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较之于《诸儒鸣道集》的具体编刻年代问题而言，该书原编刻者的身份更加难以考察：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该书编者之身份的确切记载，甚至就是在《诸儒鸣道集》编订后不久即面世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中，已经明确说明《诸儒鸣道集》“不知何人所集”（这也从侧面说明，该书的编者很可能是默默无闻的人物）。因此，除非有新的史料被发现，这个问题不可能被彻底解决。但是，不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我们对《诸儒鸣道集》所折射出的道学观、道统谱系问题的讨论就没法启动。因此，我们还是希望从一些侧面材料中，来推测《诸儒鸣道集》编刻者的可能身份。当然，对于此问题的讨论，尤其要谨慎小心。
  当前，所有的研究者基本上都默认，《诸儒鸣道集》的编刻者应该是其所选十二位儒者中某一位的后学或者是私淑者，基本上属于儒学学者的阵营，即认为该书属于家刻本之列。陈来师更是推测，《诸儒鸣道集》编者可能是“浙江学者或曾在浙江为官”，也可能是“刘子翚或张子韶的学生或友人”，①即福建或浙江人士。其证据为：“从鸣道集总目看，独于元城（刘安世）三录皆称刘先生，编者似为元城门人或私淑者”，“刘子翚极称潘子醇得学易门户，此书收刘子翚《圣传论》，又收刘子翚所推重的潘子醇《忘筌书》，刘子肇与编集者可能有某种关系。另外，此书于最后收横浦《日新》，表明作者与横浦似亦有一定关系。这样看来，编者可能是刘子翠或张子韶的学生或友人”②，笔者则以为，陈来师此说还不是确论，原因如下：
  首先，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地点在杭州，其编刻者也当为浙江人，这一点不存在疑问，但是“刘子翚或张子韶的学生或友人”却不大可能是该书的编者，原因如下：
  其一，刘子翚的弟子后学不可能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从胡宏和朱子为刘的著作集《屏山集》所作的序言和后序看，在刘去世后的十三年里，他的资料始终处于无人整理的状态，直到他的儿子长大以后，在朱子的参与下，《屏山集》才最终得以编辑完成。这一事实颇能说明刘子翚弟子、后学乏人的现实。再者，刘即使有弟子后学，他们也不会在《屏山集》还没有编订完成的情况下，就去编订《诸儒鸣道集》。此外，“鸣道本”《圣传论》与《屏山集》本《圣传论十首》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基本可以确定，二者之间同样也是“初稿”与“定稿”的关系。《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取《崇安圣传论》，而不取“屏山集本”《圣传论十首》，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并没有见到过后者。这足以说明，他们与刘子翚的关系是非常疏远的。
  其二，张九成的弟子也不大可能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资料显示，早在乾道初年，张九成著作的各单行本多已经广为流传，且多达二十余种，这些书整理者多为张九成的亲戚与门人。但是，张的文集即《横浦先生文集》（《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七指出，“按此本阙笔字，的为宋末旧刻”）的面世时间却很晚。需要注意的是，《横浦日新》与《横浦先生文集》的整理者相同，同为张九成的弟子郎晔。这也意味着，张的后学弟子在其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在整理和编刻他的文集、著作（主要就是郎晔和张九成的侄子和外甥等人以及张的一些门人），他们很难再有时间、精力和材料去编刻《诸儒鸣道集》。此外，《诸儒鸣道集》所选的《元城先生语》，并没有收录张九成为该书作的“序”，可知《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对于张九成曾于绍兴六年（1136年）为《元城语录》作过序这件事并不了解，也不知道当时还有一个带有张九成序的《元城语录》版本在流传（或者知道有这个版本，却没有选择这个版本）。无论如何，这一事实都表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张九成之间不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
  另外，《诸儒鸣道集》中刘安世称“先生”，这不一定说明其编者就与刘的后学有关，而很可能是由于，该书所据以刻印的底本即称刘为“刘先生”，该书的刊刻者只是依照原样刻印而已，这很难反映出他们本人对于刘安世的态度。因此，虽然《诸儒鸣道集》的总目称刘为“先生”，但是对于刘安世的老师司马光则只称“涑水”，一如其称呼周敦颐和张载为“濂溪”和“横渠”，而在《诸儒鸣道集》的分目中，则于二程、谢良佐皆称“先生”。此无他，只是说明其编辑体例混乱而已。
  总之，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其所选的十二位学者有较为明显的师承渊源关系。①同样，以此为基础来讨论《诸儒鸣道集》编者对于道学、道统谱系的理解（默认其为儒学中人），这是不严谨的。
