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北宋的周惇颐（1017—1073）是近世东亚思想史上大放光彩的人物。他的揭示宇宙生成与构造的《太极图·图说》，不拘泥于俗务的“胸中洒落”的高雅精神，以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圣的“圣人可学论”等等，都无不因其蕴含深刻的思想和崭新的内容，而被南宋的朱熹（1130—1200）吸收从而构成朱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周惇颐的思想与品格对其后的中国以及韩国、越南、日本等所谓“儒教文化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旧作中已有论及。1
  笔者于2011年10月19日至20日参加了一次国际朱子学会议并发表了论文，2这次会议是在与朱子渊源极深的、位于江西庐山山麓的白鹿洞书院召开的。会议结束后的10月21日，笔者得以拜访了周惇颐墓。3
  周惇颐的墓位于庐山北部的九江市南郊。在历尽沧桑之后，如今已经整修得气势恢弘。本文即欲对其曲折的历史以及现状进行考察。其近来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儒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情况。
  另外还须交代的是，本文使用的周惇颐文集是十二卷的南宋版《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的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八八，书目文献出版社），以下简称“南宋版《文集》”。
  一 周惇颐墓
  周惇颐，字茂叔，号濂溪，北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省）。他因恩荫入仕，但始终与权力中枢无缘，而是作为地方行政官迁转于江西、湖南、四川和广东等地，并取得政绩。这期间，在南安军（今江西南部）他教授了少年时代的程颢、程颐两兄弟，并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熙宁四年（1071）八月初，已经五十五岁，步入迟暮之年的周惇颐出任位于庐山东面的南康军的知军，但他随即隐退，住进建于庐山北部莲花峰山麓的“濂溪书堂”，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熙宁六年（1073），周惇惇颐去世，享年五十七岁。4
  周惇颐的墓建于江州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三起山。5如后所述，这个墓区是由清末光绪年间所扩大和整修而来，清代当时的地名是九江郡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栗树岭（栗树岭即三起山），位于庐山莲花峰以北20里，即现今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周家湾。
  饶有趣味的是，埋葬于此的除了周惇颐以外，还有他的母亲郑氏、他的原配陆氏以及继室蒲氏，为四人的合葬墓。以下本文就考察他们四人先后埋葬于此的经过。
  1.母亲郑氏（仙居县太君）
  周惇颐的母亲郑氏是郑灿的女儿、郑向的妹妹，她嫁给了周惇颐的父亲周辅成。周辅成是特奏名赐进士出身，天圣九年（1031）卒于贺州桂岭（今广东北部）令任上，葬于家乡道州营道县。十五岁便成为孤儿的周惇颐，跟随母亲寄身于舅舅郑向门下。郑向是大中祥符年间的进士，任过知制诰，后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成为知杭州的高官，周惇颐入仕也是受其恩荫。不过在周惇颐母子投靠五年之后的景佑三年（1036），郑向便在知杭州的任上去世，死后葬于润州丹徒县（今江苏镇江）。接着，次年景佑四年（1037）七月郑氏于五十五岁之际去世，死后葬于郑向的墓旁。
  然而后来润州的墓因为水害而损毁，熙宁四年（1071）十二月十六日，刚刚就任南康知军的周惇颐特意将母亲郑氏的遗骸移至庐山，将其改葬于现在的墓地。潘兴嗣在《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南宋版《文集》卷八）中详细记载了此事。
  此外，关于母亲郑氏的改葬，度正在其《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以下简称《年表》）的“熙宁四年”条目中有如下的记载：
