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推测《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时，有一个因素不能被忽视：他们何以能如此迅速地拿到一些在当时很难拿到的图书。
  在《诸儒鸣道集》所选的十五部著作中，有些著作在当时并不很难得到，比如《濂溪通书》（但“鸣道本”《濂溪通书》与目前我们所能知晓的各早期《通书》版本均不同）、《横渠正蒙》、《迂书》等，但是此外的多数著作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比如关于《横渠语录》的记录，就首次见于《诸儒鸣道集》，①随后才被《郡斋读书志附志》收录。同样的情况还包括《横渠经学理窟》、《龟山语录》，以及《元城语录》、《道护录》、《谈录》、《忘筌集》、《横浦日新》。②另外更为关键的是，《诸儒鸣道集》中还含有尚未被人刊刻过的文稿。如，包含《圣传论十首》的《屏山集》，在刘子翚去世十年后才开始编辑，直到1173年才编订完成。显然，直到《诸儒鸣道集》刊刻之时，《圣传论》不大可能被人单独刊刻过（陈振孙的著作亦不载）；另有一些著作也是刚刚面世，就进入了《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如，朱子尚在整理中的二程“语录”集，在交给程舶后，很快（一两年内）就被《诸儒鸣道集》刊刻了。再如，《上蔡语录》也是在江西被盗版刊刻后不久，就进入了《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
  我们知道，朱子曾多次提到其搜求前人文稿之艰难，那么《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又是何种身份（不大可能与同时刘子翚、张九成、刘安世以及朱子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如此珍贵的资料，从而编订出我国第一部丛书呢？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编刻者的身份时，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的财力：既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支持，还要有能力召集起一大批在当时非常有名的杭州刻工。同理，其在搜求各种珍贵图书中也要有相当的花费。这也意味着，该书的刊刻者要有相当的财力保证。但是，该书所收十二位学者的后学与门人中，能有如此财力和组织能力者几乎没有：在朱子之前，上述十二位学者的著作均没有得到及时的整理，著作散失的情况不胜枚举。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中某一位的后学会在听任其师著作散失的情况下，却去编辑这本《诸儒鸣道集》，这大大违背常理。反之，如果认为该书的编订者与书商有关，上述问题就不该是问题了。

①张岱年先生指出，后来朱子在编订《近思录》时，参考了《横渠语录》的内容。此为该书在《诸儒鸣道集》之外的首次露面。 ②上述四书，除出现在《诸儒鸣道集》外后，最早又见于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朱子提到，《横浦日新》于乾道五年（1169年）刻于浙江，此为《横浦日新》在《诸儒鸣道集》之外的首次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