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初期与儒教
  江户初期，当德川政权结束战乱，社会日趋稳定之后，儒教作为新文化逐渐深入人心。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是：“儒教的普及与受容”正是划分日本思想史“近世”与“中世”的显著标准。近世之前，只在以京都博士家、五山寺院为中心的封闭世界里传授的儒学，到了近世，突然一变而为清新的学术，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
  当时，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能明显看出这种围绕儒学而产生的新动向。在民间，出现了如藤原惺窝、林罗山、谷时中、山崎闇斋、松永尺五、堀杏庵等有名的儒教思想家，他们致力于讲学与著述，追随者也纷至沓来。另一方面，在官方，出现了如尾张的德川义直、水户的德川光国、备前冈山的池田光政、会津的保科正之等既醉心于儒教又好学的大名。这些大名将上述学者从民间招来起用之，从而既巩固了藩政基础，又提高了作为明君的声望。这样，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儒教及其作为近世形态的朱子学就引领起了时代的思潮。说到朱子学，可能会对它产生一种冥顽固陋的保守思想的印象。但这其实是太过于片面的误解。实际上，日本近世初期的朱子学，作为清新的思想引人注目的同时，亦为日后各种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与此同时还有一点也不能忽略，亦即在儒教的受容过程中，儒教的“思想”自不用说，儒教的“礼仪”也逐渐受到重视。“礼仪”与“思想”，不言而喻，是作为儒教的两翼存在的。例如藤原惺窝（1561—1619）在写给其高徒林罗山的信中说：
  若诸儒不服儒服、不行儒行、不讲儒礼者，何以妄称儒哉。1
  在这里，惺窝明言，若不穿儒者服装、不按儒者举动行事、不讲儒教礼仪，就不是儒者。可以说，儒教不单纯是观念上的，也是自我行为和礼仪的表现，这种意识非常强烈。惺窝的这一想法，或多或少也是当时儒学者共通的想法。他们不会只研读思想或只研习礼仪，而是抱着将儒学视为学问、技艺、文化的有机整体来彻底学习的态度。
  作为尊崇儒教的“官”一方的代表性大名，水户藩的德川光圀以及冈山藩的池田光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同时他们对儒教礼仪的关心也非常显著。2
  其中，就水户藩来说，光圀以及幕末的德川齐昭时代尤其大放光彩。实际上，水户藩从光圀以来直至幕末，就一直在认真思考如何得体地施行丧祭。这其中，朱熹的《家礼》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 水户藩与儒教丧祭礼仪·《家礼》
  水户藩，作为“御三家”之一，在德川政权中一直占据着枢要位置，其影响之大不言而喻。从光圀编纂《大日本史》开始，此藩的学问被统一称为“水户学”，一般来说分为前期与后期。
  前期水户学以德川光圀时代、后期水户学以德川齐昭时代为中心展开，首先有必要对这两个时期的儒教礼仪相关内容分别略作说明。
  （一）前期水户学
  水户藩的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1661—1690年在位）是第一代藩主赖房之子，德川家康之孙。光圀对儒教的热情无须赘言。在《西山随笔》中，他说：
  只晓仁义，知礼节，以此分人畜，而彼仁义礼节之道，舍学问而如何知之。学问应有三，曰性理，曰经济，曰词章。先晓四书、五经之文义，以明人伦之大义，辩《春秋》《通鉴》之理致，以鉴古今之治乱，有余则品诗文，横槊赋诗，此方为士也。3（译者按，原文为日文）在这里，光圀认为辩仁义、道德、礼节乃人与禽兽相异之处，且视四书五经、《春秋》《通鉴》为必备的教养，可以说是参透儒教本质的发言。与对儒教的这样一种共鸣相应，光圀从很早开始就关心儒教的礼仪以及《家礼》，并积极投身实践。例如，万治元年（1658），其正室泰姬的葬礼就是按照儒教礼仪进行的；宽文元年（1661），其父赖房的葬礼也是按照《家礼》、中国的礼仪实施的。除此之外，他还在大田的瑞龙山营造了儒教式墓葬群。不仅如此，他又于宽文五年（1665）招朱舜水讲授《家礼》，于宽文六年（1666）以《家礼》为基础，命人以和文撰述《丧葬仪略》，分发给家臣。宽文二年（1662），光圀在水户城内建造了供祭水户藩历代藩主的祠堂，并开始了儒教式的祖先祭祀。祠堂也可称为家庙，在《家礼》中被视为祖先祭祀的中心设施。但是，在日本，这种建筑在光圀时代之前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光圀对儒教的倾心如此可见一斑。
