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朱熹的学问思想即“朱子学”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对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博大精邃的学问思想，不仅在儒教史的展开过程中在质与量上都有突出的内容，还在成为近世中国以及东亚世界各种思想的母体这一层面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日本而言，批判朱子学、产生新的日本儒教展开的伊藤仁斋“古学派”、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派”等，其思考的出发点原本都在于朱子学；如果撇开朱子学的影响，恐怕也不能充分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在中国的明清时代、朝鲜王朝以及越南的黎朝、阮朝时期都是如此，那么“作为近世东亚思想母体的朱子学”这一观点，并不是夸张之言，而是在历史上有十分明确的证据。朱子学确实具有这样巨大的冲击力量。
  关于朱子学的接受情况，只要确认一下朱熹的著作在东亚世界里是如何被广泛阅读，特别是包括《论语集注》在内的《四书集注》的普及程度，就会立即明白。众所周知，在近世日本，《四书集注》的“和刻本”不仅被多次翻印，而且还有很多用日文编写的通俗易懂的解说，如溪百年的《经典余师》等。《经典余师》是自学用的教材，为了让不能上学、不会读汉文的初学者也能很好地理解，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此书为只懂“和文”（日语书写的文章）的平民阶层敞开了朱子学的大门。
  如果考虑到朱子学这样的普及方式，我们就很容易明白朱熹的《家礼》被广泛阅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学界早已确认《家礼》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朝鲜、韩国和越南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在日本产生的巨大反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近年的研究才得以明确的。这种结果表明，儒教礼仪的一面与其哲学的一面都对东亚诸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仔细观察这种反响在日本是如何产生的，就会发现不仅朱子学派，就连古学系、古文辞学系、阳明学系、考证学系甚至洋学系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家都非常关注《家礼》。1。《家礼》中展现的儒教礼仪受到各学派的极大注意。其中，冠婚丧祭中的丧礼和祭礼两类尤为引人关注。丧礼和祭礼，是以父母为中心的家族的葬仪和祭祀。在日本近世时期，随着对父母尽孝这一“孝”思想的渗透，引起了学者们很大的关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和论述。
  这里介绍的佐藤一斋（1772—1859）的《哀敬编》，便是追溯《家礼》在日本的“接受”与“变化”之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到目前为止，对《哀敬编》的研究寥寥无几，今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在介绍这本书的同时，也对它的特色进行了初步考察。
  一 佐藤一斋其人
  佐藤一斋，名坦，字大道，通称几久藏、舍藏，号一斋、爱日楼等，是代表江户后期的儒者。一斋作为岩村藩（首府在岐阜县惠那市）家老的儿子出生在江户，曾经成为岩村藩的藩士，但不久致仕，来到大阪向中井竹山学习，后来回到江户，投林信敬门下。不久林信敬去世，一斋成为继任者林述斋（1768—1841）的门生。林述斋从少年时代就和一斋共同读书，是一斋的师兄，一斋发奋读书，在文化二年（1805）34岁时成为林家塾的校长，且声名远播。天保十二年（1841）林述斋去世，一斋成为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官。他的学术思想被称为立足朱子学，同时尝试融会王学，重视独立自主的精神。
  一斋学问德性兼优，据说有弟子三千，在他门下出了渡边华山、安积艮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松崎慊堂、山田方谷、大桥讷庵、东泽泻、池田草庵、吉村秋阳等幕府末期、维新时期的诸多英才。还有虽然非亲炙弟子，却因他的著作而受到深刻影响的，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人。