  俄得疾，闻水啮仙居县太君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知南康军。十二月十六日改葬于江州德化县清泉社三起山。葬毕曰：“强疾而来者，为葬耳。今犹欲以病污麾绂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另外潘兴嗣的《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在叙述郑氏葬于润州之后接着记载道：
  后二十年，水坏墓道。惇颐以虞部郎中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乞知南康军。遂迁夫人之衬窆于江州德化县庐阜清泉社三起山，熙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也。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周惇颐乞知南康军不外乎是为了将母亲改葬到庐山。尤其是《年表》中所说“强疾而来者，为葬耳”，可以让我们强烈意识到这一点。而《仙居县太君墓志铭》的说法则略有不同，患病、乞知南康和改葬母亲这一连串的事情具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年表》最后“上南康印，分司南京”说的是周惇颐辞去南康军的职务，转而担任南京应天府的分司官。分司官即便不担任实际职务也可获得一定俸禄，乃是官员将要引退之际担任的闲职官。6这也意味着周惇颐就任南康军仅仅四月有余而已。由此可推知，患病后的周惇颐考虑在自己所酷爱的庐山隐居下来，7安静地度过余生，并希望将母亲的墓安置在其旁边。母亲郑氏在丈夫去世之后艰难地将周惇颐抚养成人一事则已如前所述。
  而郑氏在去世后获赠“仙居县太君”的称号，依照的则是北宋当时对文武百官的母亲以及妻子实行的叙封制度。8
  2.妻子陆氏（缙云县君）
  接下来是周惇颐的两位妻子。正室陆氏是职方郎中陆参的女儿，在景佑三年（1036）周惇颐十岁时嫁给他。陆参的生平已无从考证，职方郎中是相当于从六品的小官，其他传记资料也没有留下，由此或可推知他的一生并不显赫。陆氏为周惇颐生下长子周寿，于嘉佑三年（1058）周惇颐四十二岁的时候去世。9
  3.妻子蒲氏（德清县君）
  继室蒲氏是蒲宗孟的妹妹。蒲宗孟比周惇颐年少十岁左右，是皇佑五年（1053）的进士，后任翰林学士，并于元丰五年（1082）高升至相当于副宰相的尚书左丞，但仅仅一年后就左迁汝州知州，在辗转担任多地知州之后，卒于知大名府（今河北南部）任上。嘉佑四年（1059），由于景仰周惇惇颐的品行，蒲宗孟将妹妹嫁给了他。其时周惇颐四十三岁。蒲氏为他生下次子周焘。蒲氏于何时去世并不清楚，从蒲宗孟《先生墓碣铭》10称“德清县君”可知她在周惇颐之前去世。
  我们并不清楚周敦颐的两位妻子是何时被合葬在一起的。不过就陆氏而言，她去世时，周惇颐正以合州（今四川）签曹判官厅公事的身份赴任四川。她可能被暂时埋葬于某处，熙宁四年以后再移葬于此。
  4.周惇颐
  如上所述，熙宁六年（1073）六月七日周惇颐五十七岁时去世。随后十一月二十一日按其遗言，他被葬于母亲郑氏墓左侧，一如潘兴嗣《先生墓志铭》所记载的：“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窆于德化县德化乡清泉社母大人之墓左，从遗命也。”葬于母亲墓侧的遗言较为罕见，由此也可看出周惇颐对于母亲的深情。
  二 对周惇颐的表彰及其墓的修复
  1.南宋
  南宋建立后不久，周惇惇颐便受到了以朱熹、张栻（1133—1180）等道学士人为中心的群体的推崇，对其的“表彰运动”也由此开始，尤其是淳熙以降更为显著。道学家们竞相在与周惇颐渊源颇深的地方州县学或书院里奉祀他，借此为自己的学说寻求正当性的根据。这些从南宋版《文集》和《濂溪志》中为数众多的《祠记》《祠堂记》中便可窥知。以下举出其中几个显著的例子。
  如淳熙二年（1175）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仪之在韶州曲江县（今广东省）建立周惇颐祠之际，张栻为其撰写了《祠堂记》。11同年，静江府知府张某在府学的明伦堂之侧建立“三先生祠”，张栻也为其撰写了《祠记》。12“三先生”即周惇颐和二程。上述祠堂均供奉有周惇颐的画像。淳熙五年（1178），张栻还为周惇颐出生地道州营道县（舂陵）重修的祠堂撰写了《祠堂记》。这所祠堂是在南宋初绍兴年间兴建的祠堂基础上重修、扩建而成，据称达到了“堂四楹”的规模，堂中央供奉有周惇颐和二程的画像。13
