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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稍嫌冗长，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程颐以及《家礼》中的木主问题。
  程颐主张士大夫都应该拥有家庙，并供奉木主。这一点，可由以下所述得知：
  冠昏丧祭，礼之大者，今人都不以为事。……家必有庙。古者，庶人祭于寝，士大夫祭于庙。庶人无庙，可立影堂。庙中异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妇自相配为位，舅妇不同坐也。庙必有主。（《程氏遗书》卷一八—232）
  又说：“士大夫必建家庙。”（《程氏遗书》卷一—18）这在中国礼制史上可谓是划时代的事件。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供奉木主一直就是天子、诸侯以及高官显贵才被允许拥有的特权，即便就唐代的礼制来看，也只有皇帝以及三品以上的高官才可以设立木主。5关于这一点，清代胡培翚曾指出：
  《礼经释例》云古礼大夫士无主。……故司马氏《书仪》亦不云大夫士有主，但为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礼》始有主。（《仪礼正义》卷三二《士虞礼》一）
  此处所谓“古礼大夫士无主”之说，见凌廷堪《礼经释例·祭礼下篇》“凡卒哭明日拊庙之祭谓祔”条。胡培翚在此将“士大夫有主”的首倡之功归于《家礼》，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家礼》只是蹈袭了程颐说而已。
  更应注意的是，程颐为士大夫设计了新型的木主样式。
  自古以来，中国的木主有（1）正方体、（2）前方后圆型和（3）长方体这三种样式，外加（4）作为木主替代物的两种神牌（见＜图1＞至＜图8＞）。6程颐设计的木主样式与这些均不同，而是呈圆顶平板型。《程氏文集》中的《作主式》对此做了说明，因资料重要，故附以训读并揭示原文如下（校者按，这里仅列中文原文）：
  作主式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于时月日辰。趺方四寸，象岁之四时。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为圆首，寸之下勒前为领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后。前四分，后八分。陷中以书爵姓名行。曰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陷中长六寸，阔一寸。一本云长一尺。合之植于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窍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谓圆径四分。居二分之上。谓在七寸二分之上。粉涂其前，以书属称，属谓高曾祖考，称谓官或号行，如处士秀才几郎几翁。旁题主祀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赠易世，则笔涤而更之。水以洒庙墙。外改中不改。（《程氏文集》卷一〇）
  据此可知，程颐设计的木主包括以下诸要素：
  （1）木主用栗木制成，其尺寸数据分别象征着“时月日辰”，即四时（四季）、十二月、三十日、十二时辰（十二时）。
  （2）木主的底座为四寸见方，象征四时。
  （3）木主的整体高度为一尺二寸，象征十二月。
  （4）木主的宽度为三十分（三寸），象征一个月的三十日；木主的厚度为十二分（一寸二分），象征一日的十二时辰。另外，底座的厚度（也可谓高度）也是十二分。
  （5）木主的上半部分为五分（半寸），呈圆顶型。
  （6）从圆顶向下一寸之处，为刻写主名之处，刻写的深度为四分，从而将木主纵向分为前后两片。由于木主的厚度为一寸二分，前片占去四分，因而后片还有八分。至于刻写方式，由刻写之处被称为“颔”（即下颚）可见，刻写面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斜坡度。
  关于这一点，若林强斋《家礼训蒙疏》对此有如下说明，很有参考价值：
  刻写于横向少斜上方，其刻写之尽处下分为二判，前四分，后八分。取前四分之一片，置头像于上一寸处，刻写处为领之像也。勒定云刻。可知以勒之字颔之字非横向直刻，而于少斜上方刻写。（《家礼训蒙疏》卷三。译者按，原文为日文）
  （7）后片的正中央也是刻写区，该刻写区高六寸、宽一寸。7此处被称作“陷中”，用于刻写“爵姓名行”，即爵位、姓氏、名讳和排行。具体格式如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
  （8）将分开的前后两部分合并起来嵌入底座并固定好。木主自顶部至底座平面高一尺八分，底座的高度为一寸二分，因而木主整体的总高度为一尺二寸。
