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还可以从反证的角度来推定《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下限：有哪些书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但是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所采用。那么，这些新版本出现的最早时间，很可能就是《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下限。当然，一本书从刊刻到流通，再到迸入《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这，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在确定该书原刻时间的下限时，也要适当地推后一些。
  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订者对于当时面世的新书比较敏感，也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许多新书的刻本，甚至是手稿如《圣传论》者。因此，以他们的特殊身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程氏遗书》，这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现在看来，《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取《二程语录》，而不取《程氏遗书》，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在编订《诸儒鸣道集》之际，还没有能够见到《程氏遗书》。同理，《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取《上蔡语录》的“盗印本”，而不取其“后定本”，也只可能是，他们同样也没有见到过“后定本”；他们之所以不取“屏山集本”《圣传论十首》，而取《崇安圣传论》，也恰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见到过更为精善的“屏山集本”。还有一点，乾道二年下半年，朱子编订“长沙本”《太极通书》于长沙，①朱子认为“长沙本”《通书》“视他本最详密”。②《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不选取“长沙本”，却另选一个未必完备的本子，同样最有可能是他们尚未见到过“长沙本”。我们知道，“长沙本”的编订地点远在长沙，这也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未能及时看到“长沙本”的原因所在。这一点颇能说明，《诸儒鸣道集》原刻的时间不会晚于“长沙本”的编订时间太久。
  综上所述，《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的下限当在朱子刊刻《程氏遗书》和“后定本”《上蔡语录》之前，至少也要在它们的编订之后不久，也就是乾道四年（1168年）或者稍后。这可以算是我们在《诸儒鸣道集》之原刻年代问题上的最终结论。

①朱子编订“长沙本”的时间，当在林栗刻印《通书》之后，即乾道二年三月之后。据笔者考证，“长沙本”的刊刻年代也在乾道二年，此文也将很快面世。 ②《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