  而在江州（九江）的庐山山麓，江州知州潘慈明与通守吕胜己于淳熙三年（1176）重建了濂溪书堂。濓溪书堂原为周惇颐的住处，当时已经荒废。重建的翌年淳熙四年（1177）二月，朱熹为此写了《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文中写到：
  先生姓周氏，讳惇颐，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于庐山之下，因取故里之号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筑书堂于其上。今其遗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茀不治，则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胜已始复作堂其处，揭以旧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吕侯又以书来，属熹记之。14
  此后，朱熹每当读到周惇颐之书便想要拜访江州和庐山，对周惇颐的为人仰慕备至。
  两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三月，朱熹成为周惇颐曾担任过的南康军知军，由此得以前往江西，实现上述愿望。四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建立周濂溪祠，供奉他的画像，并以二程配享。朱熹《文集》中的《奉安濂溪先生祠文》即为那时所读的祭文。15张栻也为此寄来了《祠记》。16此外，据记载朱熹在此期间踏访了周惇颐的遗迹，由此可推断他应该也到过周惇颐墓。17五月，朱熹在南康军学刊行了周惇颐的《太极通书》，18十月，复兴了白鹿洞书院。19
  这样，南宋中期道学家们的表彰运动极大地突出了周惇颐的存在。其后值得注意的是，嘉定十三年（1220）应魏了翁等人的请求，周惇颐被朝廷赐予“元”的谥号。20淳祐元年（1241），南宋朝廷将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并追封周惇颐为汝南伯。21不用说，这意味着始于周惇颐的朱子学（道学）的系谱亦即“道统”的确立，周惇颐在传统中国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在这前后，嘉定十四年（1221），朱熹门人度正收集周惇颐的遗文编成《文集》。22至于墓，则在端平元年（1234）得到修复，并设置了祭田。23宝佑元年（1253），在墓右侧筑室，并置周惇颐像于其内。24
  2.从元到清
  对周惇颐表彰的势头在元代以降依然持续。元代延祐六年（1319），加封周惇惇颐为道国公，明代正统元年（1436），修复其祠堂和墓地，并给予其后人以恩惠。25
  弘治三年（1490），九江知府童潮修复杂草覆盖的墓地，在墓前修建三间祠堂，安置周惇颐的像，并挂上“宋元公濂溪先生祠”的匾额。另外设立“爱莲室”三间，在其前面开凿池塘，种植莲花，并设立了祭田。26弘治十六年（1503），江西督学副使邵宝将祭田扩大，并将周惇颐后代周纶从道州迁来管理祭祀。27正德六年（1511），傅楫修复了墓地和祠堂，并增置祭田。28紧接着正德七年（1512），纪拨出“公廪陶甓数万”，用两个月时间修葺了墓区。29而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的修复中，则刻上了“宋知南康军濓溪周先生”的文字。30
  清代咸丰五年（1855）二月，罗泽南与李续宾修葺了墓地。31罗泽南（1807—1856）是湖南湘乡县人，在太平天国军兴之际，他组织的乡勇成为曾国藩湘军的主力部队，他也以此闻名。在九江附近激战之余，他拜访了周惇颐的墓地，并命人将其修复。他虽然身为武将，但朱子学的修养却很深，而且著述颇丰。李续宾是其部下和同乡。32他们同为湖南出身，无疑有意表彰乡土先贤周惇颐。
  总而言之，自南宋至清代，历代王朝和士人乡绅对于周惇颐墓的维护和修复，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
  三 清末光绪年间的整修
  周惇颐墓的整修，以彭玉麟及其部下在光绪九年（1883）完成的大规模扩建为标志，达到了顶峰。彭玉麟编辑的《希贤录》对此进行了记载，本文以下主要据此进行叙述。
