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文首先揭示了朱子学中的所谓“礼”的含义，然后对《家礼》式的木主呈何形状及其特色进行了考察，进而论述了木主在后世的普及状况，并涉及禅佛教的清规。在这当中，有关木主的普及问题，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探讨，但是本文至少揭示了《家礼》式木主得以推广普及的基本路径。
  实际上，对朱熹而言，“礼”就是“理”的具体化，这是朱子学思想中的本质内容。不仅如此，程颐和朱熹从“凡礼，以义可起”——礼可以根据道理而重新制定——这一立场出发，针对礼制问题提出了极其大胆的设想。在朱子学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复古主义或原理主义的柔软姿态。这种立场可以称之为“原则主义”。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基本原则（即程颐、朱熹所说的“大体”），所以才能够针对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而灵活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作为这种行为方针的具体体现之一，程颐在继承传统儒教思想的同时，制作出与此前的礼制不同的圆顶平板型木主。这种新型木主被朱熹的《家礼》所继承，此后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冲绳以及韩国等地得以普及推广，成为祭祀祖先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至此，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礼》对近世东亚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力之巨大。正如加地伸行所指出的那样，“招魂再生”的观念是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的生死观的一大特色，39的确，这一地区的人们有将祖先亡灵视为生者而进行祭祀的倾向。但是，为了祭祀就必须要有一个寄托祖先亡灵的象征物。儒教主张供奉木主，而程颐和朱熹则设计出了适合普通人使用的木主样式。此后，这种木主就在近世东亚世界得以推广。朱子学以前的木主确有若干种类型，然而除了韩国李朝宗庙里的木主（＜图5＞）和荻生北溪等人制作的木主（＜图6＞）是仿制唐代宗庙木主之外，这些样式的木主并没有在东亚地区普及开来。由此可见，在近世东亚世界祭祀祖先这一礼制的发展史上，《家礼》中所倡导的木主（牌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家礼》为“招魂再生”这一东亚固有的思想提供了一种仪礼式的范型（form）。
  若就日本而言，每家每户的佛坛几乎都供奉着祖先牌位，实际上便是源自《家礼》。尽管我们平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这却是朱子学扎根于日本习俗之中的一个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