  一斋著作等身，已经出版的有《言志四录》四卷、《传习录栏外书》三卷、《小学栏外书》一卷、《古本大学旁释补》一卷、《爱目楼文诗》四卷，此外还有缩写版《爱日楼全集》五十六卷（收录于《近世儒家文集集成》第十六卷，东京：鹈鹕社，1999），其中的《言志四录》是他在四十余年间不断缀写的随想录，受到读者欢迎。此外，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点校被称为“一斋点”，在四书、五经和刻本中广泛应用。他的著作现在都收录在《佐藤一斋全集》（东京：明德社，1990—2010）中。
  二 《哀敬编》及其立场
  《哀敬编》为三册写本，藏于国立公文书馆的内阁文库（索书号190—528），开首两册名《哀编》，第三册题为《敬编》，正文是日文，汉字与片假名混用。这部书虽然在《佐藤一斋全集》中有收录，但出版方考虑阅读感受，在《全集》中把片假名都改成平假名，而且加了浊音符号和句读等，这样就和原文有了些许出入，另外，标题被统一编号，这在原文中也是没有的。
  此书完成时间被推定为文化十三年（1816），一斋母亲亡故的时候。2当时一斋45岁，正是作为学者的鼎盛时期，这部书也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一斋壮年对细节的追求以及对考据方面的投入，十分可贵。只是，正如在卷名下面“佐藤坦稿”几字所传达的那样，此书作为手稿，没有在他生前刊行。
  《哀敬编》的目录如下：
  第一册
  哀敬编一
  总论 五则
  哀编上
  疾病行祷于五祀
  戒内外
  死于适室
  加新衣
  举哀
  立相礼者
  迁尸 帷堂
  始死奠 上食
  易服 不食
  治棺椁
  刻志名
  具辨
  讣告 告启期
  择葬地
  拜宾
  沐浴
  袭 敛
  灵坐 奠
  成服
  穿圹
  第二册
  哀敬编二
  哀编下
  启柩 奠 朝祖
  窆
  反哭
  虞祭
  作主
  立碑
  暇满
  拊
  除服
  第三册
  哀敬编三
  敬编
  家庙
  神主位次
  晨谒 出入
  朔望 节祠
  时祭
  祭器
  立春祭
  忌祭
  墓祭
  关于《哀敬编》这一书名，见卷首《总论》第一条后面所做的说明（图1）。
  丧祭之主意在于哀敬二字，传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是也。……今编述丧祭之说，以哀敬为名，为令读者不失其本耳。（原文是日文）
  这里的“传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系引自《礼记·檀弓》上篇，意思是比起丧祭的形式，更应该重视其实质，即“哀”“敬”之心。对丧祭仪式书起“哀敬”这个名称似乎很特别，但也可以说是与一斋所服膺的阳明学的出发点相一致，即相较于形式、更重视内在。第二条中“哀敬之心为我之真情所不得已”所表达出来的也是阳明学式的对于不可遏止的真情的重视。
  当然，一斋并不轻视外在仪式，如同第一条所说的“如有哀敬之实，则必有哀敬之文”，有“哀敬”这个实质，当然就会有“哀敬之文”，也就是哀敬之心必然具备眼睛能看到的形式——“仪文”。他并非要在仪式和精神之中二选一，而是乐观地认为仪式和精神可以并行不悖。
  此外，一斋对于随“时宜”而改变礼仪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说：“仪文之起本于人心，不必泥于古制。”即认为仪式是根据人心制定的，不必拘泥古代的制度。而且他说这种思想可以从“礼从宜”（《礼记·由礼》上）、“礼，时为大”（《礼记·礼器》）等古语中得到印证。这样一来，斟酌古礼，制作符合日本的儒家丧祭礼仪就成为此书的方针。关于这一点，同一条中说：
  今斟酌古礼之可行者，去繁缛，就简易，或从宜以义起，要之使人能达哀敬之心。（原文是日文）
  同样的论还见于他的《言志后录》第156条：
  邦俗丧祭都用浮屠，冠婚依遵势笠两家；在吾辈则自当用儒礼，而汉地古礼今不可行，须斟酌时宜，别创一家仪注。丧祭余尝著《哀敬编》，冠礼亦有小著，务要简切明白，使人易行耳。独婚礼则事涉两家，势不得如意，当以渐与别为要。3
  这里的“汉地古礼今不可行，须斟酌时宜，别创一家仪注”清楚地表达了一斋的立场。
  总之，这里表明的是他作为昌平坂学问所的林述斋的门人，以及该学问所后来的儒官的立场。他对于幕府的规定和日本的风俗习惯常常做出妥协，三年丧、追谥法号等办法都出于这种考虑。《朱子家礼》摈斥佛教礼仪，但一斋鉴于日本国情，对一部分佛教礼仪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三 佐藤一斋与《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的关系
  在当时，根据日本的国情和习俗，对中国的礼仪进行取舍的态度并不限于一斋，所有想要在日本奉行儒家礼仪的儒者都有同样的方针。不过，这里要强调的是，一斋并不认为《朱子家礼》是朱子的作品，而认为是伪托之作，这一点则是其他日本儒者未曾言及的特点。他在《言志晚录·别存》第28条里说：
