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编者可能的身份时，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其与朱子是否有所交往。虽然就目前传世的资料来看，我们还找不到该书编者与朱子直接发生联系的直接证据，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理由如下：上文已经提到，《诸儒鸣道集》的编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朱子整理二程“语录”的相关文献，这本身就说明其与朱子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可能是间接的，而联系的中介可能就是朱子提到过的有官方背景的程舶（程宪）。但是，即使《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朱子会有所关联，这种联系也是比较松散的，理由如下：其一，他们在《濂溪通书》上并没有交流。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鸣道本”《濂溪通书》的来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朱子曾经提到过该版本。他不提《濂溪通书》（或许朱子见到过此版本，但认为不值一提），也极有可能意味着他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关系比较疏远。否则以朱子之对于周敦颐著作的特殊兴趣，他应该很容易得到“鸣道本”《濂溪通书》。同样，他们在《圣传论》上也没有过任何的交流。其二，朱子直到乾道初年之前，其活动不出闽、赣、湘之范围，而与浙地人士交流尤其少，我们审查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书信往来，也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其三，《诸儒鸣道集》选入朱子所编的《二程语录》和《上蔡语录》，显然是属于“不告而刊”的盗印行为，这一点毫无疑义。朱子对此无可奈何，情况只能有两种：或者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朱子碍于情面不便指责；或者他们的关系很疏远，朱子对之没有影响力。两者相较，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朱子在《诸儒鸣道集》可能刊刻之年前后的活动和书信往来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考察。结合上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初步确定将考察的范围确定为从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到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这个时间段。需要说明的是，前贤们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丰富的材料，其中又以陈来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和束景南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为代表。假定《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朱子有一定的关系，其线索也只能从上述信息中寻找。
  经对这个阶段与朱子有过联系之人的细致考察可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能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例如，李侗、胡宪（在宋高宗绍兴末年去世）、张栻（从张栻的文字来看，他坚信《太极图》出自周敦颐。再者，张栻是胡宏的弟子，他要是编订周的文集，肯定会选取胡宏所编的《濂溪通书》。其三，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即是在胡宏所编《濂溪通书》，而朱子所据的胡宏本通书，即是来自他本时间段内的长沙之行，很可能就是由张栻提供的）、汪应辰（于乾道元年到乾道四年在蜀任职）、何镐（朱子给他的书信中两次提到二程的“语录”，但是何本人始终却没有见到二程的“语录”）、许顺之、王近思（许、王二人参与了编订《程氏遗书》的工作）、林择之、蔡季通（二人均为朱子后学，不可能在违背朱子意志的情况下刊刻《诸儒鸣道集》）、陈明仲（为湖湘学者、曾与朱子讨论《太极图》旧本，质疑其中的“五行顺布”问题），石〓（石子重）（多在福建任职）、魏元履（乾道中才应张俊之召离开福建）、范念德（字伯崇，范为朱子之姻弟，又被列为朱子弟子）、李思宗（字伯谏，朱子弟子）。
  检查朱子这段时间的活动与书信往来，我们也没有发现朱子与《诸儒鸣道集》之编订曾有直接关联的信息。唯一可能与《诸儒鸣道集》之编订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在给何镐的三封书信中提到的，程舶（程宪？）从他手中拿走过二程之“语录”的手稿，并把此手稿交由叶学古（朱子曾为叶学古的书斋作《至乐斋铭》）进行校对这件事：
  《语录》……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
  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但说释氏处，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岛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
  《语录》程宪未寄来也。所疑《记善》足见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别纸具禀其详。①
  现在看来，《诸儒鸣道集》中的《二程语录》，最有可能就是以程舶（宪）从朱子处拿走的文稿为底本的。这一点恰可以成为论证《诸儒鸣道集》为坊刻本之证据。
  如果抛开证据方面的考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可能与浙学中人可能会有一定的联系。理由如下：
  其一，《诸儒鸣道集》刊刻于浙江，而且很可能是在杭州或婺州（刊刻《诸儒鸣道集》的多数刻工在此阶段也在婺州地区刊刻过书籍）。这两个地方受吕氏家族的影响颇大。以吕氏家族对图书的占有情况来看（全祖望即指出：“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他们与图书出版界必然会有很大的关联，也完全会有人有能力帮助其编订《诸儒鸣道集》。
  其二，浙学号称“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以经史不分，强调经世之学为特色，这被许多人认为有驳杂之嫌，因此才被《宋史》的编者排斥在“道学传”之外（吕祖谦即没有进入“道学传”中）。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浙江学派也有自己的道统观的话，也会是很多元化的。由此，如果《诸儒鸣道集》是由受他们影响的人所编的话，会收入司马光和刘安世、潘殖等人的著作，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同样，以吕祖谦等人对于周敦颐的态度而论，受到他们影响的人在编订《诸儒鸣道集》时，不收入程门传本的《通书》，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吕祖谦曾短暂从学于张子韶和胡宪，他可能及时得到《忘筌集》、《圣传论》和《横浦日新》，并使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其四，假如《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吕祖谦有些关联的话，朱子完全可能碍于情面不便对《诸儒鸣道集》之编订做出过激的反应，而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其五，《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可能是吕祖谦，至多是与他有一定的关联。据史料记载，朱子与吕祖谦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初次见面，此后二人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但是，吕祖谦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第，后复中博学弘词科，“乾道三年丁内艰，庐墓武义明招山……五年著《博议》……六年服阕，除太学博士……八年丁父忧”。①可知，吕祖谦在此期间基本没有时间从事编订《诸儒鸣道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吕祖谦是成书于1175年的《近思录》的主要编订者，而《近思录》与《诸儒鸣道集》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在考察朱子与吕祖谦的书信往来，以及对《近思录》的讨论中，都没有发现二人提及《诸儒鸣道集》。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确定，吕祖谦本人不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订者。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2册，《文集卷四十》，分别为《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答许顺之·尤溪书来》和《答何叔京·熹蒙喻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2、1748、1828页。 ①（清）邓钟玉等纂：《光绪金华县志》，卷八“人物”。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93，第802页。转引自《理学在浙江的传播》，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