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上，有一个问题颇令人奇怪，那就是它的影响。在现存宋代文献中，关于该书的记载屈指可数（只见于《郡斋读书志附志》、《直斋书录解题》，《记纂渊海》中），①只此而已。此后，也只是文献类的著述中才会提到该书，它在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响。唯一的例外是金人李纯甫，他所编订的《鸣道集说》，可以算是基于思想史的角度，对《诸儒鸣道集》的唯一回应。②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的广泛传播，影响深远③。
  对于这种现象，当代学者也有所解释：第一，政府的禁书活动；第二，在该书刊刻不久，其所收的多数著作就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第三，朱子对张子韶、江公望等人的批判影响了该书的传播等。笔者以为，可能第二个原因最为重要。我们知道，朱子在不晚于乾道初年间即开始编订周子的《通书》，此后“南康本”《通书》即成为周子《通书》的权威版本，而其他各种版本的《通书》随后基本上不再流行。几乎在《诸儒鸣道集》刊刻的同一时间，朱子先后刊刻了《程氏遗书》和《上蔡语录》，这两个版本较之于《语录》而言，其校勘的质量和版本的权威性不言而喻；在《诸儒鸣道集》后不久，由朱子弟子廖德明整理的五卷本《龟山语录》面世，由朱子参与整理的《屏山集》也同时面世。上述后出的图书明显都要优于《诸儒鸣道集》所收的图书，这应该是该书很少被人关注的最大原因。至于禁书，据《宋会要》记载，官方明确采取行动“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是在庆元二年（1196），但至嘉泰二年（1202年）年党禁即弛，随之就有了《记纂渊海》对《诸儒鸣道集》的大量征引和李纯甫对它的回应。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党禁对于《诸儒鸣道集》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但却不是限制该书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关注《记纂渊海》对该书的引用问题。据初步统计，《记纂渊海》直接表明是引用《诸儒鸣道集》的文献有二三十条之多。①它们分别出自该书的《纷扰》、《私意》、《转移人心》、《不苟合》、《化恶为美》、《祸福倚伏》、《不待矫揉》、《分量不同》（此条即收录了《诸儒鸣道集》的六条内容，四库本有脱文）、《所见不同》、《微小有知》（收录《诸儒鸣道集》的两条内容）、《物极则反》、《因难见人》、《因人而重》、《因恶累美》、《真不可灭》、《在人所为》、《床上施床》、《明知故犯》、《厚己薄人》、《捄弊》、《评文下》条目。此外，该书还直接采用了《元城语录》的10条内容，三处引用了周敦颐的《通书》，四处引用了《横渠正蒙》，一处引用了《横渠理窟》，至少两处引用了《二程语录》，至少两处引用了《龟山语录》，至少一处引用了司马光的《迂书》。在这些材料当中，我们已经确定，其引用的《二程语录》，即是出自《诸儒鸣道集》，而非《程氏遗书》：因为其中一条的内容，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却不见于《程氏遗书》。因此，我们认为邱佳慧博士提出的如下观点难以成立：
  《记纂渊海》中有三条引文出自《江民表忘筌集》）（原文如此），二条出自《崇安圣传论》，一条出自《上蔡先生语录》，一条出自《横浦日新》，这除了佐证当时的《诸儒鸣道集》确实收录了江民表与刘子翚的作品外，似乎也说明潘自牧偏好引用江民表、刘子翚与张九成的作品，因为，《诸儒鸣道集》中其他诸儒在同样主题上也有相关的论述，但从潘自牧《记纂渊海》所辑录之内容来看，并未收录二程、周敦颐或是张载的作品，这样的情形却是十分耐人寻味。①
  据邱博士自己指出，她所据的是四库所收的百卷本《记纂渊海》，而并没有见到中华书局据宋刻本影印的一百九十五卷本的全本《记纂渊海》，而她对四库本的搜求也并不完备。
  《记纂渊海》的编者与朱子有特殊的关系。潘自牧，浙江金华人（宋代称婺州）。他的父亲潘景宪与吕祖谦和朱子都有学术上的交往，景宪之女还嫁给了朱子的长子朱塾。潘自牧对《诸儒鸣道集》如此了解，似乎表明其与该书的编者有一定的关联（从年代上判断，似乎潘景宪与该书编者的关系更近）。
  《记纂渊海》征引《诸儒鸣道集》的事实表明，虽然庆元党禁一度影响了《诸儒鸣道集》的传播，但该书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在党禁之后有一定的影响。导致该书无法在思想史上形成影响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诸儒鸣道集》的本身去找。其中，该书的编刻者在身份上或许远离学者阵营，恐怕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吧。

①该书类似于类书性质，选入作品以经史子集和本朝分类，所选图书多有文学著作，并杂有老庄的言论。该书引用《诸儒鸣道集》的情况，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析。《记纂渊海》由潘自牧编订于1209年，因此该书所引用的《诸儒鸣道集》，肯定是其原刻本。 ②史载李死于1222年，故他所见到的同样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本。 ③据陈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一书，《近思录》编成之后，抄本、刻本不断出现，“南宋后期还出现了对《近思录》进行注解、续编的本子，如陈植《近思杂问》、杨伯喦《泳斋近思录衍注》、叶采《近思录集解》、蔡模《续近思录》”，而陈荣捷亦指出，注释《近思录》者“计朱子门人一人，再传弟子四人，宋代七人……”，其影响之巨大，远非《诸儒鸣道集》可比。见陈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①邱佳慧，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 ①邱佳慧，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