  林家丧祭旧式沿《文公家礼》，公尝疑《家礼》出于假托，不欲用之。晚年自述《丧式》，余亦有《哀敬编》，经公订览。4
  这里的“公”指的是林述斋，可见《家礼》为伪托之作也是林述斋的意见，而一斋的《哀敬编》曾经过述斋的订正。
  关于《家礼》的假托之说，一斋在《哀敬编》第3条中说：
  世所传《家礼》之书……恐非文公所作，若为文公之作，亦是其早年之稿本，而必非本意也。明王懋竑《白田杂著》曾细论之，清乾隆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亦从其说。然文公之礼说，除散见于《文集》《语类》以外，另无有成书可考，则今大抵依《仪礼》次序，又斟酌《礼记》诸书而成此编，而至于《家礼》之说，则不可从者多矣……〔《四库全书总目》曰：《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旧本题宋朱熹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原文是日文）
  一斋认可清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看法，认为《家礼》要么是伪作，要么是早年未定之论，并非朱子本意。5述斋和一斋恐怕都没有亲自看过王懋竑的《白田杂著》，所以把他误为“明人”。这一条的结尾，从“四库全书总目曰”到“礼从宜使从俗也”为止的汉文长句的双行注，是照搬抄录《四库全书总目》的“家礼”条原文。6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是根据王懋竑的《白田杂著》所说做出说明，所以一斋说他参考了王懋竑的说法。不论如何，日本的文化、文政时代，清朝学者的考据成果已有很多流传到了日本，一斋把这些作为新知识采纳进来。
  《四库全书总目》全二百卷，由纪昀等人奉诏撰修，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完成，乾隆六十年（1795）由浙江布政使以及武英殿刊行。即所谓“浙本”及“殿本”。“浙本”流传最广。7该书何时传到日本不明，但可肯定它刊行之后不久就传至日本，文化二年（1805）昌平坂学问所已刊行《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四卷本。8主导此次官方刻本的应是林述斋以及佐藤一斋，以他们两人当时的地位来判断，是毋庸置疑的。这部官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鉴于原书《四库全书总目》的体量过大，故把解题部分全都删除，只保留了目录部分。9其中，关于《家礼》的记录是：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旧本题宋朱子撰，盖依托也。〕
  在这里，明确记录《四库全书总门》的《家礼》假托说（方括号内的是双行注）。顺便一提的是，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所以又编了缩略版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缩略版目录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成，并于两年后的乾隆四十九年（1784）先于《四库全书总目》刊刻。10这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中国刊刻九年之后就流传到日本，在宽政五年（1793）的《商舶载来书目》中已经有书名记载。11不仅如此，在前述官刻本《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刊刻之前的享和二年（1802），此《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已经有了附训点的和刻本四卷刊本，只是内容到“经部”为止。12这部书的发行也有赖于一斋的推进，一斋在书序《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序》中详细记载了刊刻的过程。13此和刻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二的“家礼”条，引用如下：
  家礼八卷
  旧本题朱熹撰，据王懋竑《白田杂著》所考，盖据依托也。自明以来坊刻窜乱，殆不可读。此本为邓钟岳所刻，犹宋人原帙也。
  关于该书的作者问题，和官刻版的《乾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样，明确记载为伪托（参考图二）。这里《家礼》的卷数变成了八卷，恐怕是其所依据的《简明目录》的版本问题。14
