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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宋之前
  《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所见的深衣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这一点到了汉代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对此，近年沈从文指出：
  深衣……西汉以后在中原地区或已不传，亦或发生了较大转化，故东汉经学家郑玄为《深衣篇》作注时已难得具体准确。4的确，在郑玄的注当中已有不明确的部分，不免令人有隔靴搔痒之感。更有一种看法认为，古文献所记载的深衣制作乃是一种理念上的设定，未必是实际穿着使用的。5不管怎么说，深衣到了汉代以降，只是作为一种“传说”被人时时想起而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关注。6
  但是，及至北宋中期，深衣忽然变得大受欢迎。关于这一点，宋末元初的马端临《文献通考》有如下概括：
  廷可服，燕私亦可服。天子服之以养老，诸侯服之以祭膳，卿大夫士服之以夕视私朝，庶人服之以宾祭，盖亦未尝有等级也。古人衣服之制不复存，独深衣则《戴记》言之甚备。然其制虽具存，而后世苟有服之者，非以诡异贻讥，则以儒缓取哂。虽康节大贤亦有今人不敢服古衣之说。司马温公必居独乐园而后服之，吕荥阳、朱文公必休致而后服之。然则三君子当居官莅职见用于世之时，亦不敢服此以取骇于俗观也。盖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视之矣，可胜慨哉！（《文献通考》卷一一一《王礼考》六）
  在这里，大致表述了以下几层意思：
  （1）古代礼服最有广泛性的是玄端和深衣。
  （2）其中，深衣是自天子至庶人，不论贵贱亦不论在朝还是燕私，谁都可以穿着的礼服。
  （3）古人衣服的制作，只有深衣在《戴记》亦即《礼记》中有详细叙述。
  （4）然而及至后世，穿着深衣不是被视作奇装异服而受到诽谤，就是被人嘲笑为腐儒。
  （5）就连北宋邵雍（康节）这样的贤者，也不会穿着古服，司马光（温公）及吕希哲（荥阳）、南宋朱熹（文公）也只是私底下穿着，即便如此，也被人视作骇俗之举。
  尽管对于马端临所说的古代礼服的实际情况，我们在理解时不能照单全收，不过，他指出及至北宋开始尝试复原古服深衣，这一点却是重要的。其实，宋代以道学家为核心，热切期望着“复归古礼”，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已经指出，7意图复兴长期以来被人忘却的深衣，也正是由这种“复归古礼”之愿望的结果。马端临指出这种行为受到人们的诽谤及嘲笑，关于这一点有待后述，这里我们想确认的是三点：在《礼记》等中国古代文献中，深衣作为简便的礼服而被记录；汉代以后，它的存在几乎未受到人们的关注；及至北宋，有一部分儒者开始尝试复兴深衣。
  （二）司马光及朱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复兴深衣作出贡献的司马光及朱熹的所作所为。司马光《书仪》卷二的《深衣制度》，在以《礼记》及其郑注、孔疏以及《汉书》《后汉书》《释名》等古代文献为依据的同时，进行了独自的考证。这一记述被《家礼》中的深衣部分所继承，因此《书仪》在深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实际上，司马光自己曾制作并穿着深衣。关于这一点，邵雍子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卷一九有记载：
