师圣则据此编订了《通书》，这中间并没有转手于二程。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教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①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有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既已经有所回答：“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①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静为动本”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四结合《语录》《濂溪通书》看《图》与《说》早期的分合情况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时，陈来师曾经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陈来师认为：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①
  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延平本》②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暌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①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濂溪通书》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濂溪通书》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上文中提道：“其（此处指建安本）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同时，《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而《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这是其不同于“九江本”之处。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濂溪通书》中。
  第二，《濂溪通书》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道：“‘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②，以此为准，《濂溪通书》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语录》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濂溪通书》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濂溪通书》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道：“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③云云，《濂溪通书》同样也没有收入朱子整理的《事状》。这是“建安本”与《濂溪通书》的显著不同。不过，在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建安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濂溪通书》与“建安本”完全一致（这十九条也应该与“长沙本”一致，因为“长沙本”与“建安本”在这些地方应该没有差别），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也说明，《濂溪通书》实际上与“建安本”的四十章《通书》部分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濂溪通书》既无《图》也无《书》而已。
  第四，《濂溪通书》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在卷数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南康本”刻印于1179年，恐怕此时《诸儒鸣道集》早已经刊刻多年了。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濂溪通书》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濂溪通书》《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双行夹注：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道：“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①，而《濂溪通书》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②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版本，《濂溪通书》当为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选择刊刻《濂溪通书》，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长沙本”《通书》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濂溪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引入对“鸣道本”《濂溪通书》和“九江本”《通书》的分析表明，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地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附录：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年代考
  朱子编订“长沙本”具体在哪一年？对此问题的考证以束景南先生为最详，他在其三部大作中均明确提出，“长沙本”刊刻于乾道二年（即1166年）。其所举例证为朱子的《答汪尚书·去春赐教》这封信：
  大抵近世诸公知濂溪甚浅，如《吕氏童蒙训》记其尝著《通书》，而曰“用意高远”。夫《通书》太极之说，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岂用意而为之，又何高下远近之可道哉？近林黄中（栗）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记》文，极论“濂”字偏旁，以为害道，尤可骇叹；而《通书》之后次序不伦，载浦宗孟《碣铭》全文，为害尤甚。以书晓之，度未易入。见谋于此别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难办也。春陵记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于今日，奈何，奈何！①
  关于这封信的具体写作年代，束先生指出：“此书原注‘乙丑’（乾道五年）显误。按该书云：‘去春赐教，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此即指《文定集》（汪应辰所作）卷十五《与朱元晦书十》（即《与朱元晦书·别德寖久》），此书作于乾道元年春间。周必大《益国文忠公集》卷四有《次韵江州林黄中上巳日会邛州刘侍郎梓漕任直阁于庾楼诗》，注作于‘丙戌’。是林栗知江州在乾道二年，其自江州寄《祠堂记》即在其时。”②我们认为，朱子的这封信的确可能作于乾道二年，但这很难说明朱子编订“长沙本”的时间就是在乾道二年：朱子的此信中明确提到“见谋于此别为叙次而刊之，恐却不难办也”云云，这说明朱子还只是在谋划要编订《通书》而已，而不能说朱子编订“长沙本”的确切时间就是在乾道二年。