  上面考据很多，简单地说，一斋在讨论儒教丧祭仪礼的时候，对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关于《家礼》的伪托说非常重视。日本近代的儒家丧祭仪礼研究，几乎都受到《家礼》绝大的影响，《哀敬编》则采纳清代考据学的观点，对《家礼》采取存疑的态度，从而构思了新的儒家丧祭仪礼，这作为日本独自发展儒教的尝试意义重大。
  由于上述理由，《哀敬编》根据古礼以及日本的习俗，对《家礼》提出种种批判。但也不能不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所以会进一步援引朱熹的《语类》和《文集》中的语句进行解释。另外，作者在引用朱熹原文的时候，并不单纯采信，而是会追踪其思想的变化，这一点让人惊讶。比如关于外亲之神主的祭祀、时祭的日期等等就是如此。这些都意味着一斋曾经就这些话题对朱熹的著述作过深入的研读。
  四 其他版本以及小结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在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内藤文库中藏有《哀敬编》的一个写本（图三）。此写本不是三册而是一册，卷首的目录有“总目”二字，上部栏外有几句关于文字校勘的按语。卷尾有“天保十三年岁次壬寅七月二十一日校字毕/伊藤辅世”的字样，说明校订者是伊藤辅世。伊藤辅世（1791—1860）是幕府末期的朱子学者，字孟德，又字子长，号樵溪，冈藩（现在的大分县竹田市）儒者，原来学习徂徕学。伊藤辅世成年后向田能村竹田学诗，后来又从游角田九华，成为以朱子学为主的冈藩藩校“由学馆”的助教。15九华曾从学于中井竹山以及林述斋，后来成为由学馆的教授。
  考察此内藤文库本，可以发现在栏外备注的位置记载文字校勘，很多与内阁文库本相一致。从这里可以推测，内藤文库本是抄写内阁文库系统之一本，并在抄写后统一加以校勘而成立的。另外，由于正文和栏外按语的笔迹一致，可以推测伊藤辅世不但是校勘者，也是抄写者。
  《哀敬编》虽然没有刊刻发行，但该书的写本，除了上述地点之外，还在国会图书馆和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财团法人无穷会、静熹堂文库等处有收藏，可见其是广受欢迎的。另外，在明治初期写作完成、堪称日本《家礼》相关文献殿军之作的池田草庵《丧祭略仪》也摘抄了《哀敬编》的一部分。6
  总之，佐藤斋的著作《哀敬编》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其特色总结如下：
  （1）斋重视诚实的心情，重视丧礼中“哀”的感情和祭礼中“敬”的感情。作为尊信阳明学的学者，有这样的态度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哀敬编》的书名也是由此而来。
  （2）但是这不意味着一斋忽视仪式。他站在仪式和心情并不冲突这一基本观点上，兼顾两者，撰写了儒教丧祭礼仪手册《哀敬编》。
  （3）一斋在对中国古代的礼仪选择取舍后，还根据日本的国情和习惯进行了必要的修改。特别是他站在率领昌平坂学问所的林述斋的门人以及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儒官的立场上，往往需要妥协于幕府的规定和日本固有的风俗习惯。他的“吾辈则自当用儒礼，而汉地古礼今不可行，须斟酌时宜，别创一家仪注”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一斋的立场。《哀敬编》中围绕三年丧与服期、追号（法名）等的讨论，便是很好的例子。
  （4）与此同时，很有特色的是一斋很早就关注了当时传入日本的《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以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根据这些文献，采用了其中所载的王懋竑的《家礼》假托说。这似乎是受到了林述斋的启发，对同时代中国的最新学术动态采取相对应的措施，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5）因此，《哀敬编》以清朝考证学的论点为基础，与《家礼》保持一定的距离，提出了相当独特的丧祭礼仪构思。
  （6）但另一方面，一斋在《哀敬编》中还对朱熹的其他著作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研究。这些研究可以说是从《家礼》出发，探求了儒教丧祭礼仪中的新发展。
  （7）《哀敬编》虽然不曾出版，但其手抄本除了收藏在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关西大学·内藤文库以外，还收藏在国会图书馆、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财团法人无穷会、静嘉堂文库等地。此外，还有幕末阳明学者池田草庵的抄本。因此可以得知它获得广泛的读者，并发生浓厚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