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朝鲜，随着朱子学的传播，高丽时代末的14世纪开始使用深衣，而且，与中国不同，在士人及学者之间被广泛使用。22在这里，对此状况略作介绍。
  显示朝鲜时代深衣得以普及的事例是，有关深衣的著述在整个朝鲜王朝时代被不断地书写，就管见所及，按时代顺序，如下所示：
  郑逑（1543—1620）：《深衣制造法》，《寒冈先生文集》卷九“杂著”
  韩百谦（1552—1615）：《深衣说》，《久庵遗稿》上“杂著”
  郑经世（1563—1633）：《深衣图》，《愚伏先生文集》卷九《答权仲明论深衣》
  柳馨远（1622—1673）：《衣冠》，《磻溪随录》卷二五
  金干（1646—1732）：《深衣附论》《深衣篇》《深衣制度考证》，《厚斋先生集》卷三七“杂著”
  李瀵（1681—1763）：《深衣弁》，《星湖先生全集》卷四三“杂著”
  黄胤锡（1729—1791）：《山雷深衣制式》《深衣会通新制》，《颐斋遗稿》卷二四“杂著”臆”二
  徐荣辅（1759—1816）：《深衣》，《竹石馆遗集》册八“礼记札录”
  成海应（1760—1839）：《深衣解》上下，《研经斋全集》卷二十“经解”二
  成海应（1760—1839）：《深衣》，《研经斋全集续集》册八“礼说”
  成海应（1760—1839）：《深衣考》，《研经斋全集外集》卷一五“礼类”
  丁若镛（1762—1836）：《袭用深衣非古》，《与犹堂全书》第三集“礼集”卷二一《丧仪节要·读礼书札记》
  丁若镛（1762—1836）：《深衣》，《与犹堂全书》第三集“礼集”卷八《丧礼四笺·丧服商》
  丁若镛（1762—1836）：《深衣》，《与犹堂全书》第三集“礼集”卷六《丧礼四笺·丧具订》
  李圭景（1788一？）：《深衣弁证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卷五六
  许传（1797—1886）：《深衣丧服制度策问》，《性斋集》卷九“杂著”
  此外，在朝鲜王朝时期《家礼》很普及，基于同书的冠婚丧祭仪礼也得以实施，这一点为学界所熟知。有关《家礼》的注释书也为数不少。在《家礼》的实践中，人们使用深衣。这些事例表明，对于以两班为核心的知识阶层尤其是儒者来说，深衣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关怀。23可以说，在朝鲜王朝，深衣乃是表明儒者高贵身份的一种制服。
  在上列的著述当中，特别成为议论之焦点是有关“续衽钩边”一句的解释，韩百谦指出：
  不有蔡、杨诸公推求朱子之意而改正之，则后世几不免服妖。
  这是依从经蔡渊、杨复等改正的朱熹晚年说，柳馨远对此表示了支持，针对于此，李德懋及李圭景则指出这与郑玄说有异。
  李滉（1501—1570）对于深衣亦持有强烈的关心，他曾向门人金就砺（字而精）询问道：
  深衣制度，可疑处终未究得。不知都中有能知者否？（《与金而精》，《退溪先生文集》卷二八）
  并催促其制作深衣：
  深衣已制否？暮春间安道来时，付之为佳。（《答金而精》，同上书卷三〇）
  金就砺为应对这一要求而制作了深衣和幅巾，并送给了李滉。李滉门人禹性传（字景善）则就其深衣和幅巾，向李滉发问：“金而精制上深衣、幅巾，果不戻于古制耶？”对此，李滉答道：
  而精制寄深衣，未知尽合古制与否，而大概似得其体，闲中可时着了。惟幅巾，未敢便以为得古制，且其着用，非但骇俗，于己亦殊不便。（《答禹景善别纸》，同上书卷三二）
  关于这件事情，李滉门人金诚一曾这样记述：
  金就砺造幅巾深衣以送。先生曰：“幅巾似僧巾，言失其制，着之似未稳，乃服深衣而加程子冠。”晚年斋居如此。客来则改以常服焉。（《退溪先生言行录》卷三《饮食衣服之节》）
  李德弘则说：
  庚午九月，先生自陶山将返溪堂，冠程子冠，衣深衣，自京初造来。亲启柴门，招德弘曰：“今日欲试古人衣冠耳。”（同上书）
  由此可知，李滉虽然于晚年对金就砺制作的幅巾有所不满，但就深衣而言，他在闲居之际亦曾穿着使用。顺便一提，现在韩国的一千元纸币上印制的李滉肖像便是穿着深衣、幅巾的身姿。24
  ＜图6＞所示的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刊行的金长生《家礼辑览》卷首所载的深衣图，＜图7＞是领子的形状和冠（黑冠而非幅巾），虽略有差异，但这是许传《士仪》卷首所载的许传本人的深衣像。＜图8＞则是李益（1699—1782）的深衣，出土于首尔的麻浦区，目前，被收藏于首尔檀国大学校的石宙善纪念博物馆，乃是18世纪的贵重遗产。25又，＜图9＞是最近在韩国的复原图。
  此外，宋时烈（1607—1689）著有《野服图说》（《宋子大全》卷一三四“杂著”），对上述朱熹的野服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