  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诸儒鸣道集》为坊刻本，其编刻的目的即就是为了盈利，而该书编者的身份则与书商有关，未必属于儒学学者的阵营。当然，就目前来说，《诸儒鸣道集》究竟是坊刻本还是家刻本，还一点很难判断。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在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否定这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问题时，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诸儒鸣道集》选书标准的“去取不可晓”
  此说法最初见于陈振孙（约1186—约1262年）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陈这句话的本意和具体背景并不明确。现在看来，作为文献学者的他做出上述判断，未必就是基于以程朱之学为正统的立场：一来，陈与程朱学派并没有直接联系；二来，在《直斋书录解题》刊刻之际，程朱之学还并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正统地位。由此，陈振孙的真正所指，恐怕还是说《诸儒鸣道集》的选材杂乱，没有章法或体例可言吧：即使是基于广义的思想史立场，《诸儒鸣道集》中收录刘安世的三部毫无“思想性”可言的著作，都让人难以理解（假定《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刘安世有较深的渊源关系，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只是选编了刘安世之师司马光的区区一部著作呢）。陈来师指出，“《鸣道集》所收，皆二程师友门人和再传弟子及私淑者”，这是对其所谓“去取不可晓”的一个回应。不过，从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或政治立场的角度来看，他们大致可以归作一个集团；但是就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十二人的思想并不属于一个系统，至少不应该都算入道学的阵营。①当今学者笼统地把他们都纳入道学的阵营，这很可能会导致对道学理解的空泛化。
  我们固然可以说，从地域因素上考量，编刻于杭州附近的《诸儒鸣道集》，其选书标准“去取不可晓”，也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浙学“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经史不分观念的影响。我们知道，虽然浙江学者多与程氏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但与二程及其后学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吕祖谦不被收入《宋史·道学传》的原因之所在。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容忽视——该书的编者本来就不属于儒学阵营，乃至于其身份未必是学者（书商？），他们选书不一定基于学派和道统的标准。我们认为，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而其之所以会大量选入程门的著作，如果考虑到浙学与二程之间仍有联系，或者当时新学、涑学、蜀学的后继乏人的现实，那么该书的编者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可以理解。这也颇能反映出程学在当时渐成学术主流的历史现实（当然这一现实也自然会反映在商业利益上）。
  二对《诸儒鸣道集》选编质量的审查
  考察《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也可以从分析其是家刻本还是坊刻本的角度入手。不过我们知道，看某一古籍到底是属于家刻本还是坊刻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本身的刊刻质量。这又包括，其对版本选择，其校勘质量和刊印质量等多种因素。当然，目前学界在对家刻本与坊刻本的判定上还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虽然笼统地说，家刻本的整体质量要高于坊刻本，但是这也并不绝对。《诸儒鸣道集》属于浙刻本系统，而就宋本整体状况而论，浙刻本的整体质量要高于闽刻本（主要为建阳刻本），因此，刻于浙江的坊刻本在整体质量上未必就会逊于刻于福建的家刻本。但是，以牟利为目的的坊刻本往往在成本控制、版本选择、文字校勘方面会明显劣于官刻本，乃至家刻本。
  由于缺少准确的参照，我们只能给《诸儒鸣道集》本身的整体质量予以评价。
  一般认为，家刻本的编者与其所刻图书的作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联系，大家推测《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可能是刘安世或张九成的门人后学，正基于这一点。此外，通常家刻本的编者会在较早时间内拿到作者文稿，因此其对所收文献的版本选择会比较精良。相对而言，坊刻本在对所收著作版本的选择上往往会失之草率。