  《希贤录》刊本共上下二卷，上卷二十二叶，下卷十四叶，内题下有“衡阳后学彭玉麟谨辑”，并有光绪九年（1883）春三月彭玉麟的序文。在卷首《濂溪墓图》所附的《说》中，写着“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撰”，可见该书是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秋天到冬天期间刊刻而成的。各卷末写着“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校”“正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33另外毋庸赘言，《希贤录》这个名字来源于周惇颐《通书》中“士希贤”一语。
  编者彭玉麟（1816—1890）是湖南衡阳人，又名玉麐。他与前述的罗泽南都是湘军武将，他在曾国藩领导下创建湘军水师，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屡建战功，官至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并制定了湘军水师营制。光绪九年编辑《希贤录》之际他已是任职兵部尚书的高官。
  丁义方是湖南益阳人，李成谋是湖南芷江人，两人均是彭玉麟麾下的武将。光绪九年丁义方是湖口镇总兵，李成谋是长江水师提督，34胡传钊是江西新昌县知县。35方宗诚是安徽桐城人，《汉学商兑》作者方东树的族弟。方东树是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与朱子学有着共鸣的学者。36
  卷首的《濂溪墓图》如图1所示。附于其后的丁义方的《说》，叙述了此次修复的详情。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濂溪周元公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许，系隶德化县属之德化乡清泉社，地名栗树岭，亦名三起山，即庐阜了髻山西北之分支也。墓虽面莲花峰，而相去二十余里，《廖记》所称窆于清泉社莲花之岑，《罗记》所称墓在浔城东南莲花峰下，皆误。义方始闻德化知县刘君长景之言，得确知元公墓所。暨于光绪辛巳，随侍彭大司马率同正任新昌知县胡君传钊，往谒之，乃定集赀修墓之举，自壬午夏经始，洎癸未春藏事。计拓垣围长八十余丈，高视旧加倍，深其址，而石垒以甓而增厚焉。宰木数十株，周环于内，墓之垒磈原罅也，则规石而封之。前有祠，明季已毁于兵。今且濂溪祠与书院遍天下，复可不亟。遂度祠基，建舍于左右，俾奉守者有栖息，展礼者有斋沐之处。崇高其门，而坊表之，自门至墓，级石为道。旧有碑仍之，新立碑四，中为元公母仙居县郑太君墓，左为元公墓，右为元公配缙云陆县君，继配德清蒲县君墓，皆彭公所敬题。义方则谨摹元公遗像，兼图所爱莲花于石，以表洁而遗芳，庶俾过墓则式者有所宗仰乎。工竣，以告彭公，为之记。彭公复以征考文献有系于元公最要者，辑为《希贤录》，命胡君传钊继方存之先生分校督刊。义方亦遵命绘锲《墓图》，且为《说》以附于后。抑更有说者，圣贤道大原无不包，以墓为元公体魄所藏，则任修毋嫌越俎。况有京兆赵将军重修濂溪祠宇之例，在责何敢辞。但不为希贤君子所讥，斯为幸耳。时光绪癸未秋八月，益阳丁义方谨譔。
  上文主要讲了以下几点：
  一、厘清了周惇颐墓的正确位置，并指出了《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和《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里记述的错误。
  二、“光绪辛巳”亦即光绪七年（1881），彭玉麟率江西新昌县知县胡传钊等前往墓地，并制定对其进行修复的计划。
  三、“壬午夏”亦即光绪八年（1882）夏，修复工作开始，“癸未春”亦即次年光绪九年（1883）春竣工。
  四、围墙长度达八十余丈，高度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一倍，墙基也挖得更深，并在墙顶盖上了瓦，墙体也进行了加厚。
  五、种植几十株树木，将周围围起来。
  六、在出现了裂缝的坟墓土堆上盖上了切割整齐的石块。
  七、墓前原有的祠堂毁于明末的战火，在其左右建立屋舍，以供守墓者休息和祭祀者斋戒沐浴之用。
  八、将门加高，且树立牌坊。
  九、铺设从门到坟墓的石板路。
  十、在原有石碑的基础上，新建了四块石碑。中央是周惇颐之母郑氏的墓碑，左侧是周惇颐的墓碑，右侧是周惇颐妻子陆氏和蒲氏的墓碑。墓碑表面均由彭玉麟题字。
  十一、石碑上刻有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以及莲花。
  十二、彭玉麟将有关周惇颐的主要文献整理成《希贤录》，并命胡传钊、方宗诚等校勘之后将其出版。
  十三、《希贤录》中，由丁义方画了墓区示意图，并附以解说。
