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欲对《诸儒鸣道集》做深入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它的原刻①年代。《诸儒鸣道集》原刻的确切年代不详，目前也没有任何旁证资料能帮助我们确定其原刻年代，这大大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精确研究与应用。显然，解决上述问题，是我们深入研究它的一个必要前提。
  目前学界对于《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问题的讨论，以顾廷龙先生和陈来师为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或从避讳与刻工的角度入手，或从版本学的角度入手。如，顾廷龙先生指出：
  兹检其讳字，“慎”字缺笔，“惇”字不避，刻工有周彦、许中、毛昌、叶迁、洪新、陈明、李昌、王昌、李文、王永、李宪、方伯祐、洪悦、陈仁、黄琮、洪坦、刘志、陈祥等。他们大多于孝宗、光宗时代在浙江一带刻书，颇为知名，所刻《史记》、《汉书》、《论衡》、《文选》等至今仍存于世，故此本原刻当在孝宗（田按，1163—1189年）时代无疑。②
  而陈来师则认为：
  《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与朱子定本相同，当出自朱子定本，只是卷末无朱子后序。《上蔡语录》取朱子定本一事进一步证明了《二程语录》不出于《遗书》，它表明编者对朱子并无成见（实际上很难找到理由说明编者为什么要更改《遗书》或有意不取《遗书》）。它提示我们，《鸣道集》有可能是在朱熹校定《上蔡语录》至编定《遗书》的十年之间（1158—1168年）编成的。①
  上述二位先生的观点皆持论有据，但也都有进一步充实的余地：
  顾先生的说法太简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它。宋孝宗的时代跨越28年，在这当中，不但朱子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他也经历了从默默无闻者到儒学领袖的变化。而此阶段中《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四书集注》的刊印，也使得朱子几乎垄断了道学的话语权。显然，《诸儒鸣道集》究竟是在孝宗初年面世、还是在孝宗晚年面世，这一点对于后人对它的某些研究结论，并不是没有影响。
  陈来师重在论证“鸣道本《二程语录》不出于《遗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遗书》又是否出于《二程语录》呢？另外，虽然“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系由朱子所编订，但它又是朱子所编《上蔡语录》中的哪一个版本呢？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判断《诸儒鸣道集》一书的原刻年代。
  一 从避讳角度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
  避讳是我们判断某部书（尤其是宋版书）刊刻年代的一个重要手段。早有学者指出，宋代避讳最严，也最烦琐，甚至有回避宋钦宗的嫌名竟然多达五十多字的例子。因此，从避讳的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集》的大致原刻年代，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使用避讳来判断某书的刊刻年代要慎之又慎。尾崎康先生就曾指出两种需要注意的情况：一是要注意忠实的覆刻本，二是要注意未必严格遵守避讳的情况。②这些因素都会干扰我们的判断。
  据笔者仔细查对，《诸儒鸣道集》中的避讳不算特别严格。以《淳熙重修文书式》①为参照，该书中对于帝始祖赵玄朗的“玄”、“朗”二字，帝父赵弘殷的“弘”、“殷”二字，太祖赵匡胤的“匡”、“胤”二字，真宗赵恒的“恒”字，仁宗赵禛的“禛”字，钦宗赵桓的“桓”字，徽宗赵构的“构”字，均有避讳。同时，其对“玄”字的嫌名“眩”字等，“禛”字的嫌名“祯”字、“贞”字等，“桓”字的嫌名“完”字等，也均有所回避。但是，该书对于《淳熙重修文书式》中所列出的很多嫌名，却都没有回避，②同时也没有回避宋帝祖“赵敬”之名“敬”字③和哲宗赵煦之名“煦”字。④
  令人注意的是，诚如顾廷龙先生所言，该书于孝宗的嫌名“慎”字，均为字不成（缺笔），却基本上不回避光宗的本字“惇”字，以及其嫌名“敦”字。如：
  例一，避“慎”字讳例：“鸣道本”《濂溪通书·慎动》章，⑤其中两“慎”字为字不成（缺笔）。又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之《二程先生语二之二》，“要修持他这天理则在德”条：“则须直不愧屋漏与慎独”，⑥其中“慎”字为字不成。此页的刻工为方伯祐，因此不可能是由端平时重修的刻工所刻。
  例二，不避“惇”字讳例：“鸣道本”《横渠正蒙书·乐器》篇：“皋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励翼为迩可远之道”，⑦其中“惇”字不避。
  例三，“敦”字有避、有不避例：在《诸儒鸣道集》中，“敦”字多数不回避。如“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六》，“礼记儒行经解全不是”条：“诗便只温柔敦厚了却”，①其中“敦”字不避，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是，在“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语一之一》，“大德敦化，于化育处敦本也”②条，其中两“敦”字皆为字不成。③不过，此页也很可能是出自端平二年的修补者之手。
  综合避讳的基本原则和上述事实来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肯定不早于孝宗时代，即至迟不晚于1163年。我们知道，从南宋初期到中期，避讳有日益严格的趋势。因此，该书的原刻时间更有可能在《淳熙重修文书式》发布之前，即孝宗隆兴、乾道年间，否则其不避哲宗赵煦的名讳，又不避“敬”字，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结论也能从下面的分析中得到印证。
