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当时，根据日本的国情和习俗，对中国的礼仪进行取舍的态度并不限于一斋，所有想要在日本奉行儒家礼仪的儒者都有同样的方针。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一斋并不认为《朱子家礼》是朱子的作品，而认为是伪托之作，这一点则是其他日本儒者未曾言及的特点。他在《言志晚录·别存》第28条里说：
  林家丧祭旧式沿《文公家礼》，公尝疑《家礼》出于假托，不欲用之。晚年自述《丧式》，余亦有《哀敬编》，经公订览。4
  这里的“公”指的是林述斋，可见《家礼》为伪托之作也是林述斋的意见，而一斋的《哀敬编》曾经过述斋的订正。
  关于《家礼》的假托之说，一斋在《哀敬编》第3条中说：
  世所传《家礼》之书……恐非文公所作，若为文公之作，亦是其早年之稿本，而必非本意也。明王懋竑《白田杂著》曾细论之，清乾隆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亦从其说。然文公之礼说，除散见于《文集》《语类》以外，另无有成书可考，则今大抵依《仪礼》次序，又斟酌《礼记》诸书而成此编，而至于《家礼》之说，则不可从者多矣……〔《四库全书总目》曰：《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旧本题宋朱熹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原文是日文）
  一斋认可清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看法，认为《家礼》要么是伪作，要么是早年未定之论，并非朱子本意。5述斋和一斋恐怕都没有亲自看过王懋竑的《白田杂著》，所以把他误为“明人”。这一条的结尾，从“四库全书总目曰”到“礼从宜使从俗也”为止的汉文长句的双行注，是照搬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家礼”条原文。6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是根据王懋竑的《白田杂著》所说做出说明，所以一斋说他参考了王懋竑的说法。不论如何，日本的文化、文政时代，清朝学者的考据成果已有很多流传到了日本，一斋把这些作为新知识采纳进来。
  《四库全书总目》全二百卷，由纪昀等人奉诏撰修，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乾隆六十年（1795）由浙江布政使以及武英殿刊行。即所谓“浙本”及“殿本”。“浙本”流传最广。7该书何时传到日本不明，但可肯定它刊行之后不久就传至日本，文化二年（1805）昌平坂学问所已刊行《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四卷本。8主导此次官方刻本的应是林述斋以及佐藤一斋，以他们两人当时的地位来判断，是毋庸置疑的。这部官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鉴于原书《四库全书总目》的体量过大，故把解题部分全都删除，只保留了目录部分。9其中，关于《家礼》的记录是：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旧本题宋朱子撰，盖依托也。〕
  在这里，明确记录《四库全书总门》的《家礼》假托说（方括号内的是双行注）。顺便一提的是，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所以又编了缩略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缩略版目录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成，并于两年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先于《四库全书总目》刊刻。10这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中国刊刻九年之后就流传到日本，在宽政五年（1793）的《商舶载来书目》中已经有书名记载。11不仅如此，在前述官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刊刻之前的享和二年（1802），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已经有了附训点的和刻本四卷刊本，只是内容到“经部”为止。12这部书的发行也有赖于一斋的推进，一斋在书序《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序》中详细记载了刊刻的过程。13此和刻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的“家礼”条，引用如下：
  家礼八卷
  旧本题朱熹撰，据王懋竑《白田杂著》所考，盖据依托也。自明以来坊刻窜乱，殆不可读。此本为邓钟岳所刻，犹宋人原帙也。
  关于该书的作者问题，和官刻版的《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样，明确记载为伪托（参考图二）。这里《家礼》的卷数变成了八卷，恐怕是其所依据的《简明目录》的版本问题。14
  上面考据很多，简单地说，一斋在讨论儒教丧祭仪礼的时候，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关于《家礼》的伪托说非常重视。日本近代的儒家丧祭仪礼研究，几乎都受到《家礼》绝大的影响，《哀敬编》则采纳清代考据学的观点，对《家礼》采取存疑的态度，从而构思了新的儒家丧祭仪礼，这作为日本独自发展儒教的尝试意义重大。
  由于上述理由，《哀敬编》根据古礼以及日本的习俗，对《家礼》提出种种批判。但也不能不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所以会进一步援引朱熹的《语类》和《文集》中的语句进行解释。另外，作者在引用朱熹原文的时候，并不单纯采信，而是会追踪其思想的变化，这一点让人惊讶。比如关于外亲之神主的祭祀、时祭的日期等等就是如此。这些都意味着一斋曾经就这些话题对朱熹的著述作过深入的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