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江户时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学习朱子学。他们学习的朱子学当然包括《家礼》，因而也就自然地引起了他们对木主的兴趣。以下，试举一些著名的事例。24
  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是德川幕府的儒官，明历二年（1656）在为其母荒川龟举行葬仪之际，制作了木主（神主），其样式如下：25
  神主格式
  陷中 荒川氏龟媪神主孝子林恕奉祀
  粉面 显妣顺淑孺人荒川氏神主
  高一尺一寸，横三寸，厚四分，并后一寸二分，前后合之植于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寸，并趺高一尺二寸
  文中有附图，即＜图14＞。这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模仿了《家礼》的木主。
  伊藤仁斋和伊藤东涯父子二人也对《家礼》抱有浓厚的兴趣。仁斋著有《读家礼》（载《古学先生文集》卷六），东涯收藏有明版《文公家礼仪节》（该书的手泽本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并在卷末留下了题记：26
  日本贞享四年，岁次乙卯二月初十日洛阳伊藤长胤阅毕
  元禄二年，己巳之岁再阅，始乎戊辰，毕乎已巳腊五日
  也就是说，伊藤东涯曾于贞享四年（1687）和元禄二年（1689）先后两次阅读过明代丘浚的《文公家礼仪节》。不用说，《文公家礼仪节》是增订朱熹《家礼》而成。此外，现在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藏有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的伊藤东涯手泽本，书中有东涯亲笔写下的“甲申二月七日始读”字样，亦即写于宝永元年（1704）。27如此看来，东涯首先精读了唐本《文公家礼仪节》，此后又阅读了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与此同时，在这部古义堂文库本的《文公家礼仪节》中，还留有东涯之子东所亲笔书写的“宝历甲戌岁韶读毕”字样。
  在《家礼》的传播过程中，山崎闇斋及其学派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譬如，山崎闇斋在其《文会笔录》卷一之二和之三中，详细记述了有关《家礼》及朱熹礼学的学习笔记。在闇斋的门人中，三宅尚斋著有作为《家礼》之解说书的《朱子家礼笔记》，浅见絅斋在撰写《家礼师说》和《通祭丧葬小记》的同时，还刊印了《家礼》的训读本。众所周知，出自絅斋之手的这部《家礼》和刻本在江户时代曾被多次重印。另外，絅斋的弟子若林强斋著有《家礼》的详细注释书《家礼训蒙疏》，正如上面所引用的那样，其中充满着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考证。不仅如此，如＜图15＞和＜图16＞所示，他们实际上制作过《家礼》式的木主。前者是从正面所看的絅斋的木主，后者是将前面的板撤下而使陷中部分显示出来的强斋的木主，两者都严格按照《家礼》所说的样式制作而成。28
  此外，室鸠巢有《文公家礼通考》（甘雨亭丛书所收）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对《家礼》的说法有十分确切的考察。新井白石的《家礼仪节考》八卷是对丘浚《文公家礼仪节》中语句的出典及其含义进行详密考证的研究。29
  荻生徂徕有《葬礼略》一书，其中的《神主图式》在收录各种图像的同时，对《家礼》式木主进行了解说。30
  大阪怀德堂的第二代堂主中井甃庵所著《丧祭私说》也值得一提。此书是对《家礼》“冠婚丧祭章”中的“丧祭”部分所做的解说，并且为了便于日本人对内容的理解，还将原书中的尺度由中国式改为日本式。31
  及至江户时代后期，猪饲敬所著有《家礼仪节正误》一书，是一部对《文公家礼仪节》的记述及其错误进行仔细订正的扎实论著，可以说，充分反映出考据学派的风貌。32
  以上，我们介绍了若干事例，由此可知，在江户时代，《家礼》超越了朱子学、古学以及考证学的学派藩篱而被广泛阅读，并受到重视。《家礼》以及木主已成为江户时代众多儒家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在日本的场合，在庶民中间开始制作牌位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33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当时这些儒者的著述及其言行。
  关于这一点，荻生徂徕曾在《南留别志》中这样写道：
  今俗所用位牌乃儒家之制也。明会典有云首之式。今之儒者守家礼之法。程朱之法非古礼也。（《南留别志》卷一）这里所谓的“明会典有云首之式”，乃是徂徕的误解。在《重修大明会典》“品官家庙”一章中，只记载《家礼图》的木主，并没有呈现云首样式（即牌位上部附有云彩模样的装饰）。34即便如此，其中“今俗所用位牌乃儒家之制也”一句，恰恰说明当时社会上得以普及的木主属于《家礼》式木主。虽然徂徕在这里从古学派的立场出发，对《家礼》式的木主（牌位）有所批判，但这完全来自他自己的学术立场，实际上得到普及的并非他所说的所谓“古礼”，而是朱子学的仪礼。考察江户时代牌位的普及状况，当然除了儒教之外，还必须考虑到佛教和神道教的动向。如上所述，日本佛教界使用牌位的做法本身就是受了《家礼》影响的结果，若溯本求源，最终都可上溯至《家礼》。与此同时，江户时代的这种状况可与现代日本普遍使用的圆顶平板型的牌位发生连接。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