  二 从刻工角度看《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
  刻工是我们判断某书刊刻年代与地域的又一有效手段。刻工们的工作年限与工作地点都相对固定。因此，我们可以借助于那些具有确定刊刻年代和刻工姓名的图书为参照，来确定与之具有数位相同刻工的另一图书的刊刻年代与地点。当然，“利用刻工鉴别版本时还应当注意刻工同姓同名、流动外迁、印版补修及影刻印本等问题”，④这也需要判断者之非常慎重。
  经笔者查对，刊刻《诸儒鸣道集》的刻工，除了顾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之外，尚有陈彦、洪坦、方伯祥、李才、李正（？），以及单字刻工龙、济、中，明、昌、先、元、才、源、果，定、登、悦、志等多人。考虑到历史上单字刻工重名严重这一情况，而且对他们的记载也不多，故下文中对他们不予讨论。
  上述刻工基本上活动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期间，绝大多数都为杭州地区的刻工。在《诸儒鸣道集》的刊刻者当中，以方伯祐所刻上述刻工基本上活动在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期间，绝大多数都为杭州地区的刻工。在《诸儒鸣道集》的刊刻者当中，以方伯祐所刻的页数最多，李宪、许中、叶迂、洪新、陈明所刻页数也较多，而李才只刻了一页，陈彦只刻了三页，洪坦只刻了四页（仅以目前能看清楚刻工姓名的页数为统计对象）。
  在这些刻工所刻过的其他书籍中，以下几部最值得注意：
  其一，《论衡》，三十卷，乾道三年（1167年）绍兴府洪适刊本，①刻工为李昌、李宪、周彦、洪悦、洪新、陈明、李文、许中、王永等人，②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多达9人。
  其二，《元氏长庆集》，六十卷，两浙东路安抚使乾道四年（1168年）刻本，③刻工为毛昌、周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三，《礼记正义》，七十卷，两浙东路茶盐司绍熙三年（1192年）刻本，刻工为方伯祐、李宪、周彦、李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④
  其四，《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宋乾道婺州（今浙江金华）义岛青口吴宅桂堂刻本，⑤刻工为陈明、陈祥，洪新、许中、叶迂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五，《诸史提要》，十五卷，宋乾道间绍兴府学刊本，该书未标确切的刊刻年代，但是避“慎”字讳，⑥刻工为洪新、洪悦、陈明、陈仁、李昌、李文、毛昌、王昌、许中等，⑦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9人。今人胡学彦所编《浙江历代版刻书目》认为，该书刻于乾道九年（1173年），不知何据。⑧
  其六，《东坡集》，四十卷，有孝宗乾道序，当刊刻于乾道九年（1173年），①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3人。
  其七，《周官讲义》，十四卷，宋讳至“树”、“竖”、“缘”，②但应为宋初刻本，刻工为洪新、王昌、许中、叶迂，陈仁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八，《北山小集》，四十卷，孝宗乾道六年刻本（1170年③），刻工为王昌、陈明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九，《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绍兴年间淮南路转运司刊本，刻工为李彦、陈彦等，④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史记集解索隐》，一百三十卷，初刻于淳熙三年（1176年），补刻于淳熙八年（1181年），即耿秉本，⑤刻工为李宪、周彦、洪坦、洪新⑥等，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
  其十一，《周易注疏》，十三卷，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刊宋元递修本，避“构”字，却不避“慎”字，为南宋绍兴年间刻本，刻工为毛昌、陈明等，⑦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二，《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四十卷，该书编成于乾道三年（1167年），刻工为陈明、李昌、陈仁、许中、毛昌等，⑧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5人。
  其十三，《淮海集》，四十卷，宋乾道九年（1173年）高邮军学刊绍熙三年谢雩重修本，刻工为刘志、李宪等，⑨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其十四，《周礼疏》，五十卷，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递修本（宋刻元刊本，最初刻版时间不详），刻工为毛昌、洪新、黄琮、李宪等，①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4人。
  其十五，《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宋乾道刊本，刻工为周彦、陈彦等，②与《诸儒鸣道集》相同刻工2人。
  另外，还有多名刊刻过《诸儒鸣道集》的刻工参加过《汉书》多个版本的刊刻和补版工作：如李宪、许中、陈仁、陈明、洪新、陈彦、李文、王永、黄琮等。
  综合上述材料判断，《诸儒鸣道集》主要是由杭州地区的知名刻工所刻。这些刻工早在南宋绍兴初年即开始刻书（甚至还参与了北宋末年一些书籍的刊刻工作），而最晚直到绍熙三年还在刻书。该书的刻工与《论衡》和《诸史提要》二书的刻工重合数最多，离此时间段越远（如绍兴年间、乾道五年以后），刻工重合的情况就越少。据此判断，《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应该与此二书最为接近，即也当在乾道初年间。
