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刘子翚（1101～1147年），字彦冲，一作彦仲，号屏山，建州崇安人。顾廷龙先生认为，刘的著作“……《崇安圣传论》等著作仅赖此书（田按，指《诸儒鸣道集》）得以传世”④，其实此说法不确。四库本《屏山集》卷一中的《圣传论十首》（简称“屏山集本”），此即《崇安圣传论》也。二者相比，“鸣道本”为二卷，而“屏山集本”则仅为一卷，同时题目也稍有差别：“鸣道本”每章题目为“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而“屏山集本”的目录仅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颜子、曹子、子思、孟子”。此外，在具体内容上，“鸣道本”与“屏山集本”⑤相比，也出入颇大。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崇安圣传论》为刘子翚的初稿，而《圣传论十首》则为修订稿（形成年代不晚于1147年）。这当中，《圣传论十首》有数篇文章的结尾被完全重写，而十篇的全文均经过较大的改动，兹将二者的详细比较附于书后，以便阅者查考。
  关于《屏山集》，胡宪和朱子都曾提到该书整理的过程：
  ……乃遽哭其丧，是年予盖六十有一而彦冲甫四十七……越十有三年，其嗣子玶始编次其遗文，凡得古赋、古律、诗、记、铭、章奏、议论二十卷，目曰《屏山集》……绍兴三十年六月朔，籍溪胡宪序。①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玶所编次，已定，可缮写（《朱子全书》原文点断如此，当断为“编次已定，可缮写。”）。先生启手足时，玶年甚幼，以故平生遗文多所散逸。后十余年，始复访求，以补家书之缺，则皆传写失真，同异参错而不可读矣。于是反复雠订，又十余年，然后此二十卷者始克成书，无大讹谬。熹以门墙洒扫之旧，幸获与讨论焉。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因书其故以告后之君子。乾道癸巳（1173年）七月庚戌门人朱熹谨书。②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载：“右正言何若言：自赵鼎唱为伊川之学，高亢之徒从而合之，乃有横渠《正蒙书》、《圣传十论》……”③据此可知，《圣传论十首》形成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之前。不过，《屏山集》初编于1160年，晚于刘去世十多年，定编于1173年，晚于刘去世近三十年。这颇能说明刘后继乏人的现实。
  此外，在“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中多次出现的“钦”字，在“屏山集本”中都被改为“敬”字，笔者怀疑这与避讳宋钦宗的庙号有关。若果真如此，则“鸣道本”的底本当完成于北宋，而“屏山集本”则完成修订于南宋初年。“鸣道本”《崇安圣传论》，也为我们判断《诸儒鸣道集》编者与刘子翚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材料。《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所以会选取《圣传论》早期流传的版本，而不选择“屏山集本”，这从侧面说明他们与刘子翚的关系比较疏远，也更不可能是刘的后学或是弟子。
  张九成的《横浦日新》二卷
  “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收录有《横浦日新》一卷本）略有差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录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的明吴惟明刻本，题为张九成的外甥于恕辑。我们则认为，一卷本所标的作者是错误的，于恕只是于淳熙元年（1174年）辑录了《横浦心传录》三卷，而明人则在刊刻该本时，误将《横浦日新》的作者标成了于恕。这是因为，于恕在其本人所作的《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序》中已经说明：“予学生郎晔，粗得数语，纂为所录，而士大夫已翕然传诵，信知舅氏一话一言为世所重如此”①云云，文中所指的“粗得数语，纂为所录”，显指《日新》，再结合《郡斋读书志附志》中的例证，于恕此处所指，必为《横浦日新》无疑。
  在具体文字上，“鸣道本”《横浦日新》与世传本完全相同。

④《景印宋本〈诸儒鸣道〉弁言》，载《诸儒鸣道集》，第5页。 ⑤《屏山集》四库全书本，黄山书社出版的明刻本同。 ①刘子翚：《屏山集》，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甫宋建炎至德祐，四库全书本。 ②朱熹著、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4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书屏山先生文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数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4—3825页。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二，《绍兴十四年甲子》，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453页。 ①于恕：《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八十三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