  在考察光圀与儒教关系的时候，其本人与以林罗山起首的林家，以及与朱舜水的关系非常重要。光圀原本也住在江户，与林家系统的学者——林鹅峰、人见卜幽、小宅处斋、中村篁溪等有亲密的交往。林鹅峰以《家礼》为基础所作的葬礼守则——《泣血余滴》对水户藩的丧葬礼仪也有颇大影响。4
  朱舜水的到来又为水户藩的儒教礼仪带来了若干变化。朱舜水于万治三年（1660）流寓九州长崎，光耳闻其名，遂召见之。朱舜水于宽文五年（1665）赴江户仕光圀1。其早在长崎时就开始研究《家礼》。此事从朱舜水写给其学生、柳川藩儒者安东省庵的信中可以知晓。到了江户之后，光圀经常就儒教礼仪相关问题向朱舜水请教。5
  然而，有观点认为，比起儒教礼仪，光圀对日本固有的神道礼仪更为重视。
  的确，光圀对日本的传统礼仪也多有关心。他曾命学者编撰《礼仪类典》《神道集成》这些大部头书物。《礼仪类典》从天和三年（1683）开始编纂，是日本传统礼仪制度的集成。而《神道集成》从宽文八年（1668）开始编纂，网罗了日本神道相关资料。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神道集成》。该书卷十二题为“丧祭”6，载录了由井桐轩整理的神道的丧祭法。其中有记：伏惟我国殡葬之法，颓败也久。故人死，则委之浮图手，投之茶毘坑，吁！可叹哉。……本朝自有丧祭之事，其法半为异端乱。今稽之遗书，且加师傅，未足者，窃附己意，记其大概。庶几本朝学者赖此行之，则适我神法乎。夫上古质朴之时，自有丧葬之事，况于只今文物之世乎？何假外国之法，祭我邦之祖先哉？学者孰思焉。
  也就是说，日本固有的“葬祭之事”应遵照“我神法”礼仪，而“外国之法”如“浮图”（佛教）或是儒教祖先祭祀方法则应当摒弃。7
  有学者据此推断，这表明光圀对以神道为基础的“神葬祭”的关心和理解。不仅如此，他还鼓励神职者及其家族施行。因此，光圀本人其实想施行“神葬祭”，但因材料不充分，不得已只能遵从《家礼》等儒教礼仪。8这种观点是否说得通呢？在笔者看来，认为《神道集成》于宽文十年（1670）作成正编12卷，光圀读过后，产生了思想的转变，这种看法过于武断。《神道集成》依书名所示，是神道相关资料的集成式书籍，而并不一定是实践性守则。实际上，也并没有光圀命令藩士必须施行这些神道葬祭法的相关记录。9另外，若认为光圀从宽文十年左右——此时光圀四十三岁——由儒教复归神道的话，那么如何解释光圀对朱舜水始终抱有的尊崇之念？又如何解释以《丧葬仪略》为基础的儒教礼仪文献，在继承光圀遗志的同时得到了续写？
  这种看法，恐怕是在拿后期水户学中逐渐显现的民族主义思想去反推前期水户学。众所周知，幕末后期水户学有非常强烈的神主儒从的尊皇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前期水户学中却未见得明显。光圀一生自始至终崇奉儒教，信赖儒教普遍主义，这点是非常显著的。
  （二）后期水户学
  水户藩的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1800—1860，1829—1844年在位），在继承了光圀意志的同时，为了应对幕末危机，施行了包括强化对西洋列强的警戒在内的一系列改革。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例如，齐昭施行了断然的宗教改革。其从天保元年（1830）开始，排斥佛教，创立唯一神道。10
  可以说，这一时期，水户藩提倡尊皇思想，强调神道，确实是新的倾向。后期水户学的代表——藤田东湖的代表作《弘道馆记述义》卷下中有如下之语：
  公之于庙祭，虽用儒法，而祭服祭器饮食之类，皆遵皇朝之典；坐跪拜趋之节，悉从当世之俗。其他若元旦荐兔羹献佩刀鞍马之料，亦依宗室之旧章，固非世之拘儒舍此从彼者之比也。11
  也就是说，东湖认为，光圀虽然使用“儒法”，但那顶多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还是遵从日本传统礼仪。这样的解释，正如上文所说，是给“尊王攘夷”“大义名分”等这些来自儒教的词汇赋予日本式内涵后，从而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后期水户学的独特解释。光圀本人本来当然没有如此强烈的排外意识。
  如此，幕末的水户藩在具有对外危机感与尊皇思想的同时，在丧祭礼仪方面也显示出强烈的神道倾向。但是，尽管如此，在实际实施丧祭仪礼的时候，水户藩也还是以《家礼》为基础来施行的，这点并没有改变。这从齐昭时代所集成的《丧祭式》（后述）中也可知晓。
  所以，在水户学丧祭礼仪中儒教与神道的关系方面，可以认为，前期水户学儒教倾向明显，后期水户学中虽可见神道的影响，但却不能说取代了儒教。水户学的丧祭礼仪始终受儒教礼仪特别是《家礼》影响巨大。12
  另外，齐昭时代的儒教丧祭礼仪也影响了其他藩。后述冈山藩的《儒葬祭式》可以说明。
  三 儒教丧祭相关文献
  （一）《朱氏谈绮》（朱舜水著）