  三从版本学角度看《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
  我们还可以从版本学的角度来判断《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下限。其基本的思路是：《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必定在其所收录著作的相应版本都出现之后。目前，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在《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著作中，以《横浦日新》、《横渠经学理窟》、《上蔡先生语录》、《二程语录》这四部著作的形成时间最晚。那么，对这几部著作之形成时间下限的考察，也就间接可以确定《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
  在这四部著作当中，《横浦日新》与《横渠经学理窟》的具体编订年代不详。但是，我们也可以借助其它辅助性资料来推测其形成年代的下限。
  《横浦日新》是由张无垢（横浦）的门人郎晔所记录的语录。该书编订的时间必定是在张无垢去世之后（1159年之后）。因此，该书在晁公武初编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的《郡斋读书志》里，①并没有记载。②又，朱子曾于乾道五年（1169年）在给吕祖谦的书信中亦提到：“比见婺中所刻无垢《日新》之书，尤诞幻无根，甚可怪也”云云，可知此书的编订时间要在此之前，但也不会太久。③
  关于《横渠经学理窟》，张岱年先生曾提到：“何以《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没有《理窟》（田按，即《经学理窟》）呢？疑朱熹编辑《近思录》时尚未见到《理窟》，或者虽见到而以为不足依据而不取。”④那么，《横渠经学理窟》最晚于何时编订？朱子在编订《近思录》时，又是否见到过此书呢？
  朱子与吕祖谦编辑《近思录》，是在淳熙二年（1175年）。笔者经文献检索发现，朱子在《文集》中提到过《横渠理窟》一次，却要在此之前：
  《横渠理窟》亦有变服之说，但其制度皆不同。如熹前日所定，则与士庶吉服相乱，恐不可行。不知三家之说当从何者为是？亦乞批诲，当续修正也。⑤
  朱子此信当作于乾道八年（1173年），⑥则《横渠经学理窟》的刊刻年代更要在此之前。显然，朱子在编辑《近思录》时，肯定已经接触过了《横渠经学理窟》一书。
  不过，在乾道八年之前，《经学理窟》当已经形成很久了，最直接的整理《郡斋读书志》中已经收录有该书，表明该书的形成年代要在北宋末年之前。
  关于《上蔡先生语录》，陈来师提出：“《诸儒鸣道集》本《上蔡语录》与朱子定本相同，当出自朱子定本”①，这一点当无疑义。不过，此问题还是有值得深入讨论之处。我们知道，朱子曾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编订完成了《上蔡语录》，是为初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初定本”）。后来，朱子又于乾道四年（1168年），将“旧传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掇其精要之语，附三篇之后”②，是为“后定本”《上蔡语录》（下文简称“后定本”）。在此之间，社会上还流传有另外一个本子的《上蔡语录》，朱子曾提到：“熹顷年校定《上蔡先生语录》三篇，未及脱稿而或者传去，遂锓木于赣上，愚意每遗恨焉”③，此版本也可以称之为“盗版本”④《上蔡语录》（下文简称“盗版本”）。⑤那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又是以这三者当中的哪一个本子为底本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既然朱子上文中已经提到，“后定本”与“初定本”相比，多出了“谢先生与胡文定公手柬”，这也成为我们判定“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之底本的可信标尺：“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在篇末确实收录了上述手柬：即“答胡康侯小简云”条、“又答简云盖如语录”条，⑥，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也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这足以表明，其底本不可能是“初定本”。
  那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又是不是“后定本”呢？我们知道，今天通行的《上蔡语录》，只能是“后定本”（其中就收录有朱子作于乾道四年初的《谢上蔡语录后记》）。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比较“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与今通行本《上蔡语录》之详细条目的方法，来解决此问题。有数条证据表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一，“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比各种版本的通行本《上蔡语录》都多出了九章，并且唯独它才能与朱子在“初定本”《上蔡语录后序》中所提到的，“得先生遗语三十余章，别为一篇”云云相符合。由此可见，“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还保留着“初定本”的某些特色，它所据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二，“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有一条云：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为生也；经德不回，非干禄也；言语必信，非正行也，天理当然而已矣。当然而为之，是为天之所为也。圣门学者，大要以克己为本，克己复礼，无私心焉，则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①
