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语录》与《遗书》之间最明显的差异是其卷数的不同。对于这一点，陈来师和赵振先生都已经有所介绍。此外，两书之条目排列顺序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值得让人关注的方面。我们不妨详细列表予以说明。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节省篇幅，我们省略了两书同卷中排列顺序一致的条目。
  上述列表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
  首先，从两书条目的排列顺序上看，两书的前半部分（《语录》前十六卷、《遗书》前十七卷）各条目的排列顺序基本一致，而两书的“刘元承手编”部分、“杨遵道录”部分、“周伯忱录”部分、“唐棣录”部分，各条目的顺序完全不一致，而两书末尾的“邹德久本”部分和“畅潜道录”部分各条目的顺序则完全一致。由此，二者之间的差异，更多是集中于某些部分上，其他部分则基本相同。
  其次，就内容看，《遗书》的体量稍大于《语录》：有相当数量的条目见于《遗书》，却不见于《语录》（有少数原本不属于“语录”的条目见于《语录》，却不见于《遗书》，而《遗书》卷二十三则整卷不见于《语录》中），初步统计有八十五条之多。这些条目基本上集中在“刘元承手编”部分、“杨遵道录”部分、“周伯忱录”部分、“唐棣录”部分中。与此相应，有十几条内容仅见于《语录》，这些条目中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都不属于“语录”性质，而多出自二程之书信的节文，故又多见于今本《二程集》的《文集》部分。
  再次，两书的“刘元承手编”部分和“唐棣录”部分差距最大，《遗书》的该部分相当于《语录》的“刘元承手编”部分和“附手编后”（即《伊川先生语四》和《伊川先生语五》、《伊川先生语六》）；而《遗书》的“唐棣录”部分，则比《语录》多出几十条内容。
  上述现象，可以作为证明《语录》与《遗书》是“初稿”与定稿关系的一个很有分量的佐证：就整体而论，两书多数卷目结构基本一致，只有少部分卷目差距较大，且在二者不同之处，《遗书》较之《语录》都更为完善，有更多的校勘整理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编订《遗书》时提到：
  右《程氏遗书》二十五篇，二先生门人记其所见闻答问之书也。始，诸公各自为书，先生没而其传寝广，然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传者颇以己意私窃竄易，历时既久，殆无全篇。熹家有先人旧藏数篇，皆著当时记录主名，语意相承，首尾贯通，盖未更后人之手，故其书最为精善。后益以类访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闻岁月先后，第为此书，篇目皆因其旧，而又别为之录如此，以见分别次序之所以然者……①
  从这条材料可知，朱子编订《遗书》的材料，既包括其家传的材料，也包括后来“益以类访求”的部分。在这当中，其家传的部分材料最为精善，而后来访求的部分则略逊于前者。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朱子在编订二程的“语录”时，对于那些“精善”的部分，基本上以因袭为主，而是重点整理那些后来不断访求来的，而且需要进行整理的部分，则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对其“变动”也较大。
  如果我们把《语录》与《遗书》基本相同的卷目视为是“精善”的部分，而把二者相异的部分视为是朱子后来不断访求来的，而且需要进行整理的部分，基本上可以对上述现象作出解释。

①1.1，即卷一第一条，在两书的卷数和条目数不一致的情况下，所标卷数和条数以《语录》为准。 ①程颢、程颐著：《二程集》，目录，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页；又见《朱子全书》，第24册，《程氏遗书后序》，第3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