  我们需要对《诸儒鸣道集》所收著作的版本进行细致的判断，这又可以细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情况，其所收录的著作在版本上不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其所收录的《横浦日新》，所选版本即由张九成门人郎晔所编订，此后在版本上也不存在争议；类似的情况还有：《龟山语录》、《正蒙》、《横渠理窟》、《横渠语录》等，这些著作虽然在具体文字上与今天的通行本稍有异同，但是无关大局。第二种情况，就是部分《诸儒鸣道集》所收的著作，在今天并无另外的传本流传，我们也无从对其版本的优劣做出判断，如该书所收江公望的《心性说》，刘安世的《谈录》和《道护录》，都属于这种情况。第三种情况，这是我们需要做出关注的情况，即《诸儒鸣道集》所收的部分著作，在当时即有可能存在多种版本。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需要说明的是，《诸儒鸣道集》编者在对某书版本的选择上，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是否知道某书有更好的版本，是否能方便地得到某书更好的版本等。在下文的讨论中，我们会对此有所注意。
  总的来看，《诸儒鸣道集》的整体校勘质量不算太好，除了《二程语录》、《上蔡先生语录》和《圣传论》、《龟山语录》有大段的脱文、他处文字蹿入外，在其他可以找到对照版本的著作中，也发现有大量的错误。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诸儒鸣道集》不属于精校精刻的善本，而在版本的选择上，其所选的各书应该是当时其所能见到的较好的本子。
  关于《濂溪通书》：众所周知，周敦颐的著作（主要是《通书》）在早期的分合与流传情况是学界的一大公案，甚至《太极图》（不是《太极图说》）的著作权问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杨柱才君的考证成果可知，濂溪《通书》的早期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其一，程门传本，具体又有侯师圣传本（朱震所进本）和尹焞传本之分；其二，非程门传本，即“九江本”、“舂陵本”、“零陵本”等。此外，又有林栗所刻的《通书》（此本由周的孙子提供，当为周故家藏本）和“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虽然我们目前对于“舂陵本”和“零陵本”还缺乏了解，但是基本可以得出判断，《通书》的程门传本都在末尾附有《太极图》和《太极图说》，而据祁宽的《通书后跋》①和朱子的《又延平本》这两篇文字来看，②则“九江本”《通书》未收录《太极图》（祁宽说），却收录有《太极说》（即《太极图说》）：朱子的文中提到，“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田按：指‘延平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九江本”）‘而’下误多一‘生’字”。③这一点，可以看作是《通书》早期两大系统的根本差别所在。此后，胡宏、祁宽都曾校正和刊行过《通书》。在朱子之前，社会上也有多种版本的《通书》在流行，其内容则“互有同异”。④此后，朱子先后编订“长沙本”、“建安本”《通书》，后来又在比对“建安本”和“杨方所得九江故家传本”的基础上编订“延平本”，后又在“延平本”的基础上编订了“南康本”《通书》（以下简称“南康本”），“南康本”也成为此后《通书》的通行版本。
  “鸣道本”《濂溪通书》与上面所提到的除“舂陵本”、“零陵本”（此二版本的具体情况不详）外的各《通书》版本相比，均有较大的差距。
  首先，它没有收录《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因此当不属于程门的传本。其次，据朱子的《又延平本》一文来看，它与“九江本”、“延平本”也有根本的不同（没有“九江本”的所谓《太极说》，并改正了“九江本”的三处错误，“延平本”则多出了《太极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语录》、《濂溪通书》与已知的各《通书》早期版本的渊源关系。它只能是在朱子整理《通书》之前，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众多《通书》版本之一。我们已经指出，《濂溪通书》存在较为明显的校勘痕迹。由此可知，《濂溪通书》只是一个在《通书》早期流传版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本子。其形成的年代不会太早。而《诸儒鸣道集》不选朱子编订于乾道二年、朱子自称“最完备”的“长沙本”《太极通书》，⑤很可能是他们当时并没有见到过“长沙本”。
  关于《二程语录》：《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同样出自朱子的整理，只不过它还是尚在整理中的文稿。据朱子自己文集中的材料判断，他最早公开他所整理的二程的“语录”，是在乾道二年（1166年），“鸣道本”《二程语录》的来源很可能与此有关，即其底本是由程舶（又称程宪）当时从朱子处拿走的手稿。我们目前还不清楚，朱子被程舶拿走的手稿是直接就成为《诸儒鸣道集》所据的底稿，还是此手稿先是被人刊刻过，然后才又辗转成为《诸儒鸣道集》的底稿呢？从时间上判断，前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些。
  现在看来，《语录》《二程语录》虽然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统编二程语录集，但却是一个错误极多的版本，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此版本流出后不久，朱子会再次组织弟子重新校订《程氏遗书》，乃至于根本无视此版本《二程语录》的存在：在《程氏遗书》的序和跋中都对之也只字不提。
