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避讳、刻工以及思想史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是乾道二年（1166年），即朱子首次编订《语录》之年；而其刊刻时间的下限，则是乾道四年（1168年）或稍后，即朱子刊刻《程氏遗书》和”后定本”《上蔡语录》之年或稍后。我们在引用或是研究《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时，都要对此有相应地自觉。
  据本文的结论，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诸儒鸣道集》之编刻时间，要晚于朱子编订《上蔡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初稿，大致与朱子编订《伊洛渊源录》大纲的时间相当，所以我们还不能轻易把《诸儒鸣道集》所可能反映的观念与朱子对道学的理解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刻意地强调前者的“早期性”。其实，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诸儒鸣道集》之原刻之时，还是朱子编订《程氏遗书》和《渊源录》之际，都还处在二程之学在与王安石新学的激烈竞争中，道学并没有完全确立起优势地位——至少“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②。当然，从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角度讲，王学在王安石父子之后后继无人，与程门人才辈出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从另一个角度讲，《诸儒鸣道集》和朱子此时的著作，都可以被看做是宋代学术多元性的体现。宋代学术真正完成由多元到一元的转换，还要在此之后。

②《中国学案史》，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