  司马温公依《礼记》作深衣、冠簪、幅巾、缙带。每出，朝服乘马，用皮匣贮深衣随其后，入独乐园则衣之。常谓康节曰：“先生可衣此乎？”康节曰：“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温公叹其言合理。在同书卷一八亦载：“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堤上。”上引“独乐园”乃是司马光于颐宁六年（1073），因王安石新法而被贬为闲职之际，在洛阳制造的邸宅，8的确，如马端临所说，司马光在平时是穿着深衣的。＜图1＞所示的司马光肖像，虽然身体部分不太清楚，但是戴在头上的显然是幅巾。如后所述，幅巾与深衣构成一套冠服。
  关于上引邵雍“某为今人，当服今时之衣”，朱熹批评道：
  康节说“某今人，须着今时衣服”，忒煞不理会也。（《朱子语类》卷八九“冠昏丧·丧”，第2条）这是因为朱熹的立场是，虽然不可能全面恢复古礼，但是有必要汲取古礼之精神，创造顺应时代的仪礼，以保持礼的秩序。9
  上述马端临有关北宋吕希哲穿深衣的记述出自《吕氏杂记》卷上，但原文所述不是深衣而是“野服”，野服是比深衣更为简便的一种儒服，关于这一点有待后述。八《深衣制度》。这些表述无疑是蹈袭了《书仪》，不过相对于《书仪》的记述在性质上偏重于文献考证而言，朱熹的场合则省略了这类考证，做了相当实用的说明。另外，《文集》所收的《深衣制度》附载了“图”，这是从《家礼》卷首的“图”那里继承而来的。
  关于朱熹在日常起居时身着深衣一事，可由黄榦《朱子行状》所载得知：
  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家庙以及先圣。
  《朱子语类》亦载：
  春夏则深衣，冬则戴漆纱帽。衣则以布为之，阔袖皂褖（缘），裳则用白纱。（《朱子语类》卷一〇七“内任·杂记言行”，第22条）
  又载：
  先生以子丧，不举盛祭，就影堂前致荐，用深衣、幅巾。荐毕，反丧服，哭奠于灵，至恸。（《朱子语类》卷八九“丧”，第37条）10可见，朱熹与司马光一样，复原已失传的深衣，而且还常常喜欢身着深衣。
  关于宋代深衣的著作，此外还有北宋末王普《深衣制度》一卷（《宋史·艺文志》），《家礼》也曾参照了此书。王普，福建闽县人，朱熹称赞王普为当时优秀的礼学家，11在《家礼》卷首“图”中的“深衣冠履之图”，朱熹引用王普之说：“王普《制度》云：‘缁布冠，用乌纱漆为之，不如纸尤坚硬。’”或许是基于此书，故在《家礼》的《深衣制度》中，关于缁冠，朱熹主张“以糊纸为之”。由王普的著作可以表明，在当时深衣正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三）《家礼》中的深衣制法
  然而，《家礼》所说的深衣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服装呢？关于先秦时代的深衣本来是如何制作的，存有许多不明之处，故后世出现有关深衣的大量研究论著是不无理由的，但是，《家礼》的记述也未必明白易晓，而是相当复杂的。这里省略细节的考证，就其大略，列举如下：
  材料与形式、尺寸：白色细布，亦即质地细腻的白绢。另将衣（上衣）和裳（下裳）分别制作，然后加以合缝。见＜图2＞。尺寸使用所谓的指尺。所谓指尺，将中指向内侧弯曲的中间关节的间隔为一尺，这是为了符合个人身体的大小不同。
  衣：使用四幅。所谓幅，是指衣料的宽度，一幅为二尺二寸。身体前后分别为二幅，合计四幅。与裳缝合部分的腰围，除去缝边部分，合计七尺二寸（一尺八寸×四）。两侧腋下部位不断开。
  裳：将六幅衣料，斜面裁切为二，共计十二幅，然后将狭窄部分往上缝合。其结果，裳的各个部分有纵向的缝合针线。
  圆袂：带圆状的袖口。用一幅布一折为二，与衣的长度相合，分别缝合于衣之左右，因此袖口变得很宽。而且，沿着袖口以圆形缝制。袖口的宽度为一尺二寸。
  方领：领子部分呈方形交错，亦即所谓的V字型的形状。见＜图3＞。