  《诸儒鸣道集》的编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朱子整理二程语录的文稿，这本身就说明其与朱子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却不会是很紧密的联系。进一步说，如果他们是在明确知道朱子正在进一步整理二程之“语录”的前提下，而匆匆刻印此版本的《二程语录》的话，那么他们刻印此书的动机就非常值得怀疑的：以之牟利的嫌疑也很大。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二程语录》的命名问题。我们知道，“鸣道本”《二程语录》其实只是由朱子所整理的，二程所有统编语录中的一部分，而朱子在与何镐的书信中也只是笼统地说“‘语录’顷来收拾数家，各有篇帙，首尾记录姓名，比之近世所行者差为完善，故各仍其旧目而编之，不敢辍有移易”云云，并没有提到给其命名的事。从朱子本人的立场来看，他也是不会把“它”直接称为《二程语录》的。因此，《二程语录》之名，很可能是另有人所起（该书的最初刊刻者？），而他们也并不知晓朱子在对二程所有语录的整理上先编订“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以为《遗书》，然后并可能整理“此外诸家所抄尚众，率皆割裂补缀，非复本篇”者以为《外书》的基本思路，其对《二程语录》的命名很不恰当（会给人以二程的语录只有这些的误导）。这也是我们判定该书的刊刻者与朱子关系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语录》、《二程语录》是在未经朱子的允许的情况下匆忙刊刻的（其未必不知道朱子的重新召集弟子编订《程氏遗书》这件事）。《二程语录》的最初刊刻者与朱子虽有一定的联系，但较为疏远，他们编刻《二程语录》的动机令人怀疑。不过，较之于当时流传的各种版本的二程“语录集”而言，朱子的这个尚未整理完成的本子，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也依然是最完善的。
  关于《上蔡先生语录》：关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可以确定其采用的是经过朱子整理的版本。但是，据现有资料看，“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和朱子于1159年和1168年先后编订的两个版本的《上蔡语录》均有差距。①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诸儒鸣道集》所选定的《上蔡先生语录》的版本，就是朱子曾提到过的，“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的这个版本。这样看来，《诸儒鸣道集》所选的版本的《上蔡先生语录》，同样是未曾得到朱子首肯而刊刻的本子，与1168年所刻的版本相比，更非善本。《诸儒鸣道集》编者之所以选择这个版本，应该是他们当时还没有见到朱子于1168年刊行的版本，至于其为什么不采用朱子于1159年编订的版本，我们还不得而知（或许1159年的版本编订后没有被刊刻过，或许1159年版中会有朱子的确切信息，这是其不选该版本的直接原因）。
  与现在的通行本相比，《语录》《上蔡先生语录》可以校正其多处错误（此不详述），但该版本本身也有些许错误，我们对它也不能过于迷信。今人认为现在各通行的《上蔡语录》均非善本的判断是有道理的。
  关于《崇安圣传论》：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指出，“屏山集本”《圣传论十论》应该是经过反复校正的权威版本，而“鸣道本”《崇安圣传论》则是较早散逸流出的版本，却不是最好的版本。
  综上所述，《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某些著作，多是该书的早期版本，却不是最好的版本。该书的刊刻，甚至不排除有抢在《程氏遗书》和1168年版《上蔡语录》之前出书的嫌疑，显然不大可能属于家刻本，也不属于官刻本，而更有可能属于坊刻本之列。
  三必须考虑盗版的因素
  在宋代，盗版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朱子即是较大的受害者之一。综合宋代盗版的基本情况来看，盗版者的基本动机就是牟利（传播思想的成分很小），而这些“不告而刊”的行为给图书的原作者带来的损失就不只是经济利益。朱子自己即曾提到，这些未经其许可而刊印的书籍“政使可传而修改未定，其未满鄙意者尚多，今日流传既广，即将来盖棺之后，定本虽出，恐终不免彼此异同，为熹终身之恨”云云①，其后果可见一斑。
  具体到朱子图书被盗版的情况，冯念华曾指出：“南宋朱熹至少有四部著作曾被人盗印”过：即《四书或问》、《论语集注》、《论孟精义》、《论孟解》。②其实，冯的上述统计并不准确。朱子还有更多的著作被盗版过：除了本文所提到的《上蔡语录》、《二程语录》外，至少还有《伊洛渊源录》、③《西铭解义》等。上述盗版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朱子不再对《四书或问》和《伊洛渊源录》进行修订。同时，只要有可能，朱子都会千方百计与对方联系要求其销毁该书。但对于书商和同乡一类的盗印者，朱子往往表现得很无奈。他甚至不得不花费巨资全部买下同乡盗印的图书，以防止其流传（就是这一行为也得罪了同乡）。而朱子对于《诸儒鸣道集》这样明显的盗印行为，却从来都只字不提，甚至是刻意回避（不在《程氏遗书》的序和跋中提及），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此中必有隐情。因此，如果说《诸儒鸣道集》的编者的身份或与书商有关，其身份令朱子鞭长莫及，这并不令人奇怪。
