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蕃山的《葬祭辨论》
  熊泽蕃山（1619—1691）是江户初期代表性的儒教思想家、政治家。
  蕃山生于京都，在十六岁时因缘分成为冈山藩主池田光政（1609—1682）的小姓（译者按：元服前的小侍从，服侍贵族）。数年后离职，师从近江的中江藤树（1608—1648）。此后，再次在冈山藩任职，辅佐光政，庆安三年（1650）升任为番头，成为主导藩政的中枢人物，并取得巨大的治理成绩，声名播于藩内外。明历三年（1657），因受到幕府和藩内外的诽谤中伤，三十九岁就离任隐居，此后仍在藩内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幕后影响力。不久与公家、幕臣、诸侯等人展开交游，但主要精力集中在著述上。
  蕃山的礼学著作有和文的《葬祭辨论》一卷，于宽文七年（1667）在京都出版。这本书在江户时代后期刊行了重刻本，如图4所见，其封面内页上明确记有基于《家礼》的内容：
  葬祭〓儒家〓大礼〓〓〓人〓常〓心得〓〓〓〓急務〓〓。此書〓文公家礼〓本拠〓〓〓、今此邦〓〓行安〓〓〓〓礼〓違〓〓様〓国字〓而論弁〓。孝子〓〓人見〓〓〓有〓〓〓〓書〓〓。（大意：葬祭是儒家大礼，也是人们应当时刻铭记的要务。本书以文公《家礼》为根据，如今在本国推行，用日语讨论礼的本来面貌。孝子不可不读此书。）本来蕃山的老师中江藤树就是儒教丧祭礼仪的实践者，藤树制作《家礼》式的神主，而他的葬礼也由门人按《家礼》行事，蕃山继承了他的这种教导。8
  （二）激烈的佛教批判
  《葬祭辨论》中，蕃山根据《家礼》逐一讨论了在日本可以施行的儒教丧祭礼仪，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佛教的严厉批判。例如：
  仏者〓此理〓〓〓〓〓〓、罪〓〓〓〓〓地獄〓〓〓〓〓〓〓己〓〓迷〓、人〓〓惑〓、子〓〓者〓又其理〓不弁、父母〓〓人死〓〓〓悪人〓〓〓〓〓取成、罪〓〓〓地獄〓入〓〓、其供養〓〓経〓〓〓、施仏〓〓〓〓〓〓〓、一七日百日期年〓〓〓、其忌〓〓〓〓〓比〓種〓財〓費〓宝〓〓〓〓僧徒〓施〓〓見〓〓〓。是等〓事其親袭罪悪人〓〓〓〓〓、渐〓読経施仏〓供養〓〓罪人〓佗言〓〓〓似〓〓。為子人、其親〓罪人〓〓〓〓〓〓〓事豈忍〓〓〓〓〓。（大意：佛家不明此理，讲有罪即坠入地狱，使人迷茫、蛊惑人心。为人子者不辨其理，视父母如同恶人，以为父母死后因恶获罪入地狱，需供养读经布施，经十七日、百日、一年，耗费钱财施与僧众。侍奉亲人而将其视为罪人，用读经布施来抚平这种妄言。为人子者如何忍心将亲人视为罪人？）
  这是对佛教认为不读经、供佛就会落入地狱，即使父母也被视为罪人的不合理之处有所指摘。儒教原本就没有地狱的观念，对作为儒者的蕃山而言，地狱之说只不过是佛教的妄想而已。还有：
  元来葬礼祭礼〓事〓聖人〓至理〓以〓〓〓給〓〓〓〓〓、釈迦〓経文〓中〓〓〓事〓〓〓、梁〓竺潜〓〓〓〓出家、〓〓〓〓人〓葬〓〓〓〓、漸〓出家〓業〓〓〓、儒者〓〓〓〓〓法式〓中〓窃〓〓〓〓、其礼法〓損益〓〓己〓家〓法〓〓〓〓。……故〓末流〓及〓〓渡世〓〓〓〓〓〓〓〓〓、経〓〓〓〓仏事〓〓〓〓〓〓〓商人〓売買〓〓〓〓〓〓〓、浅〓〓〓〓〓〓〓也。（大意：原本葬礼、祭礼之事是根据圣人至理而来，释迦的经文中没有这些东西。南朝梁的竺潜这个出家人，最开始只是埋葬人，渐渐形成了出家的做法，窃取儒者的做法，损益礼法以为己用。……因此其末流就讲渡世，要读经、做佛事，跟商人做买卖一样，十分浅薄。）这是指出父母、祖先的葬礼与祭礼原来并未记载于印度佛典中，佛教僧侣当下所为只是与商人的投机买卖没什么区别的浅薄行径。最后该书说：
  〓〓聖人〓礼〓順〓〓〓〓〓〓人〓文公家礼〓〓〓〓〓見〓〓〓〓〓。
  认为必须将朱熹的《家礼》当作模范。
  （三）蕃山的思想转变
  然而，蕃山在此不久之后就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后年的《集义和书》与《集义外书》所说的观点，可以看到与此前说法有所不同之处。
  来看看《集义和书》的内容。其卷四说到：
