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中国禅宗与牌位
  《家礼》式木主超越了儒教的领域，并为佛教所接受。元代禅宗清规中出现的“位牌”，就说明了这一点。关于清规中的牌位问题，松浦秀光有过专门研究，笔者以此为基础，将相关内容进行整理归纳。16
  在清规中记述僧侣的葬礼规定，始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的《禅院清规》，然而其中还没有出现有关牌位的记载。在成书于南宋后期嘉定二年（1209）的《入众日用清规》和南宋末咸淳十年（1274）的《丛林校定清规总要》中，也找不到牌位一词。在清规中首先出现“位牌”一词的，是元初至大四年（1311）泽山式咸编纂的《禅林备用清规》。在其第九卷的“移龛”条中，载有：
  下间置龛，麻布帏幙，座安位牌。（《续藏》一一二，123上）也就是说，在龛内设置用麻布制作的帷幕和坐垫，用以安置位牌。
  接着值得一提的是，临济宗的中峰明本于元延祐四年（1317）所著的《幻住庵清规》。在其“津送”即送葬一条中载：
  龛前立位牌一座，书云新圆寂某上座觉灵。（《续藏》一一一，1001上）
  另外，在其“板帐式”条中亦载：
  收骨皈供养讽经回向。但称圆寂不称新圆寂。或诸方尊宿就庵迁化，及本庵住持迁化。位牌但书道号，不书两字名，帷（惟）书下字或公或禅师。（《续藏》一一一，1004下）此处所谓只称“圆寂”云云，是指收骨仪式结束之后的回道途中，必须将送葬时位牌上所写的“新圆寂”上的“新”字去掉。《幻住庵清规》的编纂者中峰明本，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禅僧，许多来自日本的“入元僧”都曾拜在其门下。17
  更为重要的是，元末至正二年（1336）根据元顺帝的敕令而编纂的《敕修百丈清规》。该书卷三“迁化”章的“移龛”条载：
  入龛三日揜龛。铺设法堂，上间挂帷幕，设床座椸架。动用器具陈列如事生之礼。中间法座上挂真安位牌。（《大正藏》四八，1228上）
  在紧接其后的“全身入塔”条中记载：
  每日三时上茶汤，集众讽经，俟迎牌位入祖堂则止。（《大正藏》四八，1229上）
  另外，该书卷六《亡僧》章“抄独衣钵”条亦载：
  维那提督着衣入龛，置延寿堂中，铺设椅卓位牌。牌上书云新圆寂某甲上座觉灵。或西堂则书前住某寺某号某禅师之灵。余从职称呼书之。（《大正藏》四八，1147下）
  在其后的“入塔”条中则载：
  茶毘后，执事人、乡曲、法眷同收骨，以绵裹袱，包函贮封定，迎归延寿堂。位牌上去新字。三时讽经。（《大正藏》四八，1149上）这段引文中的位牌上去“新”字的做法，与前引《幻住庵清规》中的有关内容相同。
  上述《禅林备用清规》《幻住庵清规》以及《敕修百丈清规》中所记载的有关“位牌”的使用状况，可以说都是受到《家礼》影响的结果。龛、帏、座（坐垫，家礼图中称作“藉”）、椸架、椅卓等等，无一不是见诸《家礼》中的词汇。在位牌上写入职位和称呼这一做法，也无疑是模仿《家礼》而来，甚至连“动用器具陈列如事生之礼”这种词句，都透露着儒教丧葬礼仪的影响。毫无疑问，在具体的细节方面，佛教的原则和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些清规中所记载的有关位牌的使用方法，基本上还是受到了朱子学的影响，这也是不容否定的。
  在元代，随着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考试所使用的标准教科书以及朱子学的广泛传播，《家礼》在民间的普及势头也日益强劲。南宋时代的佛教清规中尚未出现过“位牌”一词，到了元代之所以开始出现，正是这种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无法对中国佛教界的整体状况作出准确的判断，但是仅就元代禅僧的葬礼上普遍使用位牌这一现象而言，就不能不考虑到《家礼》的影响。
  （二）日本中世纪与牌位
  中国禅宗中普及使用牌位的做法，不久之后就影响到了日本。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日本的禅僧积极地接受了以《幻住庵清规》和《敕修百丈清规》等为代表的元代佛教清规，室町时代末期的枫隐天伦所著《诸回向清规式》（《大正藏》八一）以及江户时代的学僧无著道忠（1653—1744）所著《小丛林略清规》（《大正藏》八一）等文献中，都明确地记载着牌位的使用情况。18饶有兴味的是，瑞方面山（1683—1769）所著《洞上僧堂清规考订别录》的一段记述：