  十四、在上述引文之外，根据彭玉麟的《重修周子墓碑记》还可了解到，他在原有墓碑题词“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中加上“元公”二字。
  由上可见，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修复。在竣工后的光绪九年六月四日，彭玉麟率文武宾客幕僚数十人前往拜谒，并进行了祭祀。37
  四 常盘大定的调查
  彭玉麟整修之后，周惇颐墓的面貌维持了很长时间。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在彭玉麟整修后的三十九年，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他拍摄的照片收入《支那文化史迹》，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情形。
  常盘作了如下的记录：38
  周濂溪墓
  江西省九江市南十里铺，有周濂溪墓，其位置在十里铺往左转走大约五里处。穿过横梁上写着“元公周夫子墓”的石门，就是墓地的大门。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其缘由或许在于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登上大门内的石阶，就是周濂溪的墓。周围环绕着石墙，墓前有三块碑，左右有两块碑，周子墓上所刻的内容如下：
  常盘当时拍摄的照片如图2—图4所示。若将这几幅图与图1的《濂溪墓图》及其解说对比，可以看出常盘当时所见的墓地，与后者所记载的光绪时代的情形非常吻合。高大的门以及围墙，覆盖在坟墓上的石块，刻在石碑上的周惇颐像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此外，墓前并立着的三块碑，中间是母亲郑氏的墓碑，左边是周惇颐的墓碑，右边是两位妻子的墓碑。周惇颐墓碑上“元公”二字也是彭玉麟整修后的样子。丁义方描摹的周惇颐遗像也在他墓碑左边（从前面看则在右侧）的碑上。如丁义方解说里提到的，遗像旁边刻着《濂溪先生像赞》，这些都延续了光绪时代的景象。
  此外，常盘还提到围墙中央的三块碑，写着“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嘉靖甲寅”和“重修濂溪周子墓碑咸丰甲寅”（译者注：应为乙卯）的两块不外乎就是前述明嘉靖和清光绪时所立的两块碑。这两块碑就是图2左后方嵌入墙体的碑。常盘说周惇颐墓“非常气派”，“在儒家学者的墓中能有如此雄伟规模的，恐怕非常罕见”，但原因并不在于他说的“周夫子的后人就住在这里”，而是清末声名显赫的彭玉麟大张旗鼓地整修，才有了这样的规模。
  结语
  本文追溯了周惇颐墓漫长的历史，最后对从“文化大革命”至今的情况做一考察。
  墓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彻底破坏。笔者在留学北京大学期间的1983年5月14日到访了此地。那次漫长的独自旅行的路线是：北京—南京—镇江—扬州—镇江—无锡—苏州—上海—九江—庐山—九江（周惇颐墓）—汉口—北京。根据笔者当时的日记，在从九江市内前往墓地的巴士上，向旅客询问周惇颐墓的情况，得到了“现在就算去的话，因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找都找不到”之类的回答，由此引来大家议论纷纷。下了车以后沿着田间小路，朝着像是墓地的方向走去，在洼地中心人工堆放的土就是周惇颐的墓地。周围杂树丛生，建筑物也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满地的残垣断瓦。如果不向当地人请教，根本不知道这就是周惇颐墓。展现在眼前的风景，与随身带来的常盘著作影本上的截然不同。询问当地人，他们均说墓是在“文革”中被毁坏殆尽的，笔者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不过从墓地往南远眺庐山的风景，确实非常美丽，当地人对此也都做如是说。
  不过正如开篇所述，在那以后墓被修复一新。就其经过，以下根据墓地中的碑文《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资料1）加以说明。