  曲裾：在裳的右边部分附一条燕尾状的布，以防止裳打开之际露出里面的部分。《家礼》的这部分记述是依据郑玄说而来，但是据朱熹高弟蔡渊及杨复所说，将轻薄的东西缝合在一起的说法，到朱熹晚年被否定，订正为应在裳之左右的前后部分缝合成钩型。12。若此，则《家礼》本文所说的“曲裾”（原为郑注语，燕尾状之布）丧失了意义。《礼记·深衣篇》的“续衽钩边”被认为正指此而言，盖谓在缝合“衽”（裳之左右）的打开部分之际，以钩型（交叉）缝合成“边”（两端）。日语的读法则是“衽〓続〓〓〓辺〓钩〓”（译者按，即“续衽钩边”的日语训读），缝制成“〓〓型”（译者按，意即“钩型”）的就是钩。《家礼》卷首的“深衣前图”是依其晚年之说而成（参见＜图2＞）。但是，《家礼》图在其他地方，又作为“裁衣前法·裁衣后法”，记载了制作燕尾状之布的方法，可见，朱熹的早年说与其晚年说似乎混杂在一起。
  黑缘：黑色领口。用黑缯亦即黑色的绢织物制作。缝在领、袖口以及裳的下边。
  大带：用白缯亦即白色的绢织物制作。打成蝶结（两耳），带的顶端要长垂至裳边。垂于其下的部分叫做绅。另在大带之上，结以五色组合的带条（五采绦）。
  缁冠：用糊纸以及黑漆加固的冠。制作五个有一定高度的呈半圆弧形的东西，将其围在武（即冠带）的前后，正好套在结发的髻上。武的高度为一寸，幅度为三寸，长度为四寸。武穿有穴口，以穿过象牙及象骨制成的笄。
  幅巾：掩盖头部全体的黑缯的头巾，使用幅度为一幅、长六尺的布。从缁冠的上面套下。另在两鬓的地方，附上幅度二寸、长度二尺的细长带子，并将其绕至头部后面打结，剩余部分让其下垂。
  黑履：黑色鞋子。作为一种装饰，附上白絇、繶、纯、綦。白絇是鞋子顶端部分的装饰，繶是连接鞋底及侧面之间的带子，纯是鞋口边缘的装饰，綦则是将鞋子与脚后跟连接的带子。
  以上有关大带、缁冠、幅巾、黑履，请参见＜图4＞。
  如上所述，我们应注意的是，深衣的装束除了衣和裳的部分以外，还由各种各样的服饰所构成，所有这些成为一整套。
  《家礼》的深衣，大致便如以上所说的一套制作，但是，根据《礼记》的说法，其尺寸具有象征的意味。此即如《深衣篇》所载，裳的十二幅对应于一年十二月，更有“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之说，意谓深衣是根据规、矩、绳、权、衡五法制作而成的。具体而言，如下所示：
  袂成以圆形、圆袖＝规（尺子）
  领以方形交差、方领＝矩（曲尺）
  背部有笔直的缝针线、负绳＝绳（墨绳）
  裳的下边呈垂直平坦状＝权、衡（秤砣、秤杆）
  不用说，所谓规、矩、绳、权、衡，见诸《淮南子·天文训》及《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意指天地之间的基本准绳。由于深衣又被视作天地秩序的象征，可以说，这一寓意亦被蕴含在《家礼》当中。所以，身着深衣就不仅仅意味着穿戴古服而已，而是拥有了将天地秩序附于此身的象征意味。
  《家礼》称这种深衣的装束为“平日之常服”（《家礼》卷一《深衣制度》）。每天早晨拜祖先祠堂的场合，以及在四时祭、初祖、先祖、祢、忌日的各个节日举行祭奠之时，或扫墓的场合，主人都要身着深衣。13另外，在冠礼的场合，在三行加冠仪式之际，最初也是身着深衣（第二次则穿皂衫，第三次则穿公服），在丧礼的场合，则穿袭衣亦即作为死后的装束让死者穿上深衣、幅巾、大带。
  不过，深衣与所谓的“盛服”不同。据《家礼》，在元旦、冬至、每月朔望参拜祠堂之际，主人以下都要身着“盛服”。所谓“盛服”，若有官位的话，则穿戴幞头、公服、带、靴、笏；若是进士，则穿戴幞头、襕衫、带；若是处士，则穿戴幞头、皂衫、带；若无官位，则穿戴帽子、衫、带。如果没有这些装束，则穿深衣或凉衫。14要之，公服及襕衫乃是正装的“盛服”，相对而言，深衣则毕竟是简略的礼服。
  （四）朱熹以后
  如上所述，深衣由司马光及朱熹得以复原，并被他们所使用。然而，这种服装在当时，似乎被看成是作常奇异的装束。这一点可从上述邵雍的看法那里得以窥见，而朱熹晚年在遭遇政治迫害亦即所谓的庆元党禁之际，他的这种服装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例如，南宋末的史绳祖便说：
