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如上所述，深衣由司马光及朱熹得以复原，并被他们所使用。然而，这种服装在当时，似乎被看成是作常奇异的装束。这一点可从上述邵雍的看法那里得以窥见，而朱熹晚年在遭遇政治迫害亦即所谓的庆元党禁之际，他的这种服装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例如，南宋末的史绳祖便说：
  如庆元间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学斋占毕》卷二《饮食衣服今皆变古》）
  认为朱熹等人的深衣装束为“怪服妖服”。在庆元六年（1200）的朱熹葬仪之际，有人上奏主张应当取缔朱熹门人的会葬：
  臣闻此徒盛炽时，宽衣博带，高谈阔论，或沉默不言，则其口似瘖，或蹁跹不趋，则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时，儒者之事也，彼独婆娑其巾帻而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之事也，彼独华巧其綦絇而为不正之履。（《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
  这里所谓的“宽衣博带”，与《家礼》所说的深衣之特征相符合，而所谓“婆娑其巾帻”“华巧其綦絇”，则无疑也是基于深衣的一种穿戴。此外，南宋的周密也批评道，就在庆元党禁发生之前，一部分士人身着“裒衣博带”，装扮成一副道学家的气派。这个批评也是指深衣而言。15
  由此看来，由于受党禁的迫害以及深衣被看作与世俗有违的奇怪服装等原因，故在朱熹以后，深衣只是在一部分儒者之间被使用。据《宋史·舆服志五》的记载，在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定祭祀、冠婚之服而加以颁行，关于深衣，则说“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不过，朱熹颁行与服装有关的文献并没有其他文献记录，这里所说的深衣制作也只不过是借用了《家礼》的记述而来，因此，在南宋时代，朱熹拟定的深衣是否得以普及，这是相当可疑的。检索《宋史》，几乎找不到有关使用深衣的事例，可以注意的只有朱熹门人黄灏以及南宋末任参知政事的高定子的事例而已。16
  此后在中国，究极而言，除了特别的场合，深衣并不被使用。翻开《明儒学案》，也只有很少的有关使用深衣的事例。明代王艮（1483—1541）是少数的例外，他在贫困的生活中，常将《孝经》《论语》《大学》藏于袖中，日日参究，据传：
  （王艮）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先生艮》）这是说，由于王艮是热烈的儒教信奉者，所以依据“礼经”自作深衣而使用。由自作深衣这一记录可知，深衣在当时并不流行。
  此外，丘浚在改编《家礼》而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的《文公家礼仪节》一书中，关于深衣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在引用上述马端临之语后，对于深衣之服早已凋零非常感叹：
  按马氏此言，则深衣之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况今又数百年后哉！（《文公家礼仪节》卷一《通礼·深衣考证》）
  关于明代士人通常不着深衣这一点，由明末亡命日本的朱舜水的证言那里亦可窥知。宽文四年（1664），流寓长崎的朱舜水在与德川光图的使者小宅处斋（生顺）的交谈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深衣制，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见者，法《礼记》乎？法朱文公《家礼》乎？”答：“仅见《家礼》耳。明朝如丘文庄亦尝服之，然广东远不可见。王阳明门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见。《家礼》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须得一良工精于此者，方能为之。”（《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第56条。译者按，出自《朱舜水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在这里，小宅处斋问道明朝深衣是如何制作的，对此，朱舜水答道：深衣仅见诸《家礼》，广东的丘浚（丘文庄）及王阳明门人（或许就是上述的王艮）曾服之，但我自己却不曾亲见。进而他指出《家礼》的记述有矛盾，所以制作深衣并非易事。博识如朱舜水者，竟也如此说，则可推知深衣在明代的实际情况又会如何。在明代，关于深衣似乎有过一些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注，17王圻《三才图会》虽然对深衣的图有说明，但作为一种百科事典，也只不过记录了经书中所载的深衣。
  及至清代，深衣也没有得到普及。举例来说，众所周知，有宽政十一年（1799）之序的《清俗纪闻》是长崎奉行中川忠英动员长崎的翻译，向清代商人进行询问调查而撰成的一部广博的清国风俗集，其中也没有深衣的记载。深衣对于清人来说，不得不说已是一种遥远记忆的服装。此外，打开收录有清代学者368人肖像的叶衍兰、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2001年）一书，所见几乎全是长袍像，身着明确的深衣像之人物竟无一例。在《明清人物肖像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所载为数众多的人物画中，身着深衣的肖像仍然未见一例。
  由此可见，在中国，自宋代以降，深衣只是那些自负为儒者，欲向他人强烈表示自我的人物才例外地使用，王艮便是其典型的案例，于是，深衣成了只是性格怪异者才使用的特殊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