  除了明正德九年本和“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之外，各通行本《上蔡语录》在此条后都加有双行夹注云：“‘语’原本作‘行’，‘人心’原本作‘心人’，今据《孟子》改正”。这条双行夹注，应该是朱子在编订“后定本”时后才加上去的，因此才不见于“鸣道本”中。
  例三，“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又有一条云：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谢子曰：“吾昔亦曾问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浅近，不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最亲切有滋味。然须是体察得理义之悦我心，真个犹刍豢始得’。明道先生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非圣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②
  这一段，不见于所有的通行本《上蔡语录》中，而是后来被朱子编入了《二程外书》中。显然，朱子是在编订“后定本”时，把这段文字移入《二程外书》的。这也表明，“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所采用的底本不会是“后定本”。
  例四，《上蔡语录》卷上，“问尧夫所学如何”条，“……众人不敢仰视他……”，各通行本段末又均有取行夹注：“‘仰’下原本有观字，今从《言行录》”，①而“鸣道本”此条则无此小注。此双行夹注显然是朱子后来编订“后定本”时所加上去的，故不见于“鸣道本”。
  总之，“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的底本最有可能是处于“初定本”与“后定本”之间的“盗版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鸣道本”《上蔡先生语录》中，并没有收录“初定本”所有的朱熹的后序和胡宪的后跋，也没有收录“后定本”所有的《谢上蔡语录后记》的原因。《诸儒鸣道集》不采用“后定本”，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在其刊刻时，“后定本”还没有出现。
  关于《二程语录》。在《诸儒鸣道集》所收录的十五部著作中，围绕《二程语录》的疑问最多。《二程语录》与朱子所编订的《程氏遗书》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这也是我们在判定《诸儒鸣道集》之原刻时间时，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赵振先生认为，《二程语录》与《二程遗书》为同一书，都是由朱熹编定的，只不过前者是初稿，后者是修订稿。②虽然赵的这一结论已经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不过赵的论述还缺乏一锤定音的证据，至少还需要更多强有力的证据予以支持。对此，我会在下文中辟专章予以讨论。这里，我们不妨先接受赵的结论，认同《二程语录》出自朱子所编订。那么，据目前资料来看，朱子开始整理二程的“语录”，是在乾道二年或稍前。③因此，《二程语录》的形成年代不会早于这一年。
  通过对《诸儒鸣道集》所收上述四部著作形成年代的分析可知，《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为乾道二年（1166年）或稍后。
  四 从反证角度看《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闻的下限
  我们还可以从反证的角度来推定《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下限：有哪些书出现了更新、更好的版本，但是却没有被《诸儒鸣道集》所采用。那么，这些新版本出现的最早时间，很可能就是《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下限。当然，一本书从刊刻到流通，再到迸入《诸儒鸣道集》编者的视野这，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在确定该书原刻时间的下限时，也要适当地推后一些。
  这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订者对于当时面世的新书比较敏感，也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许多新书的刻本，甚至是手稿如《圣传论》者。因此，以他们的特殊身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程氏遗书》，这并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现在看来，《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取《二程语录》，而不取《程氏遗书》，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在编订《诸儒鸣道集》之际，还没有能够见到《程氏遗书》。同理，《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选取《上蔡语录》的“盗印本”，而不取其“后定本”，也只可能是，他们同样也没有见到过“后定本”；他们之所以不取“屏山集本”《圣传论十首》，而取《崇安圣传论》，也恰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见到过更为精善的“屏山集本”。还有一点，乾道二年下半年，朱子编订“长沙本”《太极通书》于长沙，①朱子认为“长沙本”《通书》“视他本最详密”。②《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不选取“长沙本”，却另选一个未必完备的本子，同样最有可能是他们尚未见到过“长沙本”。我们知道，“长沙本”的编订地点远在长沙，这也是《诸儒鸣道集》的编者未能及时看到“长沙本”的原因所在。这一点颇能说明，《诸儒鸣道集》原刻的时间不会晚于“长沙本”的编订时间太久。