  如庆元间四凶劾朱文公之疏，以深衣冠履而为怪服妖服。（《学斋占毕》卷二《饮食衣服今皆变古》）
  认为朱熹等人的深衣装束为“怪服妖服”。在庆元六年（1200）的朱熹葬仪之际，有人上奏主张应当取缔朱熹门人的会葬：
  臣闻此徒盛炽时，宽衣博带，高谈阔论，或沉默不言，则其口似瘖，或蹁跹不趋，则其步似蹇。冠以知天时，儒者之事也，彼独婆娑其巾帻而为不正之冠；履以知地形，儒者之事也，彼独华巧其綦絇而为不正之履。（《道命录》卷七下《言者论伪徒会送伪师朱某之葬乞严行约束》）
  这里所谓的“宽衣博带”，与《家礼》所说的深衣之特征相符合，而所谓“婆娑其巾帻”“华巧其綦絇”，则无疑也是基于深衣的一种穿戴。此外，南宋的周密也批评道，就在庆元党禁发生之前，一部分士人身着“裒衣博带”，装扮成一副道学家的气派。这个批评也是指深衣而言。15
  由此看来，由于受党禁的迫害以及深衣被看作与世俗有违的奇怪服装等原因，故在朱熹以后，深衣只是在一部分儒者之间被使用。据《宋史·舆服志五》的记载，在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定祭祀、冠婚之服而加以颁行，关于深衣，则说“士大夫家冠昏、祭祀、宴居、交际服之”。不过，朱熹颁行与服装有关的文献并没有其他文献记录，这里所说的深衣制作也只不过是借用了《家礼》的记述而来，因此，在南宋时代，朱熹拟定的深衣是否得以普及，这是相当可疑的。检索《宋史》，几乎找不到有关使用深衣的事例，可以注意的只有朱熹门人黄灏以及南宋末任参知政事的高定子的事例而已。16
  此后在中国，究极而言，除了特别的场合，深衣并不被使用。翻开《明儒学案》，也只有很少的有关使用深衣的事例。明代王艮（1483—1541）是少数的例外，他在贫困的生活中，常将《孝经》《论语》《大学》藏于袖中，日日参究，据传：
  （王艮）按礼经制五常冠、深衣、大带、笏板，服之。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而不服尧之服，可乎！”（《明儒学案》卷三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先生艮》）这是说，由于王艮是热烈的儒教信奉者，所以依据“礼经”自作深衣而使用。由自作深衣这一记录可知，深衣在当时并不流行。
  此外，丘浚在改编《家礼》而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的《文公家礼仪节》一书中，关于深衣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在引用上述马端临之语后，对于深衣之服早已凋零非常感叹：
  按马氏此言，则深衣之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况今又数百年后哉！（《文公家礼仪节》卷一《通礼·深衣考证》）
  关于明代士人通常不着深衣这一点，由明末亡命日本的朱舜水的证言那里亦可窥知。宽文四年（1664），流寓长崎的朱舜水在与德川光图的使者小宅处斋（生顺）的交谈中，有这样一段问答：
  问：“深衣制，明朝所用如何？先生所见者，法《礼记》乎？法朱文公《家礼》乎？”答：“仅见《家礼》耳。明朝如丘文庄亦尝服之，然广东远不可见。王阳明门人亦服之，然久而不可见。《家礼》所言自相矛盾，成之亦不易，故须得一良工精于此者，方能为之。”（《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第56条。译者按，出自《朱舜水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在这里，小宅处斋问道明朝深衣是如何制作的，对此，朱舜水答道：深衣仅见诸《家礼》，广东的丘浚（丘文庄）及王阳明门人（或许就是上述的王艮）曾服之，但我自己却不曾亲见。进而他指出《家礼》的记述有矛盾，所以制作深衣并非易事。博识如朱舜水者，竟也如此说，则可推知深衣在明代的实际情况又会如何。在明代，关于深衣似乎有过一些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关注，17王圻《三才图会》虽然对深衣的图有说明，但作为一种百科事典，也只不过记录了经书中所载的深衣。
