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霞谷集》卷五“献议”，收录了从戊戌年（1718年，肃宗四十四年）到癸丑年（1733年，英祖九年），也就是郑齐斗从七十九岁到八十五岁（去世三年之前）为止的上奏三十一篇。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献议几乎都与国家仪礼有关（丧礼、丧服制、祝辞、属称、迁陵、祭服、嫔宫号等等）。现在根据尹南汉的整理，列举如下：11
  一、端懿嫔丧视事燕居服色议对（礼郎 李善行） 戊戌三月十三日
  二、端懿嫔丧服制议对 戊戌十一月七日
  三、辞对朝晡哭临受杖议 回启（礼郎 韩斗一） 庚子七月三日[谢绝回答（译者按：意思是说郑齐斗对于询问表示无法回答，并且在“回启”中说明无法回答的理由）]
  四、朝官燕居带议对 庚子七月
  五、新授职人追服当否议对 庚子八月十五日
  六、辞对练带议回启（礼郎 赵命臣） 辛丑六月[谢绝回答]
  七、辞对明陵志文事议 甲辰闰四月 佚
  八、嫔宫议号议对（史官 郑重器） 大概是在辛丑、壬寅年间
  九、服制仪节议对（阙外 哭班时） 甲辰八月二十八日
  十、香室祝辞议对甲辰八月二十八日
  十一、大妃殿服制议对 甲辰八月二十九日
  十二、永徽殿告文属称议对（礼郎 尹尚白） 甲辰九月六日
  十三、庚子服制追议（入于甲辰辞召命 疏下） 甲辰九月佚
  十四、启圣祠拜礼议对（礼官 郑再春） 甲辰十月十日
  十五、辞对宗庙移安仪议回启（礼郎 申思稷） 乙巳九月十日[谢绝回答]
  十六、辞对四贤祠合享议 回启（礼官 郑再春） 乙巳十一月十二日[谢绝回答]
  十七、孝章世子丧两殿服制议对（承召入对时） 戊申十一月十八日
  十八、葬前私家祭行否议 戊申十一月二十九日
  十九、葬前朔望参议对 戊申十二月四日
  二十、殡宫祭礼议对 戊申十二月四日
  二十一、卒哭前后服色议对 戊申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二、钱货便否议对己 酉正月五日
  二十三、魂宫练后享官服色议对 己酉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逆女夫及父缘坐律议对 庚戌三月十八日
  二十五、德宗室祝辞属称议对（礼郎 宋履瑞） 庚戌九月二十一日
  二十六、德宗室属称议复对（礼郎 朴宗儒） 庚戌十月二十六日
  二十七、长陵迁奉议对 辛亥三月
  二十八、进讲册子议对（史官 李显谟） 辛亥五月佚
  二十九、迁陵仪注议对 辛亥六月
  三十、视学时所讲册子及讲官员数议对（礼官 崔成大） 癸丑二月
  三十一、辞对祭服议 回启（礼郎 李世垕） 癸丑十二月二十七日
  其中，一“端懿嫔丧视事燕居服色议对”和二“端懿嫔丧服制议对”是1718年（肃宗四十四年）关于死去的端懿嫔沈氏（作为当时的皇太子景王之妃子，端懿王后）的丧制，三“辞对朝晡哭临受杖议回启”、四“朝官燕居带议对”、五“新授职人追服当否议对”、六“辞对练带议回启”、七“辞对明陵志文事议”是与1720年（肃宗四十六年）死去的肃宗的丧礼相关的。
  另外，九“服制仪节议对”、十“香室祝辞议对”、十一“大妃殿服制议对”、十三“庚子服制追议”与1724年（景宗四年）去世的景宗的丧制有关。十二“永徽殿告文属称议对”是关于同年即位的英祖在拜祭端懿王后庙时的称谓问题，十四“启圣祠拜礼议对”是与成均馆的启圣祠（祭祀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各自的父亲）的礼拜相关，十五“辞对宗庙移安仪议回启”与宗庙中的神主的奉安有关，十六“辞对四贤祠合享议回启”是关于成均馆内的四贤祠的合享。
  十七“孝章世子丧两殿服制议对”、十八“葬前私家祭行否议”、十九“葬前朔望参议对”、二十“殡宫祭礼议对”、二十一“卒哭前后服色议对”、二十三“魂宫练后享官服色议对”均与1728年（英祖四年）就早早去世的孝章世子的丧制相关。