  周惇颐墓在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在“文革”中被破坏，只剩下墓穴而已。不过“文革”结束后周氏后裔便为修复而奔走，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会从政府和民间募集到二十万元，首先复原了墓冢和围墙等。2004年由其后人出资举办“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设立了“修墓委员会”，委员会向海内外的周氏后人募集约二百万元的捐助，在九江市政府支持下，对墓进行了全面的修复，从而恢复了往昔的盛况。
  在此附上笔者2011年10月时隔28年重访故地时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现在墓地修复以后非常气派，堪称规模雄伟。首先南侧近处有一座牌坊，其后是墓道（图5）。紧接着是墓区的大门，向左右两边延伸的高高的石墙将墓区包围起来（图6）。进入门内，中央是爱莲池，两侧是展览馆，走上正面高约三十米的台阶（图7），到了一块平地。平地中央是石板覆盖的坟墓，前面并立着三块石碑（图8—图10），中间是母亲郑氏，左边是周惇颐，右边是两位妻子的碑。再往左右两边是刻着画的小块石碑。据说整个墓区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
  这样，宗亲会尽可能将墓地复原回彭玉麟当时整修的样子。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周惇颐母亲和两位妻子的墓碑上都有“西元一九九九年九月日重立”的字样，在母亲的碑左侧的那块碑上，虽然刻着周惇颐的像，但没有了常盘大定照片上“濂溪先生像赞”的文字。只有周惇颐的墓碑上刻着“后学衡阳彭玉麟敬题”的文字，可见这应是光绪时代的原物。此外，背后的石墙上确实嵌入了三块石碑（图9），上面是《太极图·图说》《通书》和《爱莲说》。本来这里嵌入的应是嘉靖年间“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墓”和咸丰年间“重修濂溪周子墓碑”，但都已经荡然无存了。要之，“文革”期间破坏得仅剩墓穴的说法是事实，坟墓以及整个墓区基本上都是新建的。
  不过，更让人意外的是，墓区的展览馆里竟然陈列着本文多次提到的潘兴嗣《仙居县太君墓志铭》（图11），并且是刻在石板上的原物。从带领我们参观的许家星那里得知，这是近年从田里发掘出来的。墓志铭原来埋在墓前，可见北宋周惇颐将母亲从润州改葬到这里时，也将墓志铭一起移过来埋藏于此了。这几乎就是周惇颐墓唯一遗留至今的原物，无比珍贵。假如没有“文革”的破坏，这块墓志铭一直埋在地里的话，人们就连它的存在本身都不知道吧。这也许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还有一点，参观了展览馆才知道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兄弟以及周恩来均是周惇颐的子孙。挂着“周氏家谱展”匾额的展览馆里，与新的周惇颐坐像（图12）摆在一起的有《周氏后裔名人介绍》，其中就包含了上述几人的展区。展出的还有几种《周氏宗谱》。另一个展馆挂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爱莲堂”匾额（图13）。现在笔者无暇考证他们的家系，但是他们作为周惇颐子孙的事实应该没有错吧。因为向来鲜为人知，所以在此提及，希望引起世人的注意。
  笔者在此再次惊叹于“文革”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可怕破坏。方宗诚在光绪年间修复周惇颐墓之际提到，咸丰以后战乱频仍，庐山的很多名胜以及佛寺都遭到破坏，而周惇颐墓的树木、石碑以及坟堆等都并未受损，即便是盗贼，也不敢破坏墓地。39就算在清末大乱期也保存下来的墓，却在“文革”期间遭到了真正的毁灭。不得不说，即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像“文革”这样无情破坏文化的例子也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也在深入推进对传统文化包括儒教的再评价，周惇颐墓的修复也得到了海外华人的支援。靠近墓的南边的崭新道路，还被命名为“濂溪大道”。附近还有“九江濂溪宾馆”“濂溪农贸市场”。墓的西边近处有一座于2000年兴办的九江学院，在这所大学偌大的校园里挖了一座很大的爱莲池，还立了周惇颐的像。登录九江学院的网站就能看到，这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71年建立的“濂溪书院”（准确说应是“濂溪书堂”），溪书院在清末1902年改称九江中学，成为现在九江学院的前身。以上所述，可以说都在诉说着中国正致力于再度“盛世修文”的动向。
