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家礼》式木主超越了儒教的领域，并为佛教所接受。元代禅宗清规中出现的“位牌”，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清规中的牌位问题，松浦秀光有过专门研究，笔者以此为基础，将相关内容进行整理归纳。16
  在清规中记述僧侣的葬礼规定，始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的《禅院清规》，然而其中还没有出现有关牌位的记载。在成书于南宋后期嘉定二年（1209）的《入众日用清规》和南宋末咸淳十年（1274）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也找不到牌位一词。在清规中首先出现“位牌”一词的，是元初至大四年（1311）泽山式咸编纂的《禅林备用清规》。在其第九卷的“移龛”条中，载有：
  下间置龛，麻布帏幙，座安位牌。（《续藏》一一二，123上）也就是说，在龛内设置用麻布制作的帷幕和坐垫，用以安置位牌。
  接着值得一提的是，临济宗的中峰明本于元延祐四年（1317）所著的《幻住庵清规》。在其“津送”即送葬一条中载：
  龛前立位牌一座，书云新圆寂某上座觉灵。（《续藏》一一一，1001上）
  另外，在其“板帐式”条中亦载：
  收骨皈供养讽经回向。但称圆寂不称新圆寂。或诸方尊宿就庵迁化，及本庵住持迁化。位牌但书道号，不书两字名，帷（惟）书下字或公或禅师。（《续藏》一一一，1004下）此处所谓只称“圆寂”云云，是指收骨仪式结束之后的回道途中，必须将送葬时位牌上所写的“新圆寂”上的“新”字去掉。《幻住庵清规》的编纂者中峰明本，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禅僧，许多来自日本的“入元僧”都曾拜在其门下。17
  更为重要的是，元末至正二年（1336）根据元顺帝的敕令而编纂的《敕修百丈清规》。该书卷三“迁化”章的“移龛”条载：
  入龛三日揜龛。铺设法堂，上间挂帷幕，设床座椸架。动用器具陈列如事生之礼。中间法座上挂真安位牌。（《大正藏》四八，1228上）
  在紧接其后的“全身入塔”条中记载：
  每日三时上茶汤，集众讽经，俟迎牌位入祖堂则止。（《大正藏》四八，1229上）
  另外，该书卷六《亡僧》章“抄独衣钵”条亦载：
  维那提督着衣入龛，置延寿堂中，铺设椅卓位牌。牌上书云新圆寂某甲上座觉灵。或西堂则书前住某寺某号某禅师之灵。余从职称呼书之。（《大正藏》四八，1147下）
  在其后的“入塔”条中则载：
  茶毘后，执事人、乡曲、法眷同收骨，以绵裹袱，包函贮封定，迎归延寿堂。位牌上去新字。三时讽经。（《大正藏》四八，1149上）这段引文中的位牌上去“新”字的做法，与前引《幻住庵清规》中的有关内容相同。
  上述《禅林备用清规》《幻住庵清规》以及《敕修百丈清规》中所记载的有关“位牌”的使用状况，可以说都是受到《家礼》影响的结果。龛、帏、座（坐垫，家礼图中称作“藉”）、椸架、椅卓等等，无一不是见诸《家礼》中的词汇。在位牌上写入职位和称呼这一做法，也无疑是模仿《家礼》而来，甚至连“动用器具陈列如事生之礼”这种词句，都透露着儒教丧葬礼仪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佛教的原则和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清规中所记载的有关位牌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在元代，随着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所使用的标准教科书以及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家礼》在民间的普及势头也日益强劲。南宋时代的佛教清规中尚未出现过“位牌”一词，到了元代之所以开始出现，正是这种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无法对中国佛教界的整体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仅就元代禅僧的葬礼上普遍使用位牌这一现象而言，就不能不考虑到《家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