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避讳是我们判断某部书（尤其是宋版书）刊刻年代的一个重要手段。早有学者指出，宋代避讳最严，也最烦琐，甚至有回避宋钦宗的嫌名竟然多达五十多字的例子。因此，从避讳的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集》的大致原刻年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使用避讳来判断某书的刊刻年代要慎之又慎。尾崎康先生就曾指出两种需要注意的情况：
  一是要注意忠实的覆刻本，二是要注意未必严格遵守避讳的情况。②这些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判断。
  据笔者仔细查对，《诸儒鸣道集》中的避讳不算特别严格。以《淳熙重修文书式》①为参照，该书中对于帝始祖赵玄朗的“玄”、“朗”二字，帝父赵弘殷的“弘”、“殷”二字，太祖赵匡胤的“匡”、“胤”二字，真宗赵恒的“恒”字，仁宗赵禛的“禛”字，钦宗赵桓的“桓”字，徽宗赵构的“构”字，均有避讳。同时，其对“玄”字的嫌名“眩”字等，“禛”字的嫌名“祯”字、“贞”字等，“桓”字的嫌名“完”字等，也均有所回避。但是，该书对于《淳熙重修文书式》中所列出的很多嫌名，却都没有回避，②同时也没有回避宋帝祖“赵敬”之名“敬”字③和哲宗赵煦之名“煦”字。④
  令人注意的是，诚如顾廷龙先生所言，该书于孝宗的嫌名“慎”字，均为字不成（缺笔），却基本上不回避光宗的本字“惇”字，以及其嫌名“敦”字。如：
  例一，避“慎”字讳例：“鸣道本”《濂溪通书·慎动》章，⑤其中两“慎”字为字不成（缺笔）。又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之《二程先生语二之二》，“要修持他这天理则在德”条：“则须直不愧屋漏与慎独”，⑥其中“慎”字为字不成。此页的刻工为方伯祐，因此不可能是由端平时重修的刻工所刻。
  例二，不避“惇”字讳例：“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乐器》篇：“皋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励翼为迩可远之道”，⑦其中“惇”字不避。
  例三，“敦”字有避、有不避例：在《诸儒鸣道集》中，“敦”字多数不回避。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六》，“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条：“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①其中“敦”字不避，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在“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一》，“大德敦化，于化育处敦本也”②条，其中两“敦”字皆为字不成。③不过，此页也很可能是出自端平二年的修补者之手。
  综合避讳的基本原则和上述事实来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肯定不早于孝宗时代，即至迟不晚于1163年。我们知道，从南宋初期到中期，避讳有日益严格的趋势。因此，该书的原刻时间更有可能在《淳熙重修文书式》发布之前，即孝宗隆兴、乾道年间，否则其不避哲宗赵煦的名讳，又不避“敬”字，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结论也能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到印证。

②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①收入四部丛刊续编《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载续编第七十七册，第105页。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淳熙重修文书式》，其中还包括关于光宗和宁宗的避讳，可知该文在发布后一直在修订。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在《诸儒鸣道集》刊刻时《淳熙重修文书式》的样子。 ②《诸儒鸣道集》并不避讳的嫌名有：悬字、镜字、境字、弦字、引字、树字（系曙字嫌名）、属字等。 ③《濂溪通书·爱敬》章，文中两“敬”字均不讳，见《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又，《二程先生语二之三》，“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条，其中“敬”字同样不讳，见《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二，第445页。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但是，该书中也有避“敬”字的例子，如《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八，第557页，“对孟懿字问孝”条中，“子游能养，或失于敬”，其中“敬”字为字不成。 ④《二程先生语二之三》，“得此义理在此，甚事不尽”条：“视世之仁义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其中“煦煦”两字不避，见《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二，第440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4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一，第414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九，第177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四十，第842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一，第641页。 ③该书从卷二十六到卷三十四的前半部分，均未标注刻工的姓名。据陈先行先生判断，此处系清人配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