  据目前的资料看，《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似乎从一开始就不为人所知晓。该书没有任何反映编刻者身份的标记，似乎有躲避盗印别人著作之责任的嫌疑。
  四图书编刻者所要具备的客观条件
  在推测《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身份时，有一个因素不能被忽视：他们何以能如此迅速地拿到一些在当时很难拿到的图书。
  在《诸儒鸣道集》所选的十五部著作中，有些著作在当时并不很难得到，比如《濂溪通书》（但“鸣道本”《濂溪通书》与目前我们所能知晓的各早期《通书》版本均不同）、《横渠正蒙》、《迂书》等，但是此外的多数著作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比如关于《横渠语录》的记录，就首次见于《诸儒鸣道集》，①随后才被《郡斋读书志附志》收录。同样的情况还包括《横渠经学理窟》、《龟山语录》，以及《元城语录》、《道护录》、《谈录》、《忘筌集》、《横浦日新》。②另外更为关键的是，《诸儒鸣道集》中还含有尚未被人刊刻过的文稿。如，包含《圣传论十首》的《屏山集》，在刘子翚去世十年后才开始编辑，直到1173年才编订完成。显然，直到《诸儒鸣道集》刊刻之时，《圣传论》不大可能被人单独刊刻过（陈振孙的著作亦不载）；另有一些著作也是刚刚面世，就进入了《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如，朱子尚在整理中的二程“语录”集，在交给程舶后，很快（一两年内）就被《诸儒鸣道集》刊刻了。再如，《上蔡语录》也是在江西被盗版刊刻后不久，就进入了《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
  我们知道，朱子曾多次提到其搜求前人文稿之艰难，那么《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又是何种身份（不大可能与同时刘子翚、张九成、刘安世以及朱子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如此珍贵的资料，从而编订出我国第一部丛书呢？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编刻者的身份时，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他们的财力：既要有足够的财力作为支持，还要有能力召集起一大批在当时非常有名的杭州刻工。同理，其在搜求各种珍贵图书中也要有相当的花费。这也意味着，该书的刊刻者要有相当的财力保证。但是，该书所收十二位学者的后学与门人中，能有如此财力和组织能力者几乎没有：在朱子之前，上述十二位学者的著作均没有得到及时的整理，著作散失的情况不胜枚举。我们很难想象，他们中某一位的后学会在听任其师著作散失的情况下，却去编辑这本《诸儒鸣道集》，这大大违背常理。反之，如果认为该书的编订者与书商有关，上述问题就不该是问题了。
  五从该书影响的角度看
  在对《诸儒鸣道集》的研究上，有一个问题颇令人奇怪，那就是它的影响。在现存宋代文献中，关于该书的记载屈指可数（只见于《郡斋读书志附志》、《直斋书录解题》，《记纂渊海》中），①只此而已。此后，也只是文献类的著述中才会提到该书，它在思想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响。唯一的例外是金人李纯甫，他所编订的《鸣道集说》，可以算是基于思想史的角度，对《诸儒鸣道集》的唯一回应。②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的广泛传播，影响深远③。
  对于这种现象，当代学者也有所解释：第一，政府的禁书活动；第二，在该书刊刻不久，其所收的多数著作就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第三，朱子对张子韶、江公望等人的批判影响了该书的传播等。笔者以为，可能第二个原因最为重要。我们知道，朱子在不晚于乾道初年间即开始编订周子的《通书》，此后“南康本”《通书》即成为周子《通书》的权威版本，而其他各种版本的《通书》随后基本上不再流行。几乎在《诸儒鸣道集》刊刻的同一时间，朱子先后刊刻了《程氏遗书》和《上蔡语录》，这两个版本较之于《语录》而言，其校勘的质量和版本的权威性不言而喻；在《诸儒鸣道集》后不久，由朱子弟子廖德明整理的五卷本《龟山语录》面世，由朱子参与整理的《屏山集》也同时面世。上述后出的图书明显都要优于《诸儒鸣道集》所收的图书，这应该是该书很少被人关注的最大原因。至于禁书，据《宋会要》记载，官方明确采取行动“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是在庆元二年（1196），但至嘉泰二年（1202年）年党禁即弛，随之就有了《记纂渊海》对《诸儒鸣道集》的大量征引和李纯甫对它的回应。因此我们认为，虽然党禁对于《诸儒鸣道集》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但却不是限制该书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我们还要特别关注《记纂渊海》对该书的引用问题。