  及至清代，深衣也没有得到普及。举例来说，众所周知，有宽政十一年（1799）之序的《清俗纪闻》是长崎奉行中川忠英动员长崎的翻译，向清代商人进行询问调查而撰成的一部广博的清国风俗集，其中也没有深衣的记载。深衣对于清人来说，不得不说已是一种遥远记忆的服装。此外，打开收录有清代学者368人肖像的叶衍兰、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2001年）一书，所见几乎全是长袍像，身着明确的深衣像之人物竟无一例。在《明清人物肖像画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所载为数众多的人物画中，身着深衣的肖像仍然未见一例。
  由此可见，在中国，自宋代以降，深衣只是那些自负为儒者，欲向他人强烈表示自我的人物才例外地使用，王艮便是其典型的案例，于是，深衣成了只是性格怪异者才使用的特殊服装。
  （五）士人的常服
  那么，在中国的近世时期，士人平时身着的常服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在此略加介绍。18
  首先，有一种“直掇”。这是衣和裳不分的单衣的长袍，较诸深衣，是更为随意的日常服饰。四周附有黑色的衣边。＜图5＞所示乃是元初赵孟頫所绘的身着直裰的苏轼像。
  与此相似的又有“道服”或“道袍”。原是道士之服，故有此称，宋代以降亦作为士人及庶人的常服而被广泛使用。这也是长袍，用白色、灰色、褐色等布帛制作而成。19顺便指出，朝鲜王朝时代的两班平时所穿的平服也是道袍。
  其次，有一种“襕衫”。这是儒生即进士合格者以及官学的学生的服饰，《宋史·舆服志五》“士庶人服”载：
  襕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襕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
  《明史·舆服志三》“儒士、生员、监生巾服”条载：
  生员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
  “圆领”亦即圆形的项领，故与方领（V字型）的深衣不同，而且它是衣和裳不分的单衣。所谓“下施横襕为裳”，即指在膝下部位，加入襕亦即横线，使其看上去像裳一样。襕衫又叫“蓝衫”。蓝衫在有清一代作为学生制服而被使用，曾在清末进过县学的冯友兰说：
  秀才有一种制服，叫“蓝衫”，是用绸子缝制的一种像大衣一样的衣服。20
  秀才即生员，这里是指县学的学生。
  此外，与朱熹有关的服装，还有一种“野服”。据《朱子年谱》，庆元四年（1198）夏，致仕的朱熹首次身着野服会客。所谓野服，抑或即指在野闲居时身着的服装。这是模仿上述吕希哲的野服而制成的。根据朱熹《休致后客位咨目》以及曾在黄榦门人赵季仁（赵师恕）那里亲见朱熹野服的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载，那是一种衣和裳分开，附有大带、方履的服饰，与深衣有点相似，直领亦即领子呈笔直状而非V字形，没有头戴的东西（冠、巾），这与深衣有违。朱熹称，野服是“祖宗盛时之京都旧俗”亦即北宋首都开封之旧俗，结大带而能行礼，解开则很方便随意，是便于燕居时穿着的便服。21可见，野服也就是一种准深衣的儒服，后来，朝鲜的宋时烈对此有所研究，而亡命日本的朱舜水也曾制作（详见后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