  （9）从后片的左右两侧各钻一个直径为四寸的圆孔，圆孔高度距底座平面七寸二分。
  （10）用铅粉等色粉将木主表面涂成白色，然后题写属称。所谓
  “属”，即为高祖、曾祖、祖、考等等；所谓“称”，即为官、号以及排行，如处士或秀才、几郎或几翁等等。另外，在属称的旁边写上奉祀者的名字，如“孝子某奉祀”等等。如果日后死者获得追封，或者奉祀者的辈分有所变化，即可将粉面洗掉，然后重新题写相关内容。洗除原有粉面时所使用的水，必须倒在家庙的墙角处。这样一来，木主表面的文字内容虽然被改写，但是陷中的文字仍然保持原样，不做任何更改。
  以上所述，便是程颐所设计的木主样式。如后所述，这是程颐对诸侯木主进行简化的结果，然而其真正由来并不明确，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于传统模式的新型木主样式。另外，关于尺寸，小注中标有“用古尺”的字样。问题是此处所谓“古尺”究竟是指何种“尺”？此后，朱熹与其门人之间也曾展开过争论。笔者以为，不妨将其理解为周尺，即一尺23.1厘米。8另外，《家礼》卷首图《尺式》中亦载“神主用周尺”。由此可见，包括底座在内的木主整体高度为27.7厘米，宽度为6.9厘米（参见＜图9＞）。
  程颐这种独特的木主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并作为《神主式》而被刊载在《家礼》卷首。朱熹对其极为称赞：
  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开窍处，皆有阴阳之数。信乎其有制礼作乐之具也。（《语类》卷九〇—77）
  显然，尽管朱门后学对家礼图的《神主式》做过某些修改，9但还是符合朱熹之意向的。
  随着朱子学得以稳固，《家礼》所提倡的木主在士大夫中间迅速地普及开来。序于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中有一条记载可作为佐证：“今人有用伊川主制。”进入明代以后，有附图的《家礼》被收入永乐十三年（1415）的奉敕书《性理大全》之中。在成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重修大明会典》（即《万历会典》）卷九五《品官家庙章》中，原封不动地收录了家礼图中所载的木主图。这些事实表明：到了明代，《家礼》式木主已经被公认为国家礼制的内容之一。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大致根据《家礼》建造各自的祠堂（家庙），并在祠堂中供奉这种类型的木主。
  这种状况在清代依然得以延续。清代朱彝尊对木主有这样的描述：
  涑水司马氏、伊川程氏定为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时，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准此。（《曝书亭集》卷三三《与佟太守书》）
  接着，朱彝尊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符合这一规范的做法，譬如有些富贵人家制作木主时不用栗木而用乔木，将木主的高度设定为三至五尺有余，用金泥涂抹木主外表等等事例进行了批评。尽管如此，既然朱彝尊将程颐的木主评定为“今之法式大率准此”的标准，这就说明《家礼》木主已经成为当时一般上大夫的最为规范的木主样式。
  然而，清代毛奇龄在其《家礼辩说》中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今主”虽然是《家礼》式木主，但是它却属于“杜撰无据”；尤其是一尺二寸的高度，这与天子木主的尺寸相同，因而简直就是“冒昧僭越”之举。当然，这只是反朱子学者毛奇龄的个人意见，相反，我们却可从中看出两个事实：一是《家礼》式木主在清代已被广泛采用，二是程颐及朱熹的木主样式乃是不拘泥于古代礼制的大胆设计。00
  ＜图10＞与＜图11＞所揭示的便是《家礼》式木主的实例。前者的制作时间已不得而知，但从外形看，它应该是依据《家礼》而制成的，11后者则是清末著名书法家张裕钊的木主。12
  除此之外，清朝历代皇帝的木主也都属于《家礼》式样。在位于北京故宫东侧的太庙里，现在收藏着清朝历代皇帝的木主，笔者曾于2000年8月在西配殿的展览室内参观过这些木主原物。＜图12＞所揭示的就是乾隆皇帝的木主。13该木主以桑木为材料，表面涂金，总体高度约为45厘米，宽度约为10厘米，厚度约为2厘米，底座的高度约为8厘米，堪称超大型木主。正面右侧用汉语写着庙号（“高宗”）和谥号（“法天隆运”），左侧则用满语书写庙号和谥号。它虽然未被分割成前后两片，但是它的形状本身也是呈圆顶平板型，显然是以《家礼》所载的木主为依据的。14
  由上可见，随着朱子学的权威得以确立，《家礼》所倡导的木主样式也逐渐在近世中国社会中得到了稳固。这说明，在儒教仪礼的展开过程中，《家礼》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