  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字鲁鲁屿或楚屿，舜水是其号，浙江余姚人。自明亡于清后，舜水就一直为明王朝的复兴而奔走。他往返于中国、安南（越南）、日本之间，策划明王朝的再兴。万治二年（1659，清顺治十六年），鉴于时势难挽，遂断了复兴明王朝之念，流寓九州长崎。在长崎，受柳川藩的安东省庵等支援，讲学论道。之后，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听闻其名声，以宾师相迎，舜水乃于宽文五年（1665）赴江户。除了与光圀圀、彰考馆的学者以及其他儒者文人交往之外，朱舜水还培养了彰考馆总裁安积澹泊等众多门人。去世后，舜水以儒教礼仪被安葬在水户德川家墓地，谥号文恭。在江户驹込水户藩别墅中，也建造了供奉朱舜水牌位的祠堂。舜水的学风以朱子学为基础，但比起抽象的理学，他更重视博学、实证、实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舜水的文集《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据传乃光圀亲自编集，于舜水死后的正德五年（1715），由光圀的继承者第三代藩主纲条刊行。其后，又经过了多次编集。朱谦之所编《朱舜水集》（二册）（中华书局，1981）以及徐兴庆在搜集了朱舜水很多佚文后编订的《新订朱舜水集》（台大出版中心，2004年）是比较好的版本。
  但是，舜水尚有《朱氏谈绮》这部著作，并未收录于文集中。此书是舜水死后，由安积澹泊整理编纂，并于宝永四年（1707）作序后，在宝永五五年（1708）由京都书肆小川多左卫门以单行本刊行。小川多左卫门号茨城（茨木）屋，轩号柳枝轩。该书为其第二代主人茨城（茨木）方道的藏版。柳枝轩是与水户藩关系密切的著名书肆，水户藩相关书籍大部分由这里刊行。13
  本书外题《舜水朱氏谈绮》，内题《朱氏谈绮》，共三卷四册。中卷分为两册，题签上分别记有“中之本”与“中之末”。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泊园文库有影印藏本14，索书号为LH2—3.02—14。
  本书卷首安积澹泊序中详细记载了本书的成书经过，云：
  舜水朱氏谈绮序
  文恭先生研究古学，视科场为儿戏，薄海鼠辫，而独峩衣冠。航海晦迹，流落于交趾、暹罗，坎坷阻绝，抗节皦厉，几濒死而不悔，遂客崎港，屹为明室遗老。我西山公礼致而宾师之。敬齿德而讲道义，尝有志于兴学校，先生商榷古今，著《学宫图说》。
  公使梓人依图而造木样，大居三十分之一，先生亲指授之。凑离机巧，丝发缜密，观者服其精妙。既而权装学宫于别庄，使习释奠礼。先生折衷礼典，删定仪注，龙眉皓发，褒衣博带，日率府下士子，讲肄其间，周旋规矩，蔚有洙泗之风，距今三十余年，犹闻其謦咳也。懋斋野传尝从先生游，问简牍笺素之式，质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裒其所闻，题曰《朱氏谈绮》。先友今井弘济，先生之门人也。益习之暇，概举所闻事物名称，以备遗忘。公览而善之，一日命觉曰，二者宜合为一，补其遗漏，以行于世。其学宫规度，约为小图，并载焉。觉退而厘正之。顾事物之夥，名称之广，固非此书所能尽，而觉逮事先生之门，未届成童，所谓事物名称，什之未能得一，偶所记者补之，不记者阙之，虽不足为大方之观，亦可以塞童蒙之需。如学宫图，已有成式，不敢增损，营构之法，一从梓匠所笔，使人易晓也。虽然，此皆先生之绪余，而不足窥其涯涘，矧简牍之零碎，事物之琐微者乎……
  公景仰之笃，不弃蕉萃，爰及屋乌，如此书者，亦颇能注意，岂不休哉……
  宝永四年丁亥仲冬谷旦
  水户府下澹泊斋安积觉叙
  如上所述，本书是澹泊将朱舜水的遗著以及朱舜水门人所记录的其本人的言行等集结起来而成的。本书所收录的文献，每一篇都有跋语及题辞，记录了各个文献的成立经过。笔者根据这些记述整理如下：
  卷之上
  书柬式
  此乃人见懋斋（野传）在誊抄从前舜水传授给今井鲁斋（弘济，字将兴）的书仪之时，同时于各条之下所记下的平生从舜水处听得之言，以成一卷。有贞享元年（1684）的跋语。
  上表式
  此乃从前的门人佐佐十竹（良峰宗淳）奉光圀之命与舜水的问答，今井鲁斋将舜水所答译为和文。有跋语。
  野服图说
  开头处是人见懋斋的《野服正制题辞》。据这一题辞来看，此篇是研究野服、深衣、道服等儒服的懋斋，托林鹅峰校阅，于宽文四年（1664）先行整理，其后，朱舜水来日之后又托其删改的。篇后附有宽文丁未（1667）的跋语。紧接其后的《道服图说》《披风图》《尺式》，从内容来看与《野服图说》一脉相承。这里的记述也与《家礼》中所言“深衣”等儒服有关。15
  棺制以下
  此乃以朱舜水的笔记、书信为基础所述。其中《棺制》《铭旌式》《神主式》《坟墓式》《碑式》与丧祭礼仪有关，尤其与《家礼》关系颇深。
  卷之中
  大成殿以下
