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考察《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也可以从分析其是家刻本还是坊刻本的角度入手。不过我们知道，看某一古籍到底是属于家刻本还是坊刻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本身的刊刻质量。这又包括，其对版本选择，其校勘质量和刊印质量等多种因素。当然，目前学界在对家刻本与坊刻本的判定上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虽然笼统地说，家刻本的整体质量要高于坊刻本，但是这也并不绝对。《诸儒鸣道集》属于浙刻本系统，而就宋本整体状况而论，浙刻本的整体质量要高于闽刻本（主要为建阳刻本），因此，刻于浙江的坊刻本在整体质量上未必就会逊于刻于福建的家刻本。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坊刻本往往在成本控制、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方面会明显劣于官刻本，乃至家刻本。
  由于缺少准确的参照，我们只能给《诸儒鸣道集》本身的整体质量予以评价。
  一般认为，家刻本的编者与其所刻图书的作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联系，大家推测《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可能是刘安世或张九成的门人后学，正基于这一点。此外，通常家刻本的编者会在较早时间内拿到作者文稿，因此其对所收文献的版本选择会比较精良。相对而言，坊刻本在对所收著作版本的选择上往往会失之草率。
  我们需要对《诸儒鸣道集》所收著作的版本进行细致的判断，这又可以细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其所收录的著作在版本上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其所收录的《横浦日新》，所选版本即由张九成门人郎晔所编订，此后在版本上也不存在争议；类似的情况还有：《龟山语录》、《正蒙》、《横渠理窟》、《横渠语录》等，这些著作虽然在具体文字上与今天的通行本稍有异同，但是无关大局。第二种情况，就是部分《诸儒鸣道集》所收的著作，在今天并无另外的传本流传，我们也无从对其版本的优劣做出判断，如该书所收江公望的《心性说》，刘安世的《谈录》和《道护录》，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这是我们需要做出关注的情况，即《诸儒鸣道集》所收的部分著作，在当时即有可能存在多种版本。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诸儒鸣道集》编者在对某书版本的选择上，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是否知道某书有更好的版本，是否能方便地得到某书更好的版本等。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对此有所注意。
  总的来看，《诸儒鸣道集》的整体校勘质量不算太好，除了《二程语录》、《上蔡先生语录》和《圣传论》、《龟山语录》有大段的脱文、他处文字蹿入外，在其他可以找到对照版本的著作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错误。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诸儒鸣道集》不属于精校精刻的善本，而在版本的选择上，其所选的各书应该是当时其所能见到的较好的本子。
  关于《濂溪通书》：众所周知，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是《通书》）在早期的分合与流传情况是学界的一大公案，甚至《太极图》（不是《太极图说》）的著作权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杨柱才君的考证成果可知，濂溪《通书》的早期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程门传本，具体又有侯师圣传本（朱震所进本）和尹焞传本之分；其二，非程门传本，即“九江本”、“舂陵本”、“零陵本”等。此外，又有林栗所刻的《通书》（此本由周的孙子提供，当为周故家藏本）和“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虽然我们目前对于“舂陵本”和“零陵本”还缺乏了解，但是基本可以得出判断，《通书》的程门传本都在末尾附有《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而据祁宽的《通书后跋》①和朱子的《又延平本》这两篇文字来看，②则“九江本”《通书》未收录《太极图》（祁宽说），却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朱子的文中提到，“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田按：指‘延平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九江本”）‘而’下误多一‘生’字”。③这一点，可以看作是《通书》早期两大系统的根本差别所在。此后，胡宏、祁宽都曾校正和刊行过《通书》。在朱子之前，社会上也有多种版本的《通书》在流行，其内容则“互有同异”。④此后，朱子先后编订“长沙本”、“建安本”《通书》，后来又在比对“建安本”和“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的基础上编订“延平本”，后又在“延平本”的基础上编订了“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南康本”），“南康本”也成为此后《通书》的通行版本。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上面所提到的除“舂陵本”、“零陵本”（此二版本的具体情况不详）外的各《通书》版本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它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因此当不属于程门的传本。其次，据朱子的《又延平本》一文来看，它与“九江本”、“延平本”也有根本的不同（没有“九江本”的所谓《太极说》，并改正了“九江本”的三处错误，“延平本”则多出了《太极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语录》、《濂溪通书》与已知的各《通书》早期版本的渊源关系。它只能是在朱子整理《通书》之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众多《通书》版本之一。我们已经指出，《濂溪通书》存在较为明显的校勘痕迹。由此可知，《濂溪通书》只是一个在《通书》早期流传版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本子。其形成的年代不会太早。而《诸儒鸣道集》不选朱子编订于乾道二年、朱子自称“最完备”的“长沙本”《太极通书》，⑤很可能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见到过“长沙本”。