  综上所述，《诸儒鸣道集》的原刻时间的下限当在朱子刊刻《程氏遗书》和“后定本”《上蔡语录》之前，至少也要在它们的编订之后不久，也就是乾道四年（1168年）或者稍后。这可以算是我们在《诸儒鸣道集》之原刻年代问题上的最终结论。
  五 一点疑问
  至此，我们还有一个疑点尚未解决。基于不匿反证的立场，我们还是有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必要。
  在朱子编订二程的“语录集“之前，社会上是否另外存在与“鸣道本”《二程语录》相类似的程氏“语录集”呢？对此，赵振以朱子的《程氏遗书后序》一文为证，说明“在朱熹编《遗书》之前，当时世上还没有一本收录比较完备的二程语录本子流传，更不用说与《遗书》二十五篇内容、篇目、次序基本相同的作品了”。①陈来师则认为：“……这样看来，在朱熹编集《遗书》之前似无统编的程氏语录集，但朱熹于《遗书》刊行后五年编成的《外书》中，其卷十一题有‘时氏本拾遗，时紫芝所集，号《程子微言》，凡二十五卷’，由此来看，时本显然是集众家所录。②又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作于《遗书》刊行之前，其中多有‘见《语录》’之注，以此推之，似当有《语录》之书”，③似乎他对于《程氏遗书》之前是否存在与“鸣道本”《二程语录》相类似的程氏“语录集”，还心存怀疑。
  首先，据笔者发现，在朱子编订的《论孟精义》④一书中，曾引用二程的“语录”达96条之多。对此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确定在1163年前后，朱子心目中的“语录”一词的确切所指。
  例一：《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条：
  “伊川解曰：‘习，重习也……’又《语录》⑤曰：‘所以学者，将以行之也。时习之，则所学者在我，故说。习，如禽之习飞’……又曰……又曰……”，①此条“语录”又见于《程氏外书》卷七。
  例二：《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条：
  “伊川解曰……又《语录》曰：‘尽已之谓忠，以实之谓信，忠信，内外也’”，②此条“语录”又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一。
  例三：《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乗之国》条：
  “伊川解曰……又《语录》曰：‘有爱民之心，然而使民亦有不时处’”，③此条“语录”又见于《程氏遗书》卷六。
  例四：《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条：
  “伊川解曰……又《语录》曰：‘孔子生而知之者也……’”，④此条“语录”又见于《程氏外书》卷三。
  例五：《论语·里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条：
  “伊川解曰……又《语录》曰：‘闻道，知所以为人也’”，⑤此条“语录”又见于《程氏外书》卷二。
  可知，《论孟精义》中多次提到的“语录”所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在内，是对二程所有“语录”材料的统称，而非统编的“成书”。
  而在《伊川先生年谱》中，引用二程的“语录”有十条之多。其中，“幼有高识，非礼不动”条、“不知者或诮其委曲已甚”条、“愿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条、“某起于草莱”条、“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条，均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程氏遗书》和《二程外书》中；而“族子至愚不足责”条见于《程氏遗书》卷十九，“范致虚言”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一（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伊川先生病，革门人郭忠孝往视之”条见于《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若接引后学，随人材而成就之，则予不得让焉”条见于今本《程氏外书》卷十二（不见于“鸣道本”《二程语录》）。
  由此可知，朱子在上述文献中所提到的“语录”，均包括《程氏遗书》和《程氏外书》在内，甚至还包括二者之外的内容，并不是特指《程氏遗书》的初稿，①也不可能是指与“鸣道本”《二程语录》相类似的统编的二程“语录集”。显然，目前还没有资料表明，当时还存在与“鸣道本”《二程语录》相类似，且又不为朱子所知的统编程氏语录集。与“时本”类似的诸多本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二程语录》编者的视野中。
  余论
  从避讳、刻工以及思想史这些方面综合考虑，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诸儒鸣道集》原刻时间的上限是乾道二年（1166年），即朱子首次编订《语录》之年；而其刊刻时间的下限，则是乾道四年（1168年）或稍后，即朱子刊刻《程氏遗书》和”后定本”《上蔡语录》之年或稍后。我们在引用或是研究《诸儒鸣道集》中的资料时，都要对此有相应地自觉。
  据本文的结论，我们基本可以认为，《诸儒鸣道集》之编刻时间，要晚于朱子编订《上蔡语录》和《二程语录》的初稿，大致与朱子编订《伊洛渊源录》大纲的时间相当，所以我们还不能轻易把《诸儒鸣道集》所可能反映的观念与朱子对道学的理解截然对立起来，也不能刻意地强调前者的“早期性”。其实，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诸儒鸣道集》之原刻之时，还是朱子编订《程氏遗书》和《渊源录》之际，都还处在二程之学在与王安石新学的激烈竞争中，道学并没有完全确立起优势地位——至少“迄于孝宗乾道初，对于王、程学术之争，南宋最高当局则始终不置可否，道术之所系并未得一定局”②。当然，从学术传承与创新的角度讲，王学在王安石父子之后后继无人，与程门人才辈出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从另一个角度讲，《诸儒鸣道集》和朱子此时的著作，都可以被看做是宋代学术多元性的体现。宋代学术真正完成由多元到一元的转换，还要在此之后。