  此乃相当于上引澹泊序中所言《学宫图说》之类的著述。又卷末的《改定释奠仪注》是学宫（学校）里施行的释奠仪式的具体流程。根据澹泊序，舜水让水户的士人们每天练习这种仪式。
  卷之下
  天地以下
  据澹泊序所言，今井鲁斋曾整理过平时从舜水处所闻“事物之名称”，而澹泊在光圀的建议下，将之与《学宫图说》《改定释奠仪注》以及儒服、丧祭等相关礼仪规范合集成书。下卷的这部分像字典一样分类罗列了汉语名称，并对其分别作了解说。从内容来看，这部分应当相当于今井鲁斋记录的“事物之名称”。
  《朱氏谈绮》中，多收录了舜水对《家礼》的想法与看法，其中上卷尤其多。中卷中有关于“孔子庙”“大成殿”“牌位”“礼器图”的记述，还有《改定释奠仪注》等与儒教礼仪、祭祀相关的记述。下卷是与日常生活、各种礼仪相关的汉语词汇解说，其中也涉及《家礼》中衣服等用语。例如，对“掠头”的解释为“将绢制宽一寸左右的带子，从头后面缠到前额再挽成髻之物”，而“杉”乃“内衣，亦称汗衫。蓝衫也可着于外，为秀才之服”，“背心”乃“无袖，前开襟，似外褂，前有扣可系，古亦云半臂”等等这些，若非晓此类衣服之实物者，盖无法说明得如此详细到位。这些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珍贵解释。
  （二）赖房、光圀的葬仪记录
  如前所述，光圀在对亲族施行儒教式葬仪的同时，也嘱咐对自己亦要采用儒教式葬仪。此事在《慎终日录·威公》以及《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中均有记载。由此二本合成一册的抄本，作为常盘神社藏本之一，现藏于茨城县立历史馆。索书号为“常7—18”16。“慎终”出自《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要之乃言丧礼（葬礼与服丧）。
  《慎终日录·威公》是宽文元年（1661）七月光圀之父赖房的葬仪记录，由汉文写成。开头处写有“小宅顺谨志”，可知此由小宅处斋记录。后跋中记有天保十四年（1843）十一月的日期以及“石河干修谨记”，可知后由江户时代后期的石河明善抄写流传。17
  威公赖房的葬仪当然是由光圀操办，关于葬仪的方针有如下记载：
  嗣君，命儒臣野一，考文公家礼，襄事一从先王之制，兼通时宜，不杂浮屠，其不可于今者，略阙之。
  也就是说，不能混杂“浮屠”（佛教）的葬仪，要以《家礼》为基础，合日本之“时宜”实施。这里所说的“野一”是林罗山的门人人见卜幽。在此葬仪中，除《家礼》外，也可见《泣血余滴》的深刻影响。
  《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是光圀及恭伯世子的葬仪记录，由日文写成。义公，自不用说是指光圀。恭伯世子是水户藩第三代藩主纲条之子吉孚。吉孚作为纲条的继承人被寄予厚望，并娶了将军纲吉之女八重姬为妻。然而却在宝永六年（1709）25岁早逝。原记录者不明。由后跋中“天保十四年癸卯十二月八日，平干修敬写”可以推得，此应为石河明善继《慎终日录·威公》之后而继续抄写的。18
  这些葬仪均为儒教式，《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中，关于光圀的葬仪有如下记录：
  召中村新八、栗山源介，告之：欲按威公之葬，诸事行儒法。启禀可以日记等相考筹谋。新八、源介考《家礼仪节》并威公葬记，又与鹈饲权平、青野源左卫门等众议一致后，入报殿下，殿下御览斟酌而后定夺。
  这里的中村新八即中村篁溪，是林罗山的门人；栗山源介即栗山潜锋，是崎门派的学者；鹈饲权平即鹈饲称斋，投山崎闇斋门下，是侍奉光圀的鹈饲錬斋之弟；青野源左卫门即青野栗居。19这样，纲条对光圀，同光圀对赖房一样，也施以儒教式葬仪。具体的仪式步骤则是纲条与儒臣们在参考了相关日记、《家礼仪节》以及赖房的葬仪记录之后，商讨斟酌后决定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光圀的葬仪受朱舜水的影响相当大。原本朱舜水认为《家礼》是士人的仪礼书，而作为诸侯的礼仪并不充分：
  《家礼》皆士礼，间有及于大夫者。若诸侯之礼，未可尽以此为凭。
  此句明确表达了舜水的意见，安积澹泊在《大城祠堂宜称庙议》20中也加以引用。因而光圀的葬仪及墓的建造方法、规模，除参考了《家礼》《泣血余滴》之外，也参照了《礼记》《白虎通》《大明集礼》等众多文献。要想办法制定出与诸侯地位相适宜的仪礼——日本的大名相当于中国的诸侯——这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21
  （三）《丧祭仪略》（德川光圀等）
  前面谈到，光圀在宽文六年（1666），命人参照《家礼》而用日文撰述《丧祭仪略》并分发给家臣。此事见于《义公行实》：
  六年丙午，四月，赐士人坟墓地于常盘及阪户，据朱子《家礼》，略解葬祭之仪，以颁士人。22
  《桃园遗事》卷一上中也记有：
