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还可以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下限。其基本的思路是：《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必定在其所收录著作的相应版本都出现之后。目前，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在《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中，以《横浦日新》、《横渠经学理窟》、《上蔡先生语录》、《二程语录》这四部著作的形成时间最晚。那么，对这几部著作之形成时间下限的考察，也就间接可以确定《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
  在这四部著作当中，《横浦日新》与《横渠经学理窟》的具体编订年代不详。但是，我们也可以借助其它辅助性资料来推测其形成年代的下限。
  《横浦日新》是由张无垢（横浦）的门人郎晔所记录的语录。该书编订的时间必定是在张无垢去世之后（1159年之后）。因此，该书在晁公武初编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的《郡斋读书志》里，①并没有记载。②又，朱子曾于乾道五年（1169年）在给吕祖谦的书信中亦提到：“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云云，可知此书的编订时间要在此之前，但也不会太久。③
  关于《横渠经学理窟》，张岱年先生曾提到：“何以《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没有《理窟》（田按，即《经学理窟》）呢？疑朱熹编辑《近思录》时尚未见到《理窟》，或者虽见到而以为不足依据而不取。”④那么，《横渠经学理窟》最晚于何时编订？朱子在编订《近思录》时，又是否见到过此书呢？
  朱子与吕祖谦编辑《近思录》，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笔者经文献检索发现，朱子在《文集》中提到过《横渠理窟》一次，却要在此之前：
  《横渠理窟》亦有变服之说，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则与士庶吉服相乱，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说当从何者为是？亦乞批诲，当续修正也。⑤
  朱子此信当作于乾道八年（1173年），⑥则《横渠经学理窟》的刊刻年代更要在此之前。显然，朱子在编辑《近思录》时，肯定已经接触过了《横渠经学理窟》一书。
  不过，在乾道八年之前，《经学理窟》当已经形成很久了，最直接的整理《郡斋读书志》中已经收录有该书，表明该书的形成年代要在北宋末年之前。
  关于《上蔡先生语录》，陈来师提出：“《诸儒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与朱子定本相同，当出自朱子定本”①，这一点当无疑义。不过，此问题还是有值得深入讨论之处。我们知道，朱子曾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编订完成了《上蔡语录》，是为初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初定本”）。后来，朱子又于乾道四年（1168年），将“旧传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语，附三篇之后”②，是为“后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后定本”）。在此之间，社会上还流传有另外一个本子的《上蔡语录》，朱子曾提到：“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遗恨焉”③，此版本也可以称之为“盗版本”④《上蔡语录》（下文简称“盗版本”）。⑤那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又是以这三者当中的哪一个本子为底本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既然朱子上文中已经提到，“后定本”与“初定本”相比，多出了“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这也成为我们判定“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之底本的可信标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在篇末确实收录了上述手柬：即“答胡康侯小简云”条、“又答简云盖如语录”条，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也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这足以表明，其底本不可能是“初定本”。
  那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又是不是“后定本”呢？我们知道，今天通行的《上蔡语录》，只能是“后定本”（其中就收录有朱子作于乾道四年初的《谢上蔡语录后记》）。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与今通行本《上蔡语录》之详细条目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有数条证据表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一，“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比各种版本的通行本《上蔡语录》都多出了九章，并且唯独它才能与朱子在“初定本”《上蔡语录后序》中所提到的，“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云云相符合。由此可见，“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还保留着“初定本”的某些特色，它所据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二，“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有一条云：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为生也；经德不回，非干禄也；言语必信，非正行也，天理当然而已矣。当然而为之，是为天之所为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除了明正德九年本和“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之外，各通行本《上蔡语录》在此条后都加有双行夹注云：“‘语’原本作‘行’，‘人心’原本作‘心人’，今据《孟子》改正”。这条双行夹注，应该是朱子在编订“后定本”时后才加上去的，因此才不见于“鸣道本”中。
  例三，“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又有一条云：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谢子曰：“吾昔亦曾问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然须是体察得理义之悦我心，真个犹刍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非圣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②
  这一段，不见于所有的通行本《上蔡语录》中，而是后来被朱子编入了《二程外书》中。显然，朱子是在编订“后定本”时，把这段文字移入《二程外书》的。这也表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所采用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四，《上蔡语录》卷上，“问尧夫所学如何”条，“……众人不敢仰视他……”，各通行本段末又均有取行夹注：“‘仰’下原本有观字，今从《言行录》”，①而“鸣道本”此条则无此小注。此双行夹注显然是朱子后来编订“后定本”时所加上去的，故不见于“鸣道本”。
  总之，“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最有可能是处于“初定本”与“后定本”之间的“盗版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并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也没有收录“后定本”所有的《谢上蔡语录后记》的原因。《诸儒鸣道集》不采用“后定本”，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在其刊刻时，“后定本”还没有出现。
  关于《二程语录》。在《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十五部著作中，围绕《二程语录》的疑问最多。《二程语录》与朱子所编订的《程氏遗书》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在判定《诸儒鸣道集》之原刻时间时，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赵振先生认为，《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为同一书，都是由朱熹编定的，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②虽然赵的这一结论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不过赵的论述还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至少还需要更多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对此，我会在下文中辟专章予以讨论。这里，我们不妨先接受赵的结论，认同《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订。那么，据目前资料来看，朱子开始整理二程的“语录”，是在乾道二年或稍前。③因此，《二程语录》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这一年。
  通过对《诸儒鸣道集》所收上述四部著作形成年代的分析可知，《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为乾道二年（1166年）或稍后。

①晁公武撰，孙猛点校：《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②后被收入了赵希弁所重编的《郡斋读书志·附志》中。 ③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前日因还人上状》，见《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1424页。朱子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参见《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第61页。 ④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见《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伏蒙垂谕祭仪之阙》，见《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12页。 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104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朱子文集》卷七十七，《谢上蔡语录后记》，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707页。 ③同上。 ④之所以称之为“盗版本”，是因为该书的刊刻并未得到朱子的同意，而且有恶意删除朱子及胡宪序的嫌疑。 ⑤“盗版本”出现在在初定本之先还是之后，朱子并没明确予以说明。但是初定本在当时似乎并未刊刻，因此“盗版本”也是“后定本”之前唯一较大规模流行的本子。 ⑥今通行本《上蔡语录》的最后一条是“总老尝问—官员云”。胡玉缙在《四库提要总目补正》中，引清人郑珍语云：“盖朱子所谓板本，其总老条，正是禅门机锋杂他书之甚者，朱子必已刊去，不知何人复取附末。”见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页。由此可见，上述手柬应该是在篇末，“总老”条可能为后人所加。 ①《诸儒鸣道集》，第986页。 ②同上书，第999页。 ①（宋）谢良佐撰，（宋）曾恬、胡安国辑录，（宋）朱熹删订，严文儒校点：《上蔡语录》，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外编》，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下同。 ②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③《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