  附录

①这里所说的“原刻”，系针对端平二年的修补本而言，指《诸儒鸣道集》的最初刊刻。但陈先行先生即指出：该书“总目首页上、《涑水迂书》、《横渠经学理窟》及《二程语录》八至十五卷残缺，系由请人钞配”，我们在讨论该书原刻时间同题时，对此也应该有所注意。 ②《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诸儒鸣道集》，第6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尾崎康：《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①收入四部丛刊续编《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载续编第七十七册，第105页。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淳熙重修文书式》，其中还包括关于光宗和宁宗的避讳，可知该文在发布后一直在修订。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在《诸儒鸣道集》刊刻时《淳熙重修文书式》的样子。 ②《诸儒鸣道集》并不避讳的嫌名有：悬字、镜字、境字、弦字、引字、树字（系曙字嫌名）、属字等。 ③《濂溪通书·爱敬》章，文中两“敬”字均不讳，见《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8页。又，《二程先生语二之三》，“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条，其中“敬”字同样不讳，见《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二，第445页。类似的例子非常多。但是，该书中也有避“敬”字的例子，如《诸儒鸣道集》卷二十八，第557页，“对孟懿字问孝”条中，“子游能养，或失于敬”，其中“敬”字为字不成。 ④《二程先生语二之三》，“得此义理在此，甚事不尽”条：“视世之仁义者，真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其中“煦煦”两字不避，见《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二，第440页。 ⑤《诸儒鸣道集》卷一，第44页。 ⑥《诸儒鸣道集》卷二十一，第414页。 ⑦《诸儒鸣道集》卷九，第177页。 ①《诸儒鸣道集》卷四十，第842页。 ②《诸儒鸣道集》卷三十一，第641页。 ③该书从卷二十六到卷三十四的前半部分，均未标注刻工的姓名。据陈先行先生判断，此处系清人配抄。 ④李国庆：《漫谈古书的刻工》，载《藏书家：珍藏版》，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①《浙江省出版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胡学彦编次，沈荣枚校订）：《浙江历代版刻书目》，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②张振铎：《古籍刻工名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③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77页。 ④严绍璗：《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5页。 ⑤张丽娟、程有庆著：《宋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58页。 ⑥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二册史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9页。 ⑦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关于该书的刊刻年代，王先生指出：《四库》定为端礼参政时所刊。按：《宋史·宰辅表》，端礼权参知政事在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翌月，除参知政事，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罢。则是书当为甫宋孝宗初年刊本。 ⑧《浙江历代版刻书目》，第15页。 ①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7页。 ②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③黄丕烈、王国维等撰：《宋版书考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④《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17页。 ⑤施廷镛编著、李雄飞校订：《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⑥《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19页。又见张振铎著《古籍刻工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⑦李致忠：《宋版书序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⑧《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401页。 ⑨《藏园群书经眼录》，第四册集部上，第1187页。 ①《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第303页。 ②同上书，第384页。 ①晁公武撰，孙猛点校：《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②后被收入了赵希弁所重编的《郡斋读书志·附志》中。 ③朱熹：《朱子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前日因还人上状》，见《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1424页。朱子这封信的写作年代，参见《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增订本》，第61页。 ④张岱年：《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见《张载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5页。 ⑤《朱子文集》卷三十，《答汪尚书·伏蒙垂谕祭仪之阙》，见《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12页。 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104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4页。 ②《朱子文集》卷七十七，《谢上蔡语录后记》，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707页。 ③同上。 ④之所以称之为“盗版本”，是因为该书的刊刻并未得到朱子的同意，而且有恶意删除朱子及胡宪序的嫌疑。 ⑤“盗版本”出现在在初定本之先还是之后，朱子并没明确予以说明。但是初定本在当时似乎并未刊刻，因此“盗版本”也是“后定本”之前唯一较大规模流行的本子。 ⑥今通行本《上蔡语录》的最后一条是“总老尝问—官员云”。胡玉缙在《四库提要总目补正》中，引清人郑珍语云：“盖朱子所谓板本，其总老条，正是禅门机锋杂他书之甚者，朱子必已刊去，不知何人复取附末。”见氏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8页。由此可见，上述手柬应该是在篇末，“总老”条可能为后人所加。 ①《诸儒鸣道集》，第986页。 ②同上书，第999页。 ①（宋）谢良佐撰，（宋）曾恬、胡安国辑录，（宋）朱熹删订，严文儒校点：《上蔡语录》，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外编》，第三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下同。 ②赵振：《〈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4页。 ③《文集卷四十》，《答何叔京·熹孤陋如昨》，见《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02页。 ①朱子编订“长沙本”的时间，当在林栗刻印《通书》之后，即乾道二年三月之后。据笔者考证，“长沙本”的刊刻年代也在乾道二年，此文也将很快面世。 ②《文集卷七十五》，《周子太极通书后序》，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28页。 ①《〈诸儒鸣道集〉所收〈二程语录〉考述》，第142页。 ②田按，《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中，都曾提到过“时本”。如，在“正叔言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中，《二程语录》和《程氏遗书》都加取行夹注云：“时本注云：横渠云‘心御见闻，不弘于性’”，可见，“时本”在当时颇为流行，属于“散出并行，无所统一”之属。 ③《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3页。 ④虽然《论孟精义》最终成书在1172年，但是据资料显示，该书中记录二程讨论《论语》的内容，在朱子于1163年编订的《论语要义》一书中已经存在，而且后来经过修订的内容并不多。 ⑤“语录”二字的书名号，系《朱子全书》的点校者所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语录”，未必会以成书的形式存在，因此对其加引号为优。 ①朱熹编：《论孟精义·卷第一上·学而第一》，见《朱子全书》第七册，第25页。 ②《论孟精义·卷第一上·学而第一》，见《朱子全书》第七册，第34页。 ③同上书，第36页。 ④《论孟精义·卷第一下·为政第二》，见《朱子全书》第七册，第68页。 ⑤《论孟精义·卷第二下·里仁第四》，见《朱子全书》第七册，第144页。 ①朱子后来自己也强调，《年谱》的编订，系“熹尝窃取《实录》所书，《文集》、《内》、《外》书所载，与凡他书之可证者，次其后先，以为《年谱》”。 ②《中国学案史》，第28页。 ①《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第3页。 ②《宋版书考录》，第402页。 ③翟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词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334页。 ①翟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词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39页。 ①《历代刻书考述》，第80页。 ①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7页。 ①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②《中国古籍版刻词典》，第214页。怀疑有两人。 ③李国庆：《宋版刻工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年第6期。 ④《藏园群书经眼录》，第64页。 ⑤《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第7页。 ①特指自己无法辨认名字的刻工，并非一人，多为单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