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上所见，“礼”是将“理”具体化的各种原则，然而同时亦须注意，“礼”未必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关于《论语·为政篇》所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朱熹的解释是：
  所因之礼，是天做底，万世不可易。所损益之礼，是人做底，故随时更变。（《语类》卷二四“子张问十世可知章”—2）
  又说：
  所因，谓大体。所损益，谓文为制度。（《语类》卷二四“子张问十世可知章”—3）
  另据《论语集注·为政第二》，“所因”的天赋之礼就是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与五常（仁义礼智信），对此，“文为制度”等现实之礼则会随着时代而有所损益、有所变化。换言之，是这样一种思想：必须在认定“大体”即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状况对现实中礼的规定进行调整。
  朱熹非常理解“礼”的这种可变性。在有关编纂《仪礼经传通解》的对话中，朱熹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看法：
  问：“所编礼，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岂能一一尽行。后世有圣人出，亦须着变。”（《语类》卷八四“论修礼书”—1）他还指出：
  “礼，时为大。”使圣贤用礼，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令稍有防范节文，不至太简而已。（《语类》卷八四“论修礼书”—2）
  由此可见，古代的礼制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当今时代，这是朱熹的基本认识。3因此，当今之世只能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实际上，《家礼》也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编撰出来的，该书序云：
  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以为一家之书。（《文集》卷七五《家礼序》）
  这句话完全符合朱熹的上述思想，即在遵守“大体”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对个别礼制进行“损益”。
  其实，朱熹关于“礼”的这种富有弹性而非僵硬的姿态，来源于程颐。因为程颐曾说过：
  礼之本，出于民之情，圣人因而道之耳。礼之器，出于民之俗，圣人因而节文之耳。圣人复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为之节文。（《程氏遗书》卷二五—106。校者按，数字为条目数，下同）
  此处所谓“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必定会根据当今时代的衣服器用而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一观点即为朱熹所继承。程颐还意味深长地指出：
  今行冠礼，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伪也，必须用时之服。（《程氏遗书》卷一七—56）
  也就是说，现代人即使制作了一套古代的冠礼装束，那也只不过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一种伪装，因此人们还是必须穿着当今的服装。
  由此可知，程颐和朱熹既不是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也不是一味地标榜固有观念的原理主义者。当然，他们也有非常严肃的一面，譬如对“天理”和“人欲”进行了毋庸置疑的区分，然而，仅仅着眼于这一点并不能准确地把握道学乃至于朱子学的特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严肃主义（rigorism）与通融性的结合，究极而言，也许就取决于程颐与朱熹的“原则主义”的立场。在坚守“大体”这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再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加以“损益”，这是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朱熹的一个想法。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在坚守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够应对各种具体情况。
  与此相关，程颐指出：“凡礼，以义起之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二上—47）这是说，“礼可以根据道理而重新制定”。如后所述，这个观点与程颐思考新型木主是有关联的。程颐的这个想法来源于他关于“权”的思想，即根据具体情况找出相应的对策。4不管怎么说，需要注意的是，在程颐与朱熹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亦即必须制定出能适应时代变化需要的新型之“礼”。需要重申的是，程朱既不是常被人们所误解的那种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也不是狭隘的原理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