  古规有真亭香亭，此原拟儒家之灵车与香案。真亭者，出丧之时，将真影挂于山门，由二人或四人扛行。……香亭之制亦同，中安置大香炉，由人扛行。二者出行均先于灵龛。如有真亭则必有香亭，如有此二亭则位牌与提炉可略。道忠之《小规》有图，模文公《家礼》之图。（卷七《曹洞宗全书·清规》，页296。译者按，原文为日文）
  由此可知，放置真影和香炉的真亭和香亭，分别相当于儒家的“灵车”和“香案”。根据《家礼》的说法，“灵车”是一种载有寄附着魂灵的魂帛（用于制作木主之前）和香火的车子，大殓之时，将死者遗体运至墓地。“香案”是大殓之后的虞祭或者举行祭祀祖先的四时祭时放置香炉的台座（见《家礼》丧礼章、祭礼章）。尤应注意的是，在无著道忠的《小规》中载有模仿《家礼》的图。所谓《小规》，即指上述《小丛林略清规》，＜图13＞即该书所载的真亭图（《大正藏》八一，723中）。从图中可见，摆放在背面的真影正前方的“牌”就是牌位。它的外形呈圆顶平板型，确实与《家礼》中的木主相同，明显就是对《家礼》的模仿。
  正如已有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将牌位传入日本的就是那些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动向十分敏感的禅僧们。例如，义堂周信在其《空华日工集》“应安四年（1371）”条中写道：“位牌，古无有也。宋以来有之。”义堂周信是临济宗梦窗疏石的法嗣，在朱子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另外，室町时代的《尘添壒囊钞》、有关足利尊氏之葬礼的《园太历》以及记录足利义满之葬礼过程的《鹿苑院薨葬记》等等，都有关于牌位的记载。详情可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这里只需指明一点：在禅僧的努力下，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时期，牌位已广为人知，并开始被实际使用。19
  除此之外，《家礼》一书本身传到日本的时间，至迟可追溯到室町时代的中期。现藏于足利学校的享和二年（1802）抄本《足利文库目录》，录有或许是日本最早的《家礼》版本的书志情况：20
  文公家礼 唐 端本 一册
  武州儿玉党吾那式部少辅寄付
  永正三年丙寅八月日
  野州足利学校 能化九天 志焉
  永正龙集戊辰七月日拂干蠹之次笔焉
  司业东井叟
  由此可知，足利学校第四世庠主能化九天记录了永正三年（1506）得到了近邻武州捐赠的唐本《家礼》，另又记录了永正五年（1508）第五代庠主东井晾晒该书一事。其中所谓“端本”，意指零本亦即拆离本。另据宽政九年（1797）编订的《足利学藏书目录》（新乐定编，狩谷棭斋自笔本），称该书为《文公家礼纂图集注》。21《文公家礼纂图集注》（正确名称是《纂图集注文公家礼》）编纂于南宋时期，在《家礼》本文中，附有杨复的附注及刘垓孙的增注，当然还载有《神主式》。22。这段史料表明：16世纪初，《家礼》的中国刊本已经传到了日本的关东地区。
  然而，该书只是作为残本由中国传入，这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是在该书被人捐赠之前，亦即15世纪，已有《家礼》的全本传到日本。也就是说，最迟在足利时代中期，《家礼》已经传到日本，因而其中有关木主的记述也就开始被人所知。23
  要之，或是通过禅宗清规的间接影响，或是通过《家礼》传入的直接影响，到了南北朝时期即14世纪初以降，《家礼》所记载的木主已经在日本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因为“位牌”一词首次出现的《禅林备用清规》撰于至大四年（1311），由此可见日本很快就受到了中国禅宗的影响。
  然而，在这一时期，木主和牌位仅在一部分当权者以及僧侣、学者当中被了解，在日本社会得以普及推广还需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应该说，它的普及不得不等到江户时代，而在这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乃是当时的儒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