  同六年丙午四月，赐士人坟墓地于常盘及阪户，且据文公《家礼》，命作丧祭仪略，以赐诸士。时三十九岁。23
  也就是说，光圀为藩士们在水户城下的常盘和坂户准备了墓地，撰述并颁布了他们所应执行的规范书《丧祭仪略》，并劝赏实践。这恰好是迎朱舜水作宾师后第二年的事情，因而可以推断此事有舜水的影响。此时，光圀更是大举废佛，废除寺院九百九十七所，强使三百四十四寺的僧人破戒还俗。与佛教批判相对的，乃是推行以《家礼》为基础的儒教仪礼的施行。这样，篇幅短小精悍的《丧祭仪略》，作为面向一般武士、庶民的儒教丧祭手册，恐怕是近世日本编得最好、施行最易的读物之一。
  此书在水户藩一直传承下来，不断加以修订。现在流传下来的有初期的A系统与后期的B系统两种文本。24
  A系统
  1.《丧祭仪略》一册（抄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索书号：143—0288）
  外题、内题都是“丧祭仪略”，内容由《丧祭仪略》《居丧仪略》《祭礼仪略》构成，由汉字、片假名和文写成，插图很多，内题右侧有“西山公所颁藩中”字样。由《义公行实》一书可知，光圀引退后，于元禄四年（1691）隐居于大田西山，自称“西山隐士”。此版本可能是光圀隐居后不久所抄。25
  在水户藩供职的儒者，大多数本为林家门人。所以A系统中林鹅峰《泣血余滴》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从书中所载魂帛、铭旌图、神主图、棺图、灰隔图、坟墓图、石碑图中即可见得。这些图与《泣血余滴》中的几乎一模一样。图1对比了该书的窆封图与《泣血余滴》中的窆封图，其相似程度可一目了然。26
  该书部分地方也可见朱舜水的影响。《明制坟墓图》即为此。这里用了《朱氏谈绮》的坟墓图。现将两图并列于图2中。
  另外，美篶书房（〓〓〓书房）《荻生徂徕全集》第十三卷（1987年）所载《丧礼略》（二）与该书所收“丧祭仪略”部分内容是一样的，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出入。由此可以认定，《荻生祖徕全集》中的《丧礼略》乃A系统之异本，后假托为徂徕所作27。
  2.《丧祭仪略》一册（抄本，伊藤东涯旧藏本之影印本，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中村幸彦文库藏，索书号：L24—25—4）
  外题、内题都是“丧祭仪略”，但是内题下面写有“水户侯手制教乡国之吏民者，占庵野氏寓于常陆得此册，以传于东武”；后跋中写有“此一册骏州人渡边长藏写寄/时享保八年癸卯岁也/伊藤长胤藏书”“右丧祭仪略就东涯先生原本誊写并校雠一过/时延享丁卯之季秋/泽永世谨识/度世荣敬书”。由此可知，此书原为占庵野氏旅居常陆（水户）时得到的，于享保八年（1723）由一名为渡边长藏之人所誊抄后，送于京都伊藤东涯处。再后来于延享丁卯年（1747）由泽永世誊写校订。
  此本的内容与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几乎相同，只是图之详略不太一样。例如棺图、灰隔图、坟墓图比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详细，但不知为何却没有载录朱舜水的《明制坟墓图》。此本与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之关系不明。《丧祭仪略》只有抄本，该书可能是传抄而产生的异本；但是，从该书中没有登载《明制坟墓图》来看，或许是受朱舜水影响之前的形态。
  B系统
  3.《丧祭仪略》一册（抄本，名古屋大学附属图书馆·神宫皇学馆文库藏，索书号：176·9—A—神皇）
  B系统的特色是其附载了《伊藤兼山葬仪》等A系统中没有的内容。此本外题、内题均为“丧祭仪略”。虽然与A系统一样，都有《丧祭仪略》《居丧仪略》《祭礼仪略》，但是继其后又有以汉字、平假名日语写成的《伊藤兼山葬仪》及《安积氏葬仪》。
  伊藤兼山是水户藩的执政，于正德四年（1714）去世。《伊藤兼山葬仪》乃安积澹泊记录下来的伊藤兼山的葬仪状貌。关于此事该书内题之下记有：
  伊藤友亲称七内，水户执政，隐居号兼山。正德四年甲子（甲午之误）五月廿日卒。
  紧接着的跋语有言：
  先年伊藤兼山老葬送际，与大井介卫门商榷所定之礼仪，命用达家臣小室清卫门、清水嘉卫门两人笔录之。应以是为准施行。
  享保十六年亥八月
  安积觉兵卫
  “安积觉兵卫”就是安积澹泊。
  此篇之后的《安积氏葬仪》乃元文二年（1737）安积澹泊去世后的葬仪记录。记录者不明。作为水户藩士的儒葬记录，此篇与前篇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澹泊是朱舜水忠实的继承者，从这里记载的葬仪的具体做法中也可看出《家礼》的强烈影响。从前澹泊写给荻生徂徕的信中说：