  附：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
  盛世修文，古今皆然。今重修濂溪墓，以承先人之遗风，夙后世子孙之愿，供仰慕者以瞻。
  濂溪墓历千年沧桑，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毁于文革，仅存墓穴。文革后，族裔周观源奔走四方，呼吁修复。1998年香港周氏宗亲总会周国枚、国材、楚阶、汉明等来浔谒祖，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与之连手，以政府拨款和民间募捐计20万元，完成了一期墓冢、围墙、照壁的复原。2004年苏州鸿利机电设备公司董事长周斌炎出资召开“周氏后裔祭祀先祖暨濂溪墓修复规划研讨会”，会上成立修墓委员会，由香港周氏宗亲总会理事长周楚阶担任委员会主任。他广结善缘于海内外，联同美国侨领周谦益、苏州周斌炎、重庆周厚勇等，共筹款200万元左右，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主任吴宜先积极支持，组织全面修复，终使墓园焕然于世。
  濂溪先生，理学鼻祖，图说太极，诠释周易；胸中洒落，光风霁月；道德文章，千古流芳。后世凭吊者络绎不绝。今景观已复，而道脉重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特为之记以志其盛。
  周氏宗亲重修濂溪祖墓委员会
  顾问：吴锦萍 郭建林 周仪 周谦益 周炎沐
  周汉彬 周国枚 周国材 周汉明 周振基
  周炳树 周国屏 周朝宜 叶伟平
  主任委员：周楚阶
  常务副主任委员：周斌炎 吴宜先 周厚勇
  副主任委员：周黄丽英 周厚立 周开泉 周志峰
  叶筱慧 周桂洪 周日新 周镇隆
  周锡强
  九江市文物名胜管理处 立
  资料1 《盛世修文颂濂溪——濂溪墓重修记》

*原文《周惇颐〓墓一〓〓歴史〓現况》载于关西大学大学院東〓〓〓文化研究科《東〓〓〓文化交涉研究》東東〓〓〓文化研究科开设记念号，2012年3月，第145—162页。 1吾妻重二：《周惇颐〓〓〓〓〓——人脈·政治·思想》，收入氏著《宋代思想〓研究——儒教·道教·仏教〓〓〓〓考察》，大阪：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年。（译者注：中文本《论周敦颐——人脉、政治、思想》可参见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关于本次国际会议的情形，可参井泽耕一：《江右游記——「哲学与時代朱子学国際学術研討会」〓参加〓〓》，《日本中国学会便〓》2011年第2号，通卷第20。 3同行前往的是大阪大学的汤浅邦弘先生、岛根大学的竹田健二先生和茨城大学的井泽耕一先生。领路的是南昌大学许家星先生，在此对其致以谢意！ 4关于周惇颐的传记，若非特别说明，本文依据的是许毓峰《周濂溪年谱》，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三，1943年，以及注1所揭拙文。 5潘兴嗣：《先生墓志铭》及《仙居县太君墓志铭》，蒲宗孟：《先生墓碣铭》，均见南宋版《文集》卷八。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南宋版《文集》卷首。 6可参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668页“分司官”条。 7周惇颐嘉佑六年（1061）四十五岁时赴任虔州（今江西南部）通判的途中，游玩了庐山，被其美景吸引。他将莲花峰下的小溪命名为“濂溪”，在溪旁建立“濂溪书堂”，此后他惦记着将来何时能到此隐居。可参度正《年表》。（译者注：据此，本文末尾提到的九江学院的历史可追溯到“濂溪书堂”建立的1061年，而非周敦颐隐退后定居于此的1071年。） 8基于《宋史·职官志十·叙封》中“庶子、少卿监、司业、郎中、京府少尹、赤县令、少詹事、论德、将军、刺史、下都督、下都护、家令、率更令、仆，母封县太君，妻县君，其余升朝官以上遇恩，并母封县太君，妻县君”的制度。这项制度在北宋未的政和三年（1113）被蔡京修改，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记载：“改郡县君号为七等，郡君者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县君者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根据这项规定，此后不再用“县太君”或“县君”的称号，而以“宜人”或“孺人”代替。