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刻工角度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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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30005155
颗粒名称: 二 从刻工角度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
分类号: B244.99
页数: 4
页码: 37-40
摘要: 本文介绍了《诸儒鸣道集》主要由杭州地区知名刻工刊刻,这些刻工活动时间集中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期。利用刻工鉴别版本时需要注意刻工同名、流动外迁、印版补修及影刻印本等问题。
关键词: 诸儒鸣道集 版本鉴定 刻工

内容

刻工是我们判断某书刊刻年代与地域的又一有效手段。刻工们的工作年限与工作地点都相对固定。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那些具有确定刊刻年代和刻工姓名的图书为参照,来确定与之具有数位相同刻工的另一图书的刊刻年代与地点。当然,“利用刻工鉴别版本时还应当注意刻工同姓同名、流动外迁、印版补修及影刻印本等问题”,④这也需要判断者之非常慎重。
  经笔者查对,刊刻《诸儒鸣道集》的刻工,除了顾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之外,尚有陈彦、洪坦、方伯祥、李才、李正(?),以及单字刻工龙、济、中,明、昌、先、元、才、源、果,定、登、悦、志等多人。考虑到历史上单字刻工重名严重这一情况,而且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故下文中对他们不予讨论。
  上述刻工基本上活动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期间,绝大多数都为杭州地区的刻工。在《诸儒鸣道集》的刊刻者当中,以方伯祐所刻上述刻工基本上活动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期间,绝大多数都为杭州地区的刻工。在《诸儒鸣道集》的刊刻者当中,以方伯祐所刻的页数最多,李宪、许中、叶迂、洪新、陈明所刻页数也较多,而李才只刻了一页,陈彦只刻了三页,洪坦只刻了四页(仅以目前能看清楚刻工姓名的页数为统计对象)。
  在这些刻工所刻过的其他书籍中,以下几部最值得注意:
  其一,《论衡》,三十卷,乾道三年(1167年)绍兴府洪适刊本,①刻工为李昌、李宪、周彦、洪悦、洪新、陈明、李文、许中、王永等人,②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多达9人。
  其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两浙东路安抚使乾道四年(1168年)刻本,③刻工为毛昌、周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三,《礼记正义》,七十卷,两浙东路茶盐司绍熙三年(1192年)刻本,刻工为方伯祐、李宪、周彦、李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④
  其四,《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宋乾道婺州(今浙江金华)义岛青口吴宅桂堂刻本,⑤刻工为陈明、陈祥,洪新、许中、叶迂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五,《诸史提要》,十五卷,宋乾道间绍兴府学刊本,该书未标确切的刊刻年代,但是避“慎”字讳,⑥刻工为洪新、洪悦、陈明、陈仁、李昌、李文、毛昌、王昌、许中等,⑦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9人。今人胡学彦所编《浙江历代版刻书目》认为,该书刻于乾道九年(1173年),不知何据。⑧
  其六,《东坡集》,四十卷,有孝宗乾道序,当刊刻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3人。
  其七,《周官讲义》,十四卷,宋讳至“树”、“竖”、“缘”,②但应为宋初刻本,刻工为洪新、王昌、许中、叶迂,陈仁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八,《北山小集》,四十卷,孝宗乾道六年刻本(1170年③),刻工为王昌、陈明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九,《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刻工为李彦、陈彦等,④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初刻于淳熙三年(1176年),补刻于淳熙八年(1181年),即耿秉本,⑤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洪新⑥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
  其十一,《周易注疏》,十三卷,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刊宋元递修本,避“构”字,却不避“慎”字,为南宋绍兴年间刻本,刻工为毛昌、陈明等,⑦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二,《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该书编成于乾道三年(1167年),刻工为陈明、李昌、陈仁、许中、毛昌等,⑧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十三,《淮海集》,四十卷,宋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刊绍熙三年谢雩重修本,刻工为刘志、李宪等,⑨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四,《周礼疏》,五十卷,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递修本(宋刻元刊本,最初刻版时间不详),刻工为毛昌、洪新、黄琮、李宪等,①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
  其十五,《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宋乾道刊本,刻工为周彦、陈彦等,②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另外,还有多名刊刻过《诸儒鸣道集》的刻工参加过《汉书》多个版本的刊刻和补版工作:如李宪、许中、陈仁、陈明、洪新、陈彦、李文、王永、黄琮等。
  综合上述材料判断,《诸儒鸣道集》主要是由杭州地区的知名刻工所刻。这些刻工早在南宋绍兴初年即开始刻书(甚至还参与了北宋末年一些书籍的刊刻工作),而最晚直到绍熙三年还在刻书。该书的刻工与《论衡》和《诸史提要》二书的刻工重合数最多,离此时间段越远(如绍兴年间、乾道五年以后),刻工重合的情况就越少。据此判断,《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应该与此二书最为接近,即也当在乾道初年间。

附注

④李国庆:《漫谈古书的刻工》,载《藏书家:珍藏版》,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①《浙江省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胡学彦编次,沈荣枚校订):《浙江历代版刻书目》,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②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③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7页。 ④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⑤张丽娟、程有庆著:《宋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58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 ⑦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关于该书的刊刻年代,王先生指出:《四库》定为端礼参政时所刊。按:《宋史·宰辅表》,端礼权参知政事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翌月,除参知政事,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罢。则是书当为甫宋孝宗初年刊本。 ⑧《浙江历代版刻书目》,第15页。 ①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7页。 ②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③黄丕烈、王国维等撰:《宋版书考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④《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17页。 ⑤施廷镛编著、李雄飞校订:《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19页。又见张振铎著《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⑦李致忠:《宋版书序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⑧《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401页。 ⑨《藏园群书经眼录》,第四册集部上,第1187页。 ①《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03页。 ②同上书,第384页。

知识出处

《诸儒鸣道集》研究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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