  今世颇有据《家礼》而修祭者，即如仆家，先人不用浮屠法，据程子式制木主，以来不腆之荐，殆将六七十年。28
  澹泊家自澹泊之父以来，祖先祭祀就不用佛式而从《家礼》，且一直奉祀程颐所定之木主（即《家礼》式牌位）。由此明确可见由光圀首倡之儒教仪礼在水户藩家臣中也有施行。
  图4为现水户市常盘墓地的安积澹泊墓碑（墓石）。前面提到，常盘墓地是光圀为了推行以《丧祭仪略》为基础的儒葬而为家臣营造的墓地。从墓碑可见，此墓地确实是按照《丧祭仪略》中所记形状（图3）而建造的。常盘墓地直到现在仍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寺院，而是作为共同墓地运营，一直传递着光圀的理想。29
  4.《丧祭仪略》一卷（同文馆编辑局编纂纂《日本教育文库·宗教编》收载，同文馆，1911年）
  此本仍属于B系统，除《伊藤兼山葬仪》外，还附有大藏龙河的评论。活字本。该书解题中有记：“本书大藏让之著，赠予立原翠轩，水户藩儒葬足见一斑，据黑川藏本印。”卷末还有大藏龙河的跋语：
  右《葬祭仪略》一书，遵照吩咐，略陈愚见。以浅陋之见妄议先贤书之事，实恐不少，且误必极多。今奉上并乞就正。顿首。
  八月
  大藏让 再拜
  翠轩老先生 函丈
  大藏龙河（1757—1844），名让，字仲谦、谦甫，通称谦斋，信浓饭田人。曾从学于猪饲敬所、柴野栗山。30立原翠轩（1744—1823）因其在作彰考馆总裁时，重启了一时停止的《大日本史》修史事业而广为人知。这里的“黑川藏本”是指黑川真赖（1829—1906）的藏书。31黑川是丛书“日本教育文库”的编纂者，该书也收录于其中。龙河应翠轩之请陈述己意，卷末所载第一至第九的评论以及关于图式的评断即是。这些评论都是对《丧祭仪略》内容的订正与补充，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江户后期对水户藩儒教丧祭礼仪研究的热情。
  除此之外，与B系统相关，需要补充的是，接下来要论及的《丧礼略私注》的后半部分也收录了《丧祭仪略》，其中也附有伊藤兼山的葬仪记录。
  与A系统相比，B系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受朱舜水影响强烈。这从神主（牌位）、“点主”、神主及其他题字的字数等等中即可见得。
  首先是“点主”。虽然《家礼》《泣血余滴》中说道，埋葬时要施行“题主”仪式，但B系统中却说施行“点主”仪式。B系统“神主书了”的旁注中说：
  葬地急书易错，故初时陷中粉面共书，只预留主字上一点，葬时题陷中主字上之一点，再题粉面并行礼。
  这里的“陷中”，是指神主内部的纵长槽刻，而“粉面”是指神主的表面。原本墓地埋葬死者时，这两个地方要以“……之神主”的形式记入死者的官爵、姓名，表明神主收得死者之魂。但B系统中说，因为在墓地当场写可能会出错，所以要预先写好神主。也就是说，埋葬前写好“……之神主”，但截去“主”字上面一点，写成“王”字，埋葬时就只将这一点补全，作成“主”字。这种“点主”的做法来自中国明代习俗，而据考证将其传到日本的就是朱舜水。32
  另从神主、铭旌的字数也可看出舜水的影响。B系统之（四）以及下文要提到的《丧礼略私注》里的“陷中”的旁注中说：
  文字应记偶数，不足则以之字补。
  与这一点相关，《朱氏谈绮》卷上中可见如下说明：
  大明俗，吉礼用偶数，凶礼用奇数，故卜葬日必用单日（言一三五七九），凡铭旌石碑等文，书其官爵属称，若会偶数（言二四六八十）则加之字，足以为奇，如之柩、之墓之类也。唯神主从吉，用偶数，若会奇则亦加之字。也就是说，凶礼用奇数，吉礼用偶数，这是明代习俗。在葬仪等凶礼的场合，取奇数日，铭旌、墓碑的字数也必须是奇数。另一方面，神主与祭礼（吉礼）相关，所以字数要用偶数。若不一致时，则用“之”字补上调节，使之成为奇数或偶数。若稍微留意下水户藩的铭旌、墓碑、神主，就会发现确实有这样的调整，由此可见这种方法在实际中确有使用。33
  （四）《丧礼略私注》（加藤九皋）
  此书是水户藩的儒医加藤九皋（1664—1728）于享保十年（1725）所撰。其抄本藏于财团法人无穷会神习文库中。索书号为神习14574。加藤九皋名博，字与厚，称宗博，号春风洞，武藏人。元禄元年（1688）以医道来仕水户，是光晚年家臣。其著作有《医学澄源》一册、《卢经裒腋》二卷以及《脉位辨正》二卷，均为享保年间刊行。34
  该书外题“丧礼略私注”，内题“朱文公家礼丧礼略私注”。前半部分是有关《家礼》中丧礼（葬仪）部分的汉文注解，且用红笔添入了很多订正，也在栏上用小字记有按语。后半部分则载录了B系统的《丧祭仪略》。35
  关于该书的撰述，九皋在序文中写道：
  冠婚丧祭者，乃天理实用，圣贤制礼，尊卑殊等，风华含宜。我朝廷礼典，古昔遗美，今于其进退步趋拜揖舞踏之际，颇可概见焉。……至丧祭之礼，多为浮屠氏所有，遂毁棺敛之实，理而火其尸。人皆惯看，恬而不怪。