如朱熹的高祖父、曾祖父和祖父均未入仕，凭借朱熹父亲朱松的官职而使他们及其夫人获得“承事郎”和“孺人”的称号。朱熹：《皇考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朱府君迁墓记》，《朱文公文集》卷九十四。朱熹母亲祝氏称“先妣孺人”也是依照此制，朱熹：《尚书吏部员外郎朱君孺人祝氏圹志》，同上。 9《周子全书》卷二十所收《进呈本年谱》，台北：广学社印书馆，1975年，第390页；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98页。 10蒲宗孟：《先生墓碣铭》，南宋版《文集》卷八。 11张栻：《濂溪周先生祠记》，《南轩集》卷十，杨世文、王贵校点：《张栻全集》中册，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第794页。 12张栻：《三先生祠记》，同上，第707页。 13张栻：《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同司上，第698页。 14朱熹：《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 15朱熹：《奉安濂溪先生祠文》，《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 16张栻：《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南轩集》卷十，《张栻全集》中册，第706页。 17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六年三月”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21页。 18朱熹：《再定太极通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19王懋竑：《朱子年谱》“淳熙六年十月”条。 20参度正《年表》。 21《宋史·理宗本纪》，及《进呈本年谱》，《周子全书》卷二十所收。 22度正：《书文集目录后》，南宋版《文集》卷八。 23赵善璙：《濂溪书堂谥告石文》，《希贤录》卷上，有关《希贤录》请参见后文。 24何子举：《先生墓室记》，南宋版《文集》卷八。 25《希贤录》卷上《历代尊崇典礼》，《周子全书》卷二十一《列代褒崇》。 26《童潮濂溪祠墓记》，《希贤录》卷下。 27《庐山志》：“了髻山东北为凤凰山、天花井山，西北为栗树岭，其下有濂溪先生墓。”见《希贤录》卷下。《查取后裔赴九江守墓公檄》，亦见《希贤录》卷下。 28《傅楫重修墓祠增置祭田记》，《希贤录》卷下。 29《廖纪重修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0彭玉麟：《重修周子墓碑记》，《希贤录》卷下。（译者注：彭玉麟原文如此，但据下文常盘大定的记载，“宋知南康军濂溪周先生”之下应有一“墓”字。） 31《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2《清史稿·卷四百七·罗泽南传》，《卷四百八·李续宾传》。 33《希贤录》近年被收入俞冰、马春梅编《周濂溪先生实录》第四册（《中国历史名人别传录》2，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影印出版，本文所用即此影印本。 34丁义方与李成谋的传记均在《清史稿》卷四百十五中，彭玉麟《重修周子墓碑记》则在《希贤录》卷下。 35根据后文将述及的《濂溪墓图》所附的《说》。 36《清史稿·卷四八六·方宗诚传》。 37方宗诚：《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 38引文出自常盘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解说下”，京都：法藏馆，1976年。该书原先以《支那文化史迹》之名在1940年由法藏馆出版。（译者注：常盘大定（1870—1945），日本宫城县人，研究中国佛教的学者，古建筑研究者。本文所录图版出自《中国文化史迹》第十册第44—46页。另，根据《希贤录》卷下《罗泽南修濂溪先生墓记》，常盘在文中提到的“成丰甲寅”疑为“成丰乙卯”之误，因罗泽南修复濂溪墓在成丰五年乙卯春，而非在此前一年的甲寅年，恐涉上“嘉靖甲寅”而误。） 39方宗诚：《谒周濂溪先生墓记》，《希贤录》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