据初步统计，《记纂渊海》直接表明是引用《诸儒鸣道集》的文献有二三十条之多。①它们分别出自该书的《纷扰》、《私意》、《转移人心》、《不苟合》、《化恶为美》、《祸福倚伏》、《不待矫揉》、《分量不同》（此条即收录了《诸儒鸣道集》的六条内容，四库本有脱文）、《所见不同》、《微小有知》（收录《诸儒鸣道集》的两条内容）、《物极则反》、《因难见人》、《因人而重》、《因恶累美》、《真不可灭》、《在人所为》、《床上施床》、《明知故犯》、《厚己薄人》、《捄弊》、《评文下》条目。此外，该书还直接采用了《元城语录》的10条内容，三处引用了周敦颐的《通书》，四处引用了《横渠正蒙》，一处引用了《横渠理窟》，至少两处引用了《二程语录》，至少两处引用了《龟山语录》，至少一处引用了司马光的《迂书》。在这些材料当中，我们已经确定，其引用的《二程语录》，即是出自《诸儒鸣道集》，而非《程氏遗书》：因为其中一条的内容，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却不见于《程氏遗书》。因此，我们认为邱佳慧博士提出的如下观点难以成立：
  《记纂渊海》中有三条引文出自《江民表忘筌集》）（原文如此），二条出自《崇安圣传论》，一条出自《上蔡先生语录》，一条出自《横浦日新》，这除了佐证当时的《诸儒鸣道集》确实收录了江民表与刘子翚的作品外，似乎也说明潘自牧偏好引用江民表、刘子翚与张九成的作品，因为，《诸儒鸣道集》中其他诸儒在同样主题上也有相关的论述，但从潘自牧《记纂渊海》所辑录之内容来看，并未收录二程、周敦颐或是张载的作品，这样的情形却是十分耐人寻味。①
  据邱博士自己指出，她所据的是四库所收的百卷本《记纂渊海》，而并没有见到中华书局据宋刻本影印的一百九十五卷本的全本《记纂渊海》，而她对四库本的搜求也并不完备。
  《记纂渊海》的编者与朱子有特殊的关系。潘自牧，浙江金华人（宋代称婺州）。他的父亲潘景宪与吕祖谦和朱子都有学术上的交往，景宪之女还嫁给了朱子的长子朱塾。潘自牧对《诸儒鸣道集》如此了解，似乎表明其与该书的编者有一定的关联（从年代上判断，似乎潘景宪与该书编者的关系更近）。
  《记纂渊海》征引《诸儒鸣道集》的事实表明，虽然庆元党禁一度影响了《诸儒鸣道集》的传播，但该书还是保留了下来，并在党禁之后有一定的影响。导致该书无法在思想史上形成影响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诸儒鸣道集》的本身去找。其中，该书的编刻者在身份上或许远离学者阵营，恐怕也是可能的原因之一吧。
  六与朱子可能的关系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编者可能的身份时，有一条线索不容忽视，那就是其与朱子是否有所交往。虽然就目前传世的资料来看，我们还找不到该书编者与朱子直接发生联系的直接证据，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理由如下：上文已经提到，《诸儒鸣道集》的编者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朱子整理二程“语录”的相关文献，这本身就说明其与朱子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也可能是间接的，而联系的中介可能就是朱子提到过的有官方背景的程舶（程宪）。但是，即使《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朱子会有所关联，这种联系也是比较松散的，理由如下：其一，他们在《濂溪通书》上并没有交流。虽然我们目前还不知道“鸣道本”《濂溪通书》的来历。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朱子曾经提到过该版本。他不提《濂溪通书》（或许朱子见到过此版本，但认为不值一提），也极有可能意味着他与《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关系比较疏远。否则以朱子之对于周敦颐著作的特殊兴趣，他应该很容易得到“鸣道本”《濂溪通书》。同样，他们在《圣传论》上也没有过任何的交流。其二，朱子直到乾道初年之前，其活动不出闽、赣、湘之范围，而与浙地人士交流尤其少，我们审查他在这段时间里的书信往来，也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其三，《诸儒鸣道集》选入朱子所编的《二程语录》和《上蔡语录》，显然是属于“不告而刊”的盗印行为，这一点毫无疑义。朱子对此无可奈何，情况只能有两种：或者他们的关系非常紧密，朱子碍于情面不便指责；或者他们的关系很疏远，朱子对之没有影响力。两者相较，我们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朱子在《诸儒鸣道集》可能刊刻之年前后的活动和书信往来情况，来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考察。结合上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初步确定将考察的范围确定为从1162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到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这个时间段。需要说明的是，前贤们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丰富的材料，其中又以陈来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和束景南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为代表。假定《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朱子有一定的关系，其线索也只能从上述信息中寻找。