  西山大君好礼之余，尝命儒臣，据文公《家礼》等籍，译之俗语，令众庶以便采用。……然而贵贱不齐，襄事各别，至若其为铭旌，结魂帛，题神主，询诸有学之者，学者取《家礼》考之其间，异拜（邦）殊俗，有不可尽从者，经往艰焉。今揭《家礼》本文，附以诸家之说，间又加管见，质诸同志，庶乎仓促临时之际，措置得所，而莫趑趄嗫嚅之弊矣。享保乙巳岁，加藤宗博谨识。
  也就是说，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但丧祭礼仪都是被佛教（浮屠氏）支配，将死者火葬谁都不会奇怪。与之相对，光圀公让庶民尽可能依据《家礼》等书籍施行丧祭礼仪。然而因贵贱不同，中日国俗各异，所以产生了很多问题。因而揭《家礼》之原文，记诸家之说及私见，以供参考。
  从此序文中可知，该书列出了日本习俗与《家礼》原文的差别，并进行反复推敲。此乃其特色。例如，“既绝乃哭”之条中有“然本邦人，多不饭含也”；继之关于“复”之礼仪，写有“本邦古者有之，今无行之者矣”，言必须考虑国情之差异。关于前述奇数偶数的问题，在本书“文字奇偶数”之条中也写有应该根据日本的习俗进行调整。
  此书后半部分就是B系统的《丧祭仪略》，即在《丧祭仪略》《居丧仪略》《祭礼仪略》之后，还载录有安积澹泊所记的伊藤兼山的葬仪记录。该书与其他书相比，红笔加入的内容很多，可看出九皋在水户藩进行反复推敲的痕迹。
  （五）《丧祭式》
  此书是刊刻本。题签外题“丧祭式全”，内题“丧祭式”，扉页上题有“官许丧祭式/弘道馆藏版”。内容有《丧礼略节》《祭礼略节》《丧祭仪节》《丧祭大意》，用汉字及片假名日语写成；后附《丧祭式附录》里有《乡中丧祭大概》《天保年中乡中达之略》，用汉字及平假名日语写成。此书是幕末水户藩儒式丧祭礼仪书的代表，可以说为水户藩的儒教礼仪实践画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与《家礼》关系也甚为密切。
  关于本书的刊行时间，卷末中跋语有“明治己巳春三月”，可知刊行于明治二年。但是，清水正健在《增补水户文籍》中提到：
  明治四年刻成，同年二月，呈大史局书云：丧祭式二部，乃源齐昭吩咐教职者撰述而成。昨午年正月中，于大学校申请开版，今刻成之，如前所言，奉上献纳，特此以告。36
  鉴于这里说得非常详细具体，所以可以认为该书成书于明治二年，刊行于明治四年（1871）二月。此处谈及向大史局递送一事是值得留意的。当时，大史局是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明治二年（1869），明治政府公布《出版条例》，规定了事前出版许可制、送审义务制以及出版禁止事项等。37鉴于此，该书扉页上“官许”二字，是指已经从政府获得了出版许可的意思，而并不是指该书就是明治政府、水户藩（废藩置县后，明治四年改为水户县，同年改设为茨城县）的官方丧祭礼仪书，这一点需要注意。38
  关于该书的成书过程，卷末跋语中有如下记载：
  右丧祭式一卷，天保年间，烈公命史臣删定。将上梓，未果而致仕。今公继绍乃刻于学，使国人有所矜式焉。慎终追远，礼之尤大者，庶几使民德归于厚矣。明治己巳春三月。
  由此可知，此书为天保年间德川齐昭宗教改革时期作成，因齐昭引退而未刊行，到了明治时期，由齐昭创设的藩校弘道馆刊行。负责刊行的是齐昭之子、水户藩最后的藩主德川昭武，从明治二年起到明治四年七月任水户藩知事。此书为传承光圀以来水户藩传统儒式丧祭礼仪之书，是为了纪念齐昭的事迹而刊行的。然而，该书在明治维新之后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影响力就很难说了。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齐昭的改革与此书的关系。齐昭成为藩主的第二年，也就是天保元年（1830），就已经开始了废佛毁释运动，具体涉及破毁寺院，整顿僧侣，肃清风仪，没收梵钟、佛具，更新葬祭及其他佛事风俗，神佛分离，对神职人员施行神丧祭等众多方面。天保四年（1833），齐昭在自己领地宣布禁止火葬，同时奖励与僧侣无关的儒式“自葬祭”。天保十四年（1843）规定了自葬祭的具体流程，翌年即弘化元年（1844）二月宣布禁止盂兰盆会及其他佛事法会，七月又给每个村子发放了丧祭式的影印本，命其照此施行39。众所周知，就是这些过激的废佛政策引起了幕府的警戒心，同时也是招致齐昭下台的主要原因。弘化元年五月，齐昭被下令退隐，长子庆笃继位。
  《丧祭式》就是对天保年间改革中推行的葬祭（丧祭）流程的整理。40其中的《丧祭式附录》中收录了《乡中丧祭大概》《天保年中乡中达之略》，用汉字及平假名日语写成。《乡中丧祭大概》的开头提到，“虽云礼不下庶人，聊举大略附录之”，由此可知武士以外，一般庶民也是推行的对象。
  《丧祭式》的基本构想，在《乡中丧祭大概》如下内容中有清楚的表达：
