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那么，接受了朱子学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情况又如何呢？就结论而言，深衣在日本并没有得以稳固流传。江户时代儒学家身着深衣的肖像除了个别的一些例外，首先是难以目睹的。
  25 关于李益炡的深衣，承蒙韩国檀国大学崔圭顺教授惠赠资料，谨致感谢。
  例如＜图10＞所示的是以荻生徂徕为中心的蘐园学派的一些人的肖像，他们身着的都是和服。其中，坐在最靠前中央的服部南郭，如后所述，他在江户时期的日本乃是少有的推动中国仪礼研究，并试图复原深衣的学者，然而他的肖像不用说也是和服姿，在其膝下甚至还放置了日本刀。经查《古事类苑》，在其服饰部虽有“道服”条，但没有“深衣”条。序于正德三年（1713）的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一书中，虽有“深衣”条，但这与明代《三才图会》一样，只是将其作为文献上的知识记载而已。这些都表明，要之在日本，深衣即便在著名的儒学思想家中亦未得到普及。
  然而，有关深衣的接受情况，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特别是在江户初期，曾引起儒者们的强烈关心，这也是事实。以下，区分若干案例来展开考察。
  首先应注意的是，被视为近世日本朱子学之始祖的藤原惺窝。他在关原之战之后不久的庆长五年（1600）九月，曾身着深衣、道服与德川家康会面，这件事非常著名。林罗山《惺窝先生行状》庆长五年条载：
  秋九月，幕下入洛。先生深衣道服谒幕下，欲听其言。
  惺窝的这身深衣以及道服，也许是向朝鲜儒者姜沆那里学来的。庆长三年（1598）左右，惺窝与被虏至京都的姜沆以及大名（译者按，“大名”指江户时代的地方最高首领，相当于诸侯）赤松广通、贺古宗隆曾有亲密的交往，赤松广通是一位连衣服及饮食等仪礼的细节都要全部模仿中国、朝鲜的儒教信奉者，26可以想见，惺窝是在与他们的交游中得知深衣的制作方法的。
  惺窝曾对其门人林罗山这样说道：
  我衣深衣。朝鲜人或诘之曰：“其衣深衣可也，奈其薙发何？”我对曰：“此姑从俗耳。……”诘者领之。（《惺窝问答》，《藤原惺窝集》下）
  这里所说的朝鲜人或许就是姜沆，他对惺窝的薙发（剃发）表示了质疑，但不管怎么说，可知他们之间就深衣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其实，惺窝在儒教仪礼的问题上曾指出：
  若诸儒不服儒服，不行儒行，不讲儒礼者，何以妄称儒哉？（《答林秀才》，《惺窝先生文集》卷一〇）
  这个说法值得关注，这是说既然称为儒者，那么就不仅在思想上，而且还必须在仪礼及服装方面也遵从儒教，惺窝为了鲜明地表示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儒者，所以不顾他人会怎么看而穿着深衣。
  这一思考方式亦为林罗山所共有。罗山于庆长九年（1604）三月，为了求见惺窝而向吉田玄之（角仓素庵）写了一封信，该信一上来便以深衣作为话题，其曰：
  如今先生乃衣深衣而讲儒学，则所谓“若非玉色程明道，便是深衣司马公”者，于先生见之矣。（《寄田玄之》，《林罗山文集》卷二）
  他称赞身着深衣而讲学的惺窝的勇气，进而说道，只要是身为儒者，着儒服乃是当然之事，所以若能坚持信念继续下去，不远之将来，那些偏见自然会云消雾散。
  在该年闰八月，罗山得到惺窝的许可，借到了存放在贺古宗隆那里的深衣，并以此为模型，让裁缝制作深衣。关于此事，可由以下第一段罗山的记录及第二段罗山寄给惺窝的书信中得知：
  时余请贺氏，借深衣欲制之，先生听之。翌日，深衣、道服到。余乃令针工以法裁素布而制深衣。（《惺窝问答》，《藤原惺窝集》下）
  前回不虞之会，明快不可言。仮言于贺氏晓此意以达否？所诺之深衣一领、道服一领，备制法。深衣者少杂国服之样，盖取一时之便也。若从皇明之制，则短其袖，长其裳可也。（《与林道春甲辰闰八月二十六日》，《惺窝先生文集》卷一〇）据此，惺窝的深衣似乎做了某些日本式的改变。另据传，罗山此后便身着制成的深衣从事讲学。27
  ＜图11＞所示便是惺窝的深衣像。据其识语，原为江户初期狩野永纳所绘的原画，由渡边华山于文政六年（1823）摹画。又，＜图12＞乃是出自狩野探庵手笔的罗山的深衣像。由这些肖像可见，衣和裳是被分开的，领子、袖口以及裳的下端有黑边，裳有纵向针线，大带及由大带上方打结的纽扣，还有黑色的鞋子等等，非常忠实地模仿了《家礼》的深衣，生动地表现了当时的装束。关于罗山，另有世俗的说法认为，头戴头巾是为了掩盖他的和尚头，因为他对自己的和尚头的僧侣形象感到羞耻，28这是肤浅的误解，罗山只是身着与深衣成为一套的幅巾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罗山与朝鲜通信使亦曾就深衣问题有过问答。罗山于宽永十三年（1636），在接待以白絖为正使、金世濂为副使的朝鲜通信使之际，与书记官文弘绩进行了如下的笔谈：
