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上所述，郑齐斗的礼学很好地继承了王守仁的礼学。郑齐斗屡屡引用朱熹的《家礼》与《小学》，这并不表示他回归朱子学或者说对于阳明学的背叛，这一点从王守仁自身的思想也可以得到确认。
  本来，中国的阳明学者对于恢复礼教就很积极，由此也灵活运用作为基本资料的《家礼》。22这一点从前面的讨论也可以知道，其他的事例也为数不少。例如，阳明学的先驱者陈献章（白沙）在广东新会县与知县丁积一起依据《家礼》实践礼式，使得时俗为之一变，23陈献章门人周成在歙县做训导的时候，让学生实践“冠祭之礼”。24
  另外，王守仁的门人邹守益对于仪礼的实践，前面已经介绍过，邹守益还刊行了《丧祭礼要》并进行推广普及。这本书从《家礼》中抽取要点进行整理，意欲成为易于实践的丧祭指导手册。25
  此外，虽然不是阳明学者，与王守仁同时代的王廷相（1474—1544）在著《丧礼备纂》二卷的时候，除了参照《大明集礼》以外，还参照了《家礼》《家礼仪节》《开元礼》等。26重视躬行实践的清初的颜元（1635—1704），也著有以《家礼》为底本的《礼文手钞》。27这是在抄写《家礼》本文的基础上、颜元自己写下详细评论的一本书，其热情由此可见一斑。而颜元在其母亲丧葬仪式的时候依据的也是《家礼》。28
  这一点，即便观察日本阳明学，情况也并没有有所改变。中江藤树依据《家礼》而作神主，熊泽藩山则在“葬祭辩论”中对于佛教加以痛斥，试图唤起人们对《家礼》重要性的认识。29
  由此看来，《家礼》与《小学》等朱熹的著作，在后世受到了儒者的广泛接受，包括朱子学者、阳明学者以及躬行实践派，这是因为仪礼的实践对于儒家而言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些书记录了极其卑近的日常生活的规则，几乎没有引起思想争论的余地吧。
  当然，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对仪礼的理解上还是存在差异的。与将仪礼作为自己的外部存在的朱子学相比，阳明学并不认为仪礼是身外之物，而视为自己的内心的反映，并且具有通过主体来对此进行省察的能动性。由此，阳明学就不太拘泥于琐细的仪礼研究，而寻求简明地重视内在之心情的实践方针。朱子学者积极地追求对于仪礼的客观研究，而阳明学则将仪礼的实践视为自我实现的一部分，参照自己的实践能力而停留在可以被认为是正确仪式的阶段上[译者按：也就是说，阳明学者对于超过实践范围的纯粹知性的考察没有兴趣]。在阳明学中，礼教是作为基于自发的实践而得到推进的。
  就郑齐斗的礼学而言，并没有失去作为阳明学者的本质。郑齐斗的礼学并不意味着折中朱王或者右倾化，而毋宁说是包含着礼教之层面的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