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江户初期，当德川政权结束战乱，社会日趋稳定之后，儒教作为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儒教的普及与受容”正是划分日本思想史“近世”与“中世”的显著标准。近世之前，只在以京都博士家、五山寺院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传授的儒学，到了近世，突然一变而为清新的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当时，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能明显看出这种围绕儒学而产生的新动向。在民间，出现了如藤原惺窝、林罗山、谷时中、山崎闇斋、松永尺五、堀杏庵等有名的儒教思想家，他们致力于讲学与著述，追随者也纷至沓来。另一方面，在官方，出现了如尾张的德川义直、水户的德川光国、备前冈山的池田光政、会津的保科正之等既醉心于儒教又好学的大名。这些大名将上述学者从民间招来起用之，从而既巩固了藩政基础，又提高了作为明君的声望。这样，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儒教及其作为近世形态的朱子学就引领起了时代的思潮。说到朱子学，可能会对它产生一种冥顽固陋的保守思想的印象。但这其实是太过于片面的误解。实际上，日本近世初期的朱子学，作为清新的思想引人注目的同时，亦为日后各种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亦即在儒教的受容过程中，儒教的“思想”自不用说，儒教的“礼仪”也逐渐受到重视。“礼仪”与“思想”，不言而喻，是作为儒教的两翼存在的。例如藤原惺窝（1561—1619）在写给其高徒林罗山的信中说：
  若诸儒不服儒服、不行儒行、不讲儒礼者，何以妄称儒哉。1
  在这里，惺窝明言，若不穿儒者服装、不按儒者举动行事、不讲儒教礼仪，就不是儒者。可以说，儒教不单纯是观念上的，也是自我行为和礼仪的表现，这种意识非常强烈。惺窝的这一想法，或多或少也是当时儒学者共通的想法。他们不会只研读思想或只研习礼仪，而是抱着将儒学视为学问、技艺、文化的有机整体来彻底学习的态度。
  作为尊崇儒教的“官”一方的代表性大名，水户藩的德川光圀以及冈山藩的池田光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同时他们对儒教礼仪的关心也非常显著。2
  其中，就水户藩来说，光圀以及幕末的德川齐昭时代尤其大放光彩。实际上，水户藩从光圀以来直至幕末，就一直在认真思考如何得体地施行丧祭。这其中，朱熹的《家礼》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