  〓〓喪〓終〓慎〓〓〓。祭〓遠〓〓追〓〓。民〓徳厚〓〓帰〓、尤人道〓重〓〓所〓〓。然〓共、喪祭〓〓〓時処位〓〓〓〓〓〓。只心〓誠〓尽〓〓〓。格法〓拘〓不〓叶〓〓〓、不〓能〓〓〓〓〓、必〓基本〓〓〓〓〓〓〓。格法〓儒者〓世〓功〓〓事〓〓〓〓〓〓。子〓〓〓〓〓〓〓恩徳〓〓〓〓〓。〓〓〓〓〓、心法〓〓〓〓〓〓〓〓、自己〓凡情〓不〓知、又行〓〓〓、日本〓水土〓叶〓〓、人情〓〓〓〓〓、儒法〓〓〓〓〓〓〓〓〓、終〓又儒法〓破〓事〓〓〓〓。貴殿、三年〓喪〓法〓〓〓〓〓共、心情〓誠〓尽〓給〓〓〓。追〓遠〓祭〓、又〓〓〓〓〓〓〓事〓行〓、自己〓誠〓尽〓給〓〓〓。（大意：丧礼慎终，祭礼追远。民德归厚，此尤为人道所重。然而丧祭还需考虑“时处位”。只是尽诚心而已。应当不拘一格，若非如此，将有损于根本原则。弘扬儒法之世，功不为小。我辈也能承其恩惠。然遵循心法，应看到自身的世俗一面，又应在行事中考虑日本的本土情况、人情世故，若非如此，在发扬儒法的同时也有可能最终导致失败。您进行三年之丧之法，心意之诚已尽。追远之祭，也应竭力而为，尽自己的诚心。）
  在日本举行丧祭应当“考量时间、场所和地位”，完全没必要拘泥于三年之丧和追远祭祀等儒教丧祭礼仪的方式，只需尽到自己的诚意即可。
  这种见解同样见于《集义外书》，其卷一说：
  日本〓小国〓〓〓山泽〓〓〓〓〓。地福〓〓〓〓人多〓。中華〓〓〓〓死〓〓〓〓〓礼〓備〓〓〓〓。尤今日本国中〓〓〓〓〓〓〓〓数十人〓過〓〓儒者〓道〓行〓人〓棺槨〓、成程美〓尽〓〓〓〓〓、害〓〓〓〓〓〓。聖人〓礼〓知〓〓〓〓〓〓〓〓〓〓〓〓。〓〓〓〓〓天下〓道〓行〓〓〓〓通法〓〓〓〓〓〓〓。（大意：日本虽是小国而山溪不深，地灵而人口众多。很难如中华那样，送死的礼仪相当完备。特别是现在日本国内仅有数十儒者，其棺椁有百美而无害。如此知圣人之法固然是好事。但要推行成为天下之常法恐怕很困难。）
  卷十则有关于火葬的说法：
  天地〓〓〓〓〓〓〓〓、近世〓〓人多土地〓〓〓事〓〓〓〓。気運〓〓〓〓〓〓〓〓〓〓〓〓。時〓仏法〓〓〓又〓〓〓〓。火葬〓又可〓〓。今〓時〓当〓、家礼〓儒法〓庶人〓〓〓行〓事〓、聖賢〓君出給〓〓〓叶〓〓〓〓〓。（大意：天地开辟以来，如近世这样人多地少的情况是没有的。是因气运塞暗而然。此时佛法也合乎需要，火葬可以采用。如今的时代，将《家礼》之儒法向庶人推行，与圣贤明君出现一样不可期望。）
  在此他断言，《家礼》的儒教礼仪，就儒者而言姑且不论，但向庶民推广成为“通用法则”一事在日本是不可能的。
  这时的意见，确实与批判火葬及佛教式供养、遵守《家礼》的《葬祭辨论》大相径庭。也就是出于本土论的角度，考虑“时间、场合、地位”，即日本的国情，这与此前以《家礼》为准则的规范意识相比明显是倒退了。《集义和书》刊行于宽文十二年（1672），《集义外书》刊行于延宝七年（1679），表明蕃山的思想在《葬祭辨论》后无疑是发生了转变。
  （四）冈山藩主池田光政与蕃山
  前文所引《集义外书》中所谓的“家礼的儒法在庶人中间实行”，实际上指的是冈山藩主池田光政，光政在宽文六年（1666）8月，在领地内向庶民颁布了根据《家礼》、称为“葬祭之仪”的文书，并努力促成其实施。9从这一视角来看，可以发现《葬祭辨论》中有面对藩主陈述见解的口吻。有以下文段：
  仏道〓〓本〓〓父母妻子〓〓〓〓〓、父母〓〓共〓〓〓意〓〓教〓〓〓〓、他人〓父母〓〓〓共、〓〓〓〓法〓〓〓〓〓火葬〓〓、一所〓横〓〓数百人〓〓〓〓〓〓〓〓。実〓有罪〓者〓刑罰〓〓〓〓〓〓〓、国守〓〓人〓〓〓〓〓〓〓〓〓〓〓〓〓。（大意：佛道本来是宣扬舍弃父母妻子，父母人人皆平等的教义，因此遵从法式付于火葬，与他人的父母数百人一起置于同一圹中。这实与处置罪人的刑罚相同，并不是国守之人应当做的事情。）
  蕃山直接向国守谏言称，火葬与给予有罪之人的刑罚相同，因此对于“守护国土者”而言是不应被允许的行为，这些说法受到了关注。此处说的国守，应该可以认为是指批判佛教、热衷于儒教礼仪实施时期的光政。
  如此想来，宽文七年（1667）刊行的《葬祭辨论》正是蕃山在壮年期并与光政处于“蜜月”状态的承应四年（1655）到宽文六年（1666）之间，为催促光政推进儒教礼仪实践而写的著作。
  作为儒礼推动者的蕃山，向儒礼批判者转变的理由，也包括有围绕儒教丧祭礼仪的一个讨论。寺请制（檀家制度）的确在底层庶民中也得到实行，而当时佛教式葬祭礼仪有幕府、各藩权力在背后影响，已然渗透到民间习俗当中，要改变为儒教式礼仪实属困难；这或许也是一种对现状的追加认知。但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人想要实践儒教式的葬祭礼仪，对这一点应该有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