  问：深衣之制法详载《文公家礼》，是行来朝之人，缝裁之工手知之者乎？
  答：我国有刘希庆，尝善于此，年九十而往年死矣。今有学焉者，而是行亦无带来者。然考诸《家礼》，则亦必有可据之处矣。
  问：裁缝之工人虽无之，携深衣而渡海者无之耶？
  答：无之。（《韩客笔语·丙子腊月与朝鲜进士文弘绩笔语》，《林罗山文集》卷六〇）
  据此，朝鲜通信使的一行人员虽然没有携带深衣，而罗山在询问有关制法的同时，打听“有无携深衣而来者”，可见其对深衣非常关心。
  此外，惺窝在庆长七年（1602）左右，寄希望于尚是少年的松永尺五，向他赠送了自己的深衣和幅巾。29
  由上可见，在江户初期，以藤原惺窝为核心团体，制作并身着深衣，在弟子之间得以继承下来。特别是在罗山门下，这一传统似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持。宽永十年（1633），在上野忍冈的家塾中建成的先圣殿（孔子庙），罗山在首次举行祭孔的释菜（译者按，“释菜”语出《周礼》，为执师礼）仪式之际，全体人员身着的都是深衣、幅巾。此事见犬冢逊《昌平志》卷二《事实志》：
  十年癸酉二月十日，始释菜孔庙，林信胜（罗山）献官。
  逊按，献官以下诸执事，皆服深衣幅巾，衣巾并用缎子绉纱制，林恕《释菜诗序》云：“深衣翻袂者是也。”释菜孔庙昉于此。30
  这里的林恕即罗山子鹅峰，的确，在其《鹅峰林学士文集》卷一一二《释菜颂并序》中，有“深衣曳裾”的记载。在此释菜之际，由各大名寄赠了许多深衣，所以他们得以身着此衣。31而且，鹅峰的日记《国史馆日录》宽文六年（1666）四月二十七日条载：
  集诸生于圣堂，各着深衣列坐，扬帘，余向正面上香，再拜着座东方，诸生着西方，使高庸读规式。32
  这是发布最初具体化的林家学塾规则《忍冈家塾规式》之际的记录，33全体成员身着深衣，端坐于圣堂（孔子庙）之内，而且令弟子朗读这部《规式》。明历三年（1657），喜欢儒学的河内守令井上正利作深衣，与鹅峰会面商谈，3在万治三年（1660）成书的鹅峰的祭礼书《祭奠私仪》当中规定，于祭祀祖先之日，可身着深衣。这一点也值得注意。35而且在万治四年（1661），其弟读耕斋去世之际，鹅峰仿照《家礼》，将幅巾和深衣作为死者的装束。36除此之外，还流传着鹅峰以及读耕斋的深衣姿态的肖像。37
  然而自此以后，在林家行释菜仪式时，渐渐不穿深衣。关于这一点，正如《昌平志》卷五《仪节志》“释奠旧仪”按语所载：
  按，宽文仪、享官皆服深衣幅巾，故执事员有布衣书生之称，以别于着深衣者。元禄辛未，始令各执事皆服布衣，但不拘颜色。
  这里所谓的“宽文仪”，是指宽文二年（1662）及十年（1670），鹅峰审定的释奠仪节（式次第），38元禄辛未则指元禄四年（1691）二月，根据将军纲吉的指示，在神田新建圣庙，举行释奠之事。自元禄四年以降，此前的深衣、幅巾装束被全部改成布衣。据《昌平志》，当时，作为大学头而主持释奠的献官林信笃（凤冈，鹅峰子）的装束是“绯袍束带”，其他人员则是布衣（无纹的狩衣。译者按，“狩衣”指日本古代以来公家常用的便服），都是和式的装扮。39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可以想见的理由是，以纲吉为首的幕府要员也参加仪式。纲吉身着长袴盛装亲赴圣堂，亲自烧香、礼拜而驾临释奠，大名以及老中、若年寄、侧用人（译者按，“老中”“若年寄”“侧用人”均为江户幕府直接侍从将军的官职名称）等等亲信重臣也身着盛装参列。40也就是说，元禄四年的释奠是作为幕府管辖之下的一大典礼而得以举行的，而不是此前的那种林家的私人仪式。在将军以及大名、幕臣以和式的盛装参列的公家仪式上，林家的儒者们也有必要服从幕府的惯例，身着和式装束。换言之，不穿深衣、幅巾，只是由于圣堂逐渐变成了幕府的保护和统制之下的设施。
  由此，在举行仪礼之际，身穿儒服的深衣或道服的林家习惯到了元禄时代前后，大体上消失了。我们从传达了江户时代后期状态的圣堂释奠图及圣堂讲释图，可以看到大多是和式打扮及身着羽织袴，而未见深衣姿态的人，也是这个缘故。41
  顺便指出，后来新井白石也向朝鲜通信使打听有关幅巾及深衣的事情，正德元年（1711），在与正使赵泰亿及从事官李邦彦的笔谈中可以看到相关记载。然而，白石虽然对幅巾表示了兴趣而且还得到了一件，但他对于深衣，却十分牵强地指出：“本邦之俗所称吴服者，盖与深衣之制，大同小异耳。”在他看来，似乎只要穿吴服（和服）便可以了，不必特意制作深衣。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