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1661—1690年在位）是第一代藩主赖房之子，德川家康之孙。光圀对儒教的热情无须赘言。在《西山随笔》中，他说：
  只晓仁义，知礼节，以此分人畜，而彼仁义礼节之道，舍学问而如何知之。学问应有三，曰性理，曰经济，曰词章。先晓四书、五经之文义，以明人伦之大义，辩《春秋》《通鉴》之理致，以鉴古今之治乱，有余则品诗文，横槊赋诗，此方为士也。3（译者按，原文为日文）在这里，光圀认为辩仁义、道德、礼节乃人与禽兽相异之处，且视四书五经、《春秋》《通鉴》为必备的教养，可以说是参透儒教本质的发言。与对儒教的这样一种共鸣相应，光圀从很早开始就关心儒教的礼仪以及《家礼》，并积极投身实践。例如，万治元年（1658），其正室泰姬的葬礼就是按照儒教礼仪进行的；宽文元年（1661），其父赖房的葬礼也是按照《家礼》、中国的礼仪实施的。除此之外，他还在大田的瑞龙山营造了儒教式墓葬群。不仅如此，他又于宽文五年（1665）招朱舜水讲授《家礼》，于宽文六年（1666）以《家礼》为基础，命人以和文撰述《丧葬仪略》，分发给家臣。宽文二年（1662），光圀在水户城内建造了供祭水户藩历代藩主的祠堂，并开始了儒教式的祖先祭祀。祠堂也可称为家庙，在《家礼》中被视为祖先祭祀的中心设施。但是，在日本，这种建筑在光圀时代之前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光圀对儒教的倾心如此可见一斑。
  在考察光圀与儒教关系的时候，其本人与以林罗山起首的林家，以及与朱舜水的关系非常重要。光圀原本也住在江户，与林家系统的学者——林鹅峰、人见卜幽、小宅处斋、中村篁溪等有亲密的交往。林鹅峰以《家礼》为基础所作的葬礼守则——《泣血余滴》对水户藩的丧葬礼仪也有颇大影响。4
  朱舜水的到来又为水户藩的儒教礼仪带来了若干变化。朱舜水于万治三年（1660）流寓九州长崎，光耳闻其名，遂召见之。朱舜水于宽文五年（1665）赴江户仕光圀1。其早在长崎时就开始研究《家礼》。此事从朱舜水写给其学生、柳川藩儒者安东省庵的信中可以知晓。到了江户之后，光圀经常就儒教礼仪相关问题向朱舜水请教。5
  然而，有观点认为，比起儒教礼仪，光圀对日本固有的神道礼仪更为重视。
  的确，光圀对日本的传统礼仪也多有关心。他曾命学者编撰《礼仪类典》《神道集成》这些大部头书物。《礼仪类典》从天和三年（1683）开始编纂，是日本传统礼仪制度的集成。而《神道集成》从宽文八年（1668）开始编纂，网罗了日本神道相关资料。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神道集成》。该书卷十二题为“丧祭”6，载录了由井桐轩整理的神道的丧祭法。其中有记：伏惟我国殡葬之法，颓败也久。故人死，则委之浮图手，投之茶毘坑，吁！可叹哉。……本朝自有丧祭之事，其法半为异端乱。今稽之遗书，且加师傅，未足者，窃附己意，记其大概。庶几本朝学者赖此行之，则适我神法乎。夫上古质朴之时，自有丧葬之事，况于只今文物之世乎？何假外国之法，祭我邦之祖先哉？学者孰思焉。
  也就是说，日本固有的“葬祭之事”应遵照“我神法”礼仪，而“外国之法”如“浮图”（佛教）或是儒教祖先祭祀方法则应当摒弃。7
  有学者据此推断，这表明光圀对以神道为基础的“神葬祭”的关心和理解。不仅如此，他还鼓励神职者及其家族施行。因此，光圀本人其实想施行“神葬祭”，但因材料不充分，不得已只能遵从《家礼》等儒教礼仪。8这种观点是否说得通呢？在笔者看来，认为《神道集成》于宽文十年（1670）作成正编12卷，光圀读过后，产生了思想的转变，这种看法过于武断。《神道集成》依书名所示，是神道相关资料的集成式书籍，而并不一定是实践性守则。实际上，也并没有光圀命令藩士必须施行这些神道葬祭法的相关记录。9另外，若认为光圀从宽文十年左右——此时光圀四十三岁——由儒教复归神道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光圀对朱舜水始终抱有的尊崇之念？又如何解释以《丧葬仪略》为基础的儒教礼仪文献，在继承光圀遗志的同时得到了续写？
  这种看法，恐怕是在拿后期水户学中逐渐显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去反推前期水户学。众所周知，幕末后期水户学有非常强烈的神主儒从的尊皇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前期水户学中却未见得明显。光圀一生自始至终崇奉儒教，信赖儒教普遍主义，这点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