  经对这个阶段与朱子有过联系之人的细致考察可知，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可能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例如，李侗、胡宪（在宋高宗绍兴末年去世）、张栻（从张栻的文字来看，他坚信《太极图》出自周敦颐。再者，张栻是胡宏的弟子，他要是编订周的文集，肯定会选取胡宏所编的《濂溪通书》。其三，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通书》，即是在胡宏所编《濂溪通书》，而朱子所据的胡宏本通书，即是来自他本时间段内的长沙之行，很可能就是由张栻提供的）、汪应辰（于乾道元年到乾道四年在蜀任职）、何镐（朱子给他的书信中两次提到二程的“语录”，但是何本人始终却没有见到二程的“语录”）、许顺之、王近思（许、王二人参与了编订《程氏遗书》的工作）、林择之、蔡季通（二人均为朱子后学，不可能在违背朱子意志的情况下刊刻《诸儒鸣道集》）、陈明仲（为湖湘学者、曾与朱子讨论《太极图》旧本，质疑其中的“五行顺布”问题），石■（石子重）（多在福建任职）、魏元履（乾道中才应张俊之召离开福建）、范念德（字伯崇，范为朱子之姻弟，又被列为朱子弟子）、李思宗（字伯谏，朱子弟子）。
  检查朱子这段时间的活动与书信往来，我们也没有发现朱子与《诸儒鸣道集》之编订曾有直接关联的信息。唯一可能与《诸儒鸣道集》之编订有关的信息，就是他在给何镐的三封书信中提到的，程舶（程宪？）从他手中拿走过二程之“语录”的手稿，并把此手稿交由叶学古（朱子曾为叶学古的书斋作《至乐斋铭》）进行校对这件事：
  《语录》……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
  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但说释氏处，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岛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
  《语录》程宪未寄来也。所疑《记善》足见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别纸具禀其详。①
  现在看来，《诸儒鸣道集》中的《二程语录》，最有可能就是以程舶（宪）从朱子处拿走的文稿为底本的。这一点恰可以成为论证《诸儒鸣道集》为坊刻本之证据。
  如果抛开证据方面的考虑，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诸儒鸣道集》的编者可能与浙学中人可能会有一定的联系。理由如下：
  其一，《诸儒鸣道集》刊刻于浙江，而且很可能是在杭州或婺州（刊刻《诸儒鸣道集》的多数刻工在此阶段也在婺州地区刊刻过书籍）。这两个地方受吕氏家族的影响颇大。以吕氏家族对图书的占有情况来看（全祖望即指出：“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他们与图书出版界必然会有很大的关联，也完全会有人有能力帮助其编订《诸儒鸣道集》。
  其二，浙学号称“不主一家，不私一说”，尤其以经史不分，强调经世之学为特色，这被许多人认为有驳杂之嫌，因此才被《宋史》的编者排斥在“道学传”之外（吕祖谦即没有进入“道学传”中）。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浙江学派也有自己的道统观的话，也会是很多元化的。由此，如果《诸儒鸣道集》是由受他们影响的人所编的话，会收入司马光和刘安世、潘殖等人的著作，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同样，以吕祖谦等人对于周敦颐的态度而论，受到他们影响的人在编订《诸儒鸣道集》时，不收入程门传本的《通书》，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三，吕祖谦曾短暂从学于张子韶和胡宪，他可能及时得到《忘筌集》、《圣传论》和《横浦日新》，并使其在一定范围内流通。
  其四，假如《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与吕祖谦有些关联的话，朱子完全可能碍于情面不便对《诸儒鸣道集》之编订做出过激的反应，而只能选择保持沉默。
  其五，《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不可能是吕祖谦，至多是与他有一定的关联。据史料记载，朱子与吕祖谦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初次见面，此后二人的联系一直非常密切。但是，吕祖谦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第，后复中博学弘词科，“乾道三年丁内艰，庐墓武义明招山……五年著《博议》……六年服阕，除太学博士……八年丁父忧”。①可知，吕祖谦在此期间基本没有时间从事编订《诸儒鸣道集》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吕祖谦是成书于1175年的《近思录》的主要编订者，而《近思录》与《诸儒鸣道集》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在考察朱子与吕祖谦的书信往来，以及对《近思录》的讨论中，都没有发现二人提及《诸儒鸣道集》。综合上述信息，我们可以确定，吕祖谦本人不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订者。