  二十五“德宗室祝辞属称议对”以及二十六“德宗室属称议复对”是与德宗的祭礼时所用祝文相关。德宗是第七代王、世祖之长子，在即位前夭折的懿敬皇太子（1438—1457），之后由他的儿子成宗，将其追尊为德宗。二十七“长陵迁奉议对”与二十九“迁陵仪注议对”是仁祖的妃子仁烈王后的陵墓迁往长陵的事，三十“视学时所讲册子及讲官员数议对”是关于国王在视察成均馆时候的讲书，以及讲义担当官员的数目的讨论。三十一“辞对祭服议回启”是关于宗庙祭祀时候祭官所穿服装颜色的修正相关的问题。
  如此，郑齐斗在晚年，屡屡得到国王以及礼官的垂询，但这当中几乎都与仪礼相关，与仪礼无关的是：二十二“钱货便否议对”，讨论钱币流通的利弊，二十四“逆女夫及父缘坐律议对”，主张对于逆女（恶逆之女）的丈夫以及父亲应当连坐，以及二十八“进讲册子议对”，与对英祖的进讲相关，依据年谱，郑齐斗在“进讲册子议对”中认为应当讲“礼”，英祖听从了他的意见。12
  在这当中也有谢绝回答的情况，基本也是与国家仪礼、祀典相关的重要内容。总之，郑齐斗在引用诸说的同时进行答复，可以确认他对于国家仪礼以及相关文献是非常精通的。从这些献议所体现出的基本方针来看，郑齐斗并没有把讨论复杂化与玄学化，而是以《国朝五礼仪》的礼说为中心来进行决断。13这和“壬戌遗教”中所体现出的仪礼简化的思考是一致的。
  那么，王守仁对于国家仪礼的态度又如何呢？已经有研究指出，他对于国家仪礼并没有积极的发言。这和明世宗（嘉靖帝）即位之后、正德十六年（1521年）发生的所谓“大礼议”进一步发展成重大政治斗争是有关的。14王守仁门人邹守益上疏劝谏世宗，却反而激怒了世宗并被下诏入狱，最终被流谪到安徽广德州做判官。15王守仁对于被卷入权力斗争与政治斗争很警惕，与中央政权保持距离，将重心放在地方的讲学活动中。但是当然，王守仁对于国家仪礼并非毫无关心。16
  这一点可以从王守仁写给邹守益的书信中看出来。这是他在听说邹守益在流谪所在地建立书院、为了振兴礼教而刊行《谕俗礼要》并分发给士兵和民众的事情之后所写下的：17
  承示谕俗礼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礼而简约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谦之诚有意于化民成俗，未肯汲汲为此也。古礼之存于世者，老师宿儒当年不能穷其说，世之人苦其烦且难，遂皆废置而不行。故今之为人上而欲导民于礼者，非详且备之为难，惟简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为贵耳……若徒拘泥于古，不得于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礼之礼，行不著而习不察者矣。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赞矣。非天子不议礼制度，今之为此，非以议礼为也，徒以末世废礼之极，聊为之兆以兴起之。故特为此简易之说，欲使之易知易从焉耳。冠婚丧祭之外，附以乡约，其于民俗亦甚有补。至于射礼，似宜别为一书，以教学者，而非所以求谕于俗。……文公家礼所以不及于射，或亦此意也欤。18
  王守仁对于邹守益依据《家礼》进行简化、作冠婚丧祭的仪式表示很赞赏。并且认为今天的为政者在导民以礼的时候，不能考虑详细而完备的形式，只有简单明白而易于实践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简略而富于实践性的仪礼的制定策略与前面提到的郑齐斗的礼学方针是完全一致的。王守仁还在论述了“非天子不议礼制度”（《礼记·中庸篇》）的一般原则之后，认为这种尝试不是议礼，而是在仪礼颓废的今天，想要成为振兴礼教的契机而已，也就是依据政治现状，从地方开始重振礼教的企图。王守仁著名的乡约整备也是与此相关的实践。19
  另外，王守仁在此书信中还提及祠堂内的高祖、曾祖、祖、祢的神主的配置，遵从在自己家中以《家礼》为依据、并适度加以变更的浦江郑氏的方式进行祭祀。2
  由此看来，郑齐斗对于国家仪礼的通晓，也可以理解为是基于阳明学的礼教性质。郑齐斗与王守仁等学者一样，对于仪礼的形式以及礼的教化抱有强烈的关心。而避免讨论的复杂化，以《国朝五礼仪》为主要依据而进行决断的姿态，也可以说是与重视实效性的阳明学者身份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