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旦我们确定《语录》出自朱子之手所编，而且它还是尚在整理中的手稿。那么另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像《语录》这样尚且存在诸多问题的手稿是如何面世的呢？至少我们可以存有疑问，这样的手稿是朱子主动发布的吗？
  笔者以为，在二程的《语录》被刊刻这件事上，朱子似乎是被动的。他不可能会主动刻印一个尚在整理中的、错误多多的《语录》版本。关于此事的原委，朱子自己曾提到：
  《语录》……近有欲刻版于官司者，方欲持以畀之。前已刊行，当得其摹本以献，今无别本可以持内也。②
  向者程舶来求《语录》本子去刊，因属令送下邑中，委诸公分校，近得信却不送往，只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书答之。再送下覆校，千万与二丈三友子细校过。但说释氏处，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岛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己之私也③。
  《语录》程宪未寄来也。所疑《记善》足见思索之深，然得失亦相半，别纸具禀其详。④
  这三条材料能说明几个问题：其一，是程宪即程舶主动来找朱子，要求将《语录》刻板于官司的。朱子在经历犹豫后，最终把手稿交给了程宪。其二，朱子在将《语录》手稿交给程宪时，曾叮嘱其要认真校对，但是程宪没有遵循朱子的叮嘱，而只是将手稿匆匆校对，并且也没有把手稿还给朱子。其三，朱子曾就此与程宪有过书信的沟通（这些书信并没有被保留下来），但是似乎没有结果。其四，仅就上述文献来看，我们还无法确定程宪手中的文稿是否被刊刻过，但是既然他没有把手稿归还朱子，那么此手稿完全可能流传出去，乃或直接成为《诸儒鸣道集》之底本，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这件事的后果，就是朱子不得不另外召集许顺之等人来完成“二程语录”的编订和校订工作（但保留了《语录》的基本框架和目录）。许顺之等人在校订《遗书》时，也并没有参考《语录》（朱子手中似乎已经没有《语录》的手稿），这才导致了《语录》在局部内容上要优于《遗书》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朱子不在《遗书》中提到《语录》，也没有把《遗书》看作是“重修本”或“修订本”（就像他于1168年刊发《上蔡语录》那样）的原因。朱子把重新修订的二程语录集易名为《遗书》，也是要体现其与《语录》的区别。

②《朱子全书》第22册，《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第1802页。 ③《朱子全书》第22册，《文集卷四十》，《答许顺之·尤溪书来》，第1748页。 ④《朱子全书》第22册，《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蒙喻堂记》，第18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