  七总结
  我们在上文中只是提出了一些疑问，却仍然不能确定《诸儒鸣道集》编者的真实身份。但是，这些疑问足以表明，我们还不能轻易地认为，该书的编者就是该书所收十二位学者的后学或门人，也不能排除该书属于坊刻本的可能性。由此，我们在分析该书所能反映的道统观的时候，就更应该持非常审慎的态度，应该充分考虑到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38页。 ②同上书，第38页。 ①陈来师还曾推测，《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似有可能是胡宪。但是从《诸儒鸣道集》的避讳看，其刊刻的年代确定在宋孝宗称帝之后，此时胡宪已经去世了。 ①对于司马光之学的定位，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①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诸儒序跋·通书后跋》，长沙：岳麓书社，2001，第72页。 ②《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又延平本》，第73页。 ③《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又延平本》，第75页。 ④《诸儒序跋·太极图通书后序三篇·建安本》，第73页。 ⑤对于“长沙本”《太极通书》之编订年代，本书下文有较为详细的考证。 ①具体考证，见笔者《〈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一文。 ①《朱子文集》卷二十六，《与杨教授书·熹昨日面恳寝罢镂板事未蒙》，见《朱子全书》第21册，第1144页。 ②冯念华：《盗版对宋代版权保护现象的影响》，《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6年第3期。 ③陈祖武先生据朱子《答吴斗南·便中奉告感慰亡量》一书判定，《伊洛渊源录》为朱子“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当时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者，见《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36页。 ①张岱年先生指出，后来朱子在编订《近思录》时，参考了《横渠语录》的内容。此为该书在《诸儒鸣道集》之外的首次露面。 ②上述四书，除出现在《诸儒鸣道集》外后，最早又见于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和《直斋书录解题》。朱子提到，《横浦日新》于乾道五年（1169年）刻于浙江，此为《横浦日新》在《诸儒鸣道集》之外的首次面世。 ①该书类似于类书性质，选入作品以经史子集和本朝分类，所选图书多有文学著作，并杂有老庄的言论。该书引用《诸儒鸣道集》的情况，下文有进一步的分析。《记纂渊海》由潘自牧编订于1209年，因此该书所引用的《诸儒鸣道集》，肯定是其原刻本。 ②史载李死于1222年，故他所见到的同样是《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本。 ③据陈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一书，《近思录》编成之后，抄本、刻本不断出现，“南宋后期还出现了对《近思录》进行注解、续编的本子，如陈植《近思杂问》、杨伯喦《泳斋近思录衍注》、叶采《近思录集解》、蔡模《续近思录》”，而陈荣捷亦指出，注释《近思录》者“计朱子门人一人，再传弟子四人，宋代七人……”，其影响之巨大，远非《诸儒鸣道集》可比。见陈水龙《理学在浙江的传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①邱佳慧，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 ①邱佳慧，博士论文《诸儒鸣道与道学之再检讨》，第9页。 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编：《朱子全书》第22册，《文集卷四十》，分别为《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答许顺之·尤溪书来》和《答何叔京·熹蒙喻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2、1748、1828页。 ①（清）邓钟玉等纂：《光绪金华县志》，卷八“人物”。载《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古籍、上海书店、巴蜀书社据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影印，1993，第802页。转引自《理学在浙江的传播》，第10页。 ①以束景南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为依据。 ②以陈来师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