  关于《二程语录》：《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同样出自朱子的整理，只不过它还是尚在整理中的文稿。据朱子自己文集中的材料判断，他最早公开他所整理的二程的“语录”，是在乾道二年（1166年），“鸣道本”《二程语录》的来源很可能与此有关，即其底本是由程舶（又称程宪）当时从朱子处拿走的手稿。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朱子被程舶拿走的手稿是直接就成为《诸儒鸣道集》所据的底稿，还是此手稿先是被人刊刻过，然后才又辗转成为《诸儒鸣道集》的底稿呢？从时间上判断，前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些。
  现在看来，《语录》《二程语录》虽然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统编二程语录集，但却是一个错误极多的版本，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此版本流出后不久，朱子会再次组织弟子重新校订《程氏遗书》，乃至于根本无视此版本《二程语录》的存在：在《程氏遗书》的序和跋中都对之也只字不提。
  《诸儒鸣道集》的编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朱子整理二程语录的文稿，这本身就说明其与朱子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却不会是很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他们是在明确知道朱子正在进一步整理二程之“语录”的前提下，而匆匆刻印此版本的《二程语录》的话，那么他们刻印此书的动机就非常值得怀疑的：以之牟利的嫌疑也很大。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二程语录》的命名问题。我们知道，“鸣道本”《二程语录》其实只是由朱子所整理的，二程所有统编语录中的一部分，而朱子在与何镐的书信中也只是笼统地说“‘语录’顷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辍有移易”云云，并没有提到给其命名的事。从朱子本人的立场来看，他也是不会把“它”直接称为《二程语录》的。因此，《二程语录》之名，很可能是另有人所起（该书的最初刊刻者？），而他们也并不知晓朱子在对二程所有语录的整理上先编订“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以为《遗书》，然后并可能整理“此外诸家所抄尚众，率皆割裂补缀，非复本篇”者以为《外书》的基本思路，其对《二程语录》的命名很不恰当（会给人以二程的语录只有这些的误导）。这也是我们判定该书的刊刻者与朱子关系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语录》、《二程语录》是在未经朱子的允许的情况下匆忙刊刻的（其未必不知道朱子的重新召集弟子编订《程氏遗书》这件事）。《二程语录》的最初刊刻者与朱子虽有一定的联系，但较为疏远，他们编刻《二程语录》的动机令人怀疑。不过，较之于当时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二程“语录集”而言，朱子的这个尚未整理完成的本子，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也依然是最完善的。
  关于《上蔡先生语录》：关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可以确定其采用的是经过朱子整理的版本。但是，据现有资料看，“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朱子于1159年和1168年先后编订的两个版本的《上蔡语录》均有差距。①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诸儒鸣道集》所选定的《上蔡先生语录》的版本，就是朱子曾提到过的，“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的这个版本。这样看来，《诸儒鸣道集》所选的版本的《上蔡先生语录》，同样是未曾得到朱子首肯而刊刻的本子，与1168年所刻的版本相比，更非善本。《诸儒鸣道集》编者之所以选择这个版本，应该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见到朱子于1168年刊行的版本，至于其为什么不采用朱子于1159年编订的版本，我们还不得而知（或许1159年的版本编订后没有被刊刻过，或许1159年版中会有朱子的确切信息，这是其不选该版本的直接原因）。
  与现在的通行本相比，《语录》《上蔡先生语录》可以校正其多处错误（此不详述），但该版本本身也有些许错误，我们对它也不能过于迷信。今人认为现在各通行的《上蔡语录》均非善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关于《崇安圣传论》：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屏山集本”《圣传论十论》应该是经过反复校正的权威版本，而“鸣道本”《崇安圣传论》则是较早散逸流出的版本，却不是最好的版本。
  综上所述，《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某些著作，多是该书的早期版本，却不是最好的版本。该书的刊刻，甚至不排除有抢在《程氏遗书》和1168年版《上蔡语录》之前出书的嫌疑，显然不大可能属于家刻本，也不属于官刻本，而更有可能属于坊刻本之列。

①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诸儒序跋·通书后跋》，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72页。 ②《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又延平本》，第73页。 ③《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又延平本》，第75页。 ④《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建安本》，第73页。 ⑤对于“长沙本”《太极通书》之编订年代，本书下文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①具体考证，见笔者《〈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