  云人死后，去另一快乐或困苦之地，化为他物，斯诚惑也。概除眼前天地之外别无另一世界。万物以天为本，人以祖为本，子孙乃分父母先祖之气血骨肉而成。子孙之身即父母之身，故虽死而犹未死；气血骨肉永不尽，留于一家之中，言化为他物者谬矣……万物生时乃受天地之气而成魂魄，死时魂魄离躯而归回天地。故制神主牌位以驻其神而止其游散，则亲之魂魄不散而永驻其家，环绕子孙之身旁而守护降福。如此，则死者孝子其心莫不同喜。故人死后精神尚存于世，享孝子之祭必无疑也。
  这里，借由儒教关于气的哲学而否定了佛教生死轮回说，亦即此世之外并无极乐或地狱世界存在；虽言死者之灵魂归于天地，但制作神主（牌位）可以使灵魂驻足；灵魂在身边享子孙之祭等等。这些儒教生死观、祭祀观的核心就这样浅显易懂地表达了出来。
  《丧祭式》的记述，大多依据《家礼》。这从《丧礼略节》所言具体流程中就可以看出。从“初终”“设魂帛”开始，经过“立丧主”“治棺”“择埋地”“祭土地之神”“刻志石”“作主”“题主”“发引”，再到“小祥”“迁主”“大祥”，这些葬仪的步骤基本都从《家礼》而来。《祭礼略行》《丧祭仪节》中所见神主、铭旌的做法、写法，安置神主的祠堂的建法，以及《土神祭祝文》《题主祝文》等各种各样的祭文也都是遵照《家礼》中所写而作。而强调祭祀中要特别重视春夏秋冬之“时祭”这一点也本于《家礼》。
  《丧祭式》受《家礼》影响之所以如此强烈，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原本《家礼》就是为士庶（士人与庶民）而作的礼仪书。在以士庶（藩士与庶民）为对象的《丧祭式》那里，《家礼》具有亲近性。这与赖房、光圀的葬仪、墓制以及水户历代藩主的祠堂不同，后者仅接受了与其身份相当的中国“诸侯”之礼，而前者可以说关注到了更广泛的阶层。
  当然，《丧祭式》中也有简化《家礼》或者做了日本式改变的例子。例如，复礼有志者行之则已；魂帛不使用亦可；丧服不着中式斩衰、齐衰，而着日式藤衣；神主中无槽刻亦可；服父母丧期也不用前后三年，而依“国制”“小祥”即满一年即可。另外，安放神主的盒子（《家礼》称龛）三个一隔开，也要安放始祖之神主等这些也与《家礼》所讲不同。
  根据国情与时代的不同，发生以上这些改变也是当然的，但礼仪的主要内容还是以《家礼》为模本，这一点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丧祭式》总体是以《家礼》为基础的，只是为了在日本推行而做了些许改变。
  另外，也有看法认为《丧祭式》的礼仪是“神式”的。41根据笔者上述所阐明的，这肯定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可能是因为儒教与日本神道在生死观与灵魂观方面有共通的地方，而幕末兴起的所谓“神葬祭”因为受儒教的影响又非常强烈，从而混同了儒式与神式。《丧祭式》的基本记述就是儒式的，这是不容置疑的。
  （六）《儒葬祭式》
  《儒葬祭式》藏于冈山大学附属图书馆·池田家文库。池田家文库是冈山藩以及原池田侯爵家的藏书。该书为抄本一册，索书号为P3—65。扉页中写有“水府封内所行”，可知所记为水户藩的丧祭礼仪。用草书日语写成。
  此文献与前述水户藩《丧祭式》附录中的《乡中丧祭大概》《天保年中乡中达之略》相同之处很多，很可能是天保年间于水户藩誊写的有关自葬祭礼节的异本。
  两者相比，《儒葬祭式》的开头部分与《丧祭式》中的《天保年中乡中达之略》有相通之处，但加入了更为详细的说明。另外，其后面的《乡中丧祭大概》与《丧祭式》中的《乡中丧祭大概》基本相同，但后半部分的《位元牌认法》以下比《丧祭式》更为详细。
  作为同类文献，顺便需要注意的是伊势神宫附设的神宫文库所藏《水户丧祭大概》这一文献（抄本一册，索书号第2门1907）。其卷首题有“乡中丧祭大概”，而根据卷末跋语可知是天保十五年（1844）六月于江户抄写的，这也是齐昭时代的文献。
  《儒葬祭式》与《水户丧祭大概》两文献都记录了当时的官方通告：
  《儒葬祭式》
  愿行定祭者，须遵村官之指示行事。
  以上申请者，于俗家不可擅自修行七月盂兰盆及其他佛事。
  《水户丧祭大概》
  乡中愿行自葬祭者，必须遵村官之指示施行。
  以上申请者，于俗家不可擅自修行七月盂兰盆及其他佛事。以上两则内容虽在表述上有些差异，但内容是一样的，都是命令申请自丧祭（自葬祭）的村民要按照村官的指示施行，同时也不可私自举行如七月的盂兰盆会等佛教法会。这一官方通告反映了天保年间的实情，而在《丧祭式》中并没有记载。另外，这两份文献也说明了齐昭的改革不仅在水户藩，也传播到了江户与冈山藩，因而是极其重要的文献。
  水户藩在供奉历代藩主的祠堂里举行的祭祀活动，从光圀以来就一直没有断过，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一直持续至今。与祠堂祖先祭祀相关的礼仪文献基本上都是抄本，现在由水户德川家的后继——水府明德会彰考馆收藏。其主要的文献目录，在拙稿《水户德川家与儒教礼仪——以祭祀为中心》中有列出，敬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