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宽文五年（1665）六月，朱舜水为了服务于德川光圀而从长崎来到江户。这一次，他为了光圀而开始着手深衣的制作。
  如上所述，在前一年的宽文四年（1664），德川光圀圀的使者小宅处斋曾为了招聘朱舜水而访问长崎，当时两人有过一场笔谈。并不太受人注意的是，两人最初的问答正是围绕深衣的问题：
  问：本邦近代儒风日盛，师及门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风。然所制者，皆以《礼记》及《朱子家礼》、罗氏《鹤林玉露》等考之。异域殊俗，虽以义兴之，而广狭长短不便人体。想尺度之品、制法之义，别有所传乎？赐教示。
  答：……仆匏系长崎，如坐井观天……至若深衣之制，亦只学圣之粗迹耳。《玉藻》文深义远，诚为难解。《家礼》徒成聚讼，未有定规。服深衣，必冠缁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带，系带有绦，垂与裳齐，屦顺裳色，絇繶纯纂（綦）。贵国衣服有制，恐未敢轻易改易也。（《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1条）
  在这里，小宅处斋就深衣及野服的制作进行了询问，朱舜水的回答与其对安东省庵的回答一样，坦陈制作不易。并说除了有必要作文献上的考证以外，还必须对缁冠、幅巾、大带、绦、屦甚至絇、繶、纯、綦等等装饰全部复原。45
  处斋又就野服问道：
  问：野服法，朱文公初制之，然世无服之者。迄罗大经时，其服已绝，才在赵季仁处见之。先生在南京见其服否？但历代有异乎？
  答：晦翁先生言“得见祖宗旧制”，则非初制矣。但明朝冠裳之制，大备于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制遂不可见耳。（《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55条）
  关于朱熹所作的野服，上面已经提到，处斋是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提问，朱舜水则说，明代另有所规定的服装，关于野服，未能亲眼见过。
  如此看来，朱舜水对于制作深衣及野服是有点消极的，然而到了江户以后，这次受到了光圀的直接催促。正如“今水户上公欲做深衣”46所说，结果，在宽文六年（1666），朱舜水决定让居住在长崎的福建人陈二娘这位女性来制作。在寄给长崎町年寄的高木作右卫门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仆抵东武（按，即江户）以来，所见诸公必以深衣相访。朔日，上公特问深衣可有唐人能作否。仆云：“现有闽人陈二娘云能制此衣，言之颇似明晓，且云能制冠履，然行役不能细问，未知其所制果能合式否？”。今，上公欲令此人制深衣一套前来审看之。仆奉托台台，惟冀台台面谕何仁右卫门（按，即上述长崎唐通事〔译者按，“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何毓楚）唤取此人到府（按，即町年寄的官署），做一套寄来为感。其细数另具于后，诸事俱毫梶川弥三郎书中，不备不宣。
  一 深衣一领（用上好袒兰木绵做，缘用上好黑花布单）
  一 缁布冠一顶（笄一枚）
  一 幅巾一顶
  一 大带一条（用白绢为之，辟缘也镶也用绢）
  一 黑履一双
  一 系带绦一条（或长崎为之，或东武为之亦可）
  以上六件令二娘制（《朱舜水寄高木作右卫门》47）
  这是说，朱舜水根据光圀（上公）的意向，通过长崎的友人，让人制作深衣。不用说，这里所列举的六件与《家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指示必须依照《家礼》做一套深衣，以准备一套朱子学风格的儒服。
  此外，朱舜水到了江户以后不久，便撰述了一篇《深衣议》的文章。48文章很长，其要点是：一、深衣有大带、绦、缁布冠、幅巾、履、履的装饰以及有关尺寸颜色的严密规定，因此若要全部复原成一套，是相当烦琐的；二、自己并没有穿过深衣；三、虽然制作不得不依赖于专门的制工，但他们没有知识而难以达到精纯，等等。这与上述对小宅处斋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
  然而，尽管朱舜水做了不少的努力，最终似乎也没有能够完成深衣。取而代之制成的却是野服和道服。
  关于野服和道服的制作，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载：
  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49
  亦即延宝二年（1674），到江户九年后，朱舜水让人制作完成了野服、道服及其他服饰，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没有列举出深衣。关于这一点，还值得注意的是，元禄七年（1694），光圀圀向前关白（译者按，“关白”为日本古代替天皇行使职权的官职名）的鹰司房辅赠送道服之际所说的一番话（译者按，原文为古代日语）：
  只今世间通用之道服，不知古来谁人所制。大致所见，其全据直裰，取用于裙、褊、袗。而直裰仅为僧服，即在官之士或隐居隐逸之身，不出家而着用，虽少有疑议，亦自然可有之欤。要之，依古服为宜。若制之，则深衣为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然全依深衣制之，则相见于异形，可略改深衣而新制矣。50
  也就是说，光圀虽承认深衣乃是“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但是看上去却像是“异形”，他顾虑到这一点，所以让人制道服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