  束先生又曾指出：“长沙本……书由湖南帅刘珙刻于长沙”③，他在《朱子大传》一书中，也提出过“长沙本”由刘珙于乾道二年刻于长沙这件事：“乾道二年九江太守林栗又再刻《通书》……朱熹也在这一年另外校定《通书》，由刘珙刻板于长沙，就主要针对林栗的九江本。”①但是问题是，束先生在上述两书中都没有给出说“书由刘珙刻于长沙”这条材料的原始出处。事实上，在《宋史》以及由朱子编订的刘珙的《行状》和《墓志铭》中，也都没有提及这件事。笔者多方检索，也没有找到这条材料的原始出处。值得玩味的是，在束先生最新出版的《朱熹研究》一书中，对“长沙本”的表述则改为：
  在周敦颐死后出现各种《太极图说》的本子，都是把《太极图说》放在《通书》后面作为最末一章。朱熹起初在乾道二年校订《通书》刻于长沙，也是这样处理。②
  这里，束先生已经不再提及刘珙刻印“长沙本”于长沙这件事，为什么束先生会做此改动，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总之，朱子的《答汪尚书·去春赐教》又不足以表明“长沙本”一定就编订于乾道二年。至此，“长沙本”究竟刊刻于何年，仍然是个疑问。
  其实，关于“长沙本”的具体刻印时间，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材料予以明确。如，朱子在《答丘子服（膺）·周子通书》中提到：
  周子《通书》近时到处有本，此本顷自刊定，比它本为完，可试读之。此近世道学之源也，而其言简质若此，与世之指天画地、喝风骂雨者气象不侔矣。更有“二先生集”本，皆为人乞去，俟他时别寄也。③
  朱子此信的具体年代不详，却明确提到朱子“顷自刊定《通书》”这一事实。陈来师曾粗定此信作于淳熙六年（1179年），似为不妥。与朱子在编订“建安本”《通书》时所作的后序（即《周子太极通书后序》）相比，我们很容易判定这封信中所说《通书》，所指的即是“长沙本”：
  右周子之书一编，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有同异。长沙本最后出，乃熹所编定，视他本最详密矣。①
  对二者比较可知，《答丘子服（膺）·周子通书》中提到“到处有本”即《周子太极通书后序》中所说的“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提到的“此本……比它本为完”即“长沙本……视他本最详密”。另外，此信中亦提到的“二先生集”本被人借去这件事，似与刘珙张栻编订“二程先生文集”这件事有关，此事正在乾道二年。朱子的这封信可以被视为是“长沙本”《通书》编订于乾道二年的确证。
  朱子“长沙本”之编刻，明显有针对林栗所刻《通书》的意味。

①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①《道学宗主》，第16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3652页。 ③（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通书后跋》，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1页。陈来师指出，此跋“应是为印行《通书》而发”，见杨柱才《道学宗主》之序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印行”的《通书》，就是祁宽据九江旧本校订过的《通书》新版本。 ④束景南先生也把林栗于乾道二年即1166年刊刻的《通书》版本称为“九江本”，这似乎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察林栗所刻《通书》与祁宽所到见的《通书》是否一致。 ①（宋）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3页。 ③《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第776页。 ④《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页。 ⑤《道学宗主》，第26页。 ⑥《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第776页。又见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 ①束景南《周敦颐〈太极图说〉新考》，《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②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的具体年代不详，据后来编订于1169年的“建安本”《通书》的后续来看，“长沙本”的编订要在此之前。束景南以为“长沙本”刻于1166年，未有确证，见其《朱熹年谱长编》，第348—349页。据本人考证，“长沙本”确实刊刻于1166年，证据将另文刊发。 ③朱子早年即接触到了周敦颐的著作，他在《周子通书后记》中提道，“熹自早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857页。其最初接触的应该是《通书》的程门传本，但他后来编订“长沙本”，既已经提到了“九江本”。从祁宽提出“九江旧本”到朱子参考“九江本”编订“长沙本”，前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这中间很难再冒出一个所谓后出的“九江本”，却不被人发现。 ④朱子在对《说》首句的问题上，从来都不妥协，因此才会与洪适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如果朱子比较出杨方本“九江本”为后出，而且又作“无极而生太极”的话，那么他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①（宋）朱震《汉上易传》，《汉上易传卦图》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①《周敦颐集·通书后跋》，第111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③《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第186页。 ④《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41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1901页。 ①《周敦颐集·通书后跋》，第4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页。 ②束景南先生给这段文字起名为《跋延平本太极通书》。 ①《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第115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28页。 ③同上书，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66页。 ②杨柱才君已经指出此条，参见《道学宗主》，第31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去春赐教》，第1305页。 ②《朱熹年谱长编》，第348～350页。按，束先生似乎并没有见到被收入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中的林栗的《江州周学先生祠堂记》一文，该文明确指出林栗刊刻周敦颐的《通书》于乾道二年三月。见《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十，第229页。据此文，林栗刊刻的《通书》，依据的是周敦颐的曾孙直卿所提供的底本，林栗的刊刻地在九江。 ③《朱熹年谱长编》，第350页。 ①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②束景南：《朱熹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③《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朱文公续集》卷七，《答丘子服（膺）·周子通书》，第4773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第3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