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荀勖的神版
  此外，虽非木主，但同样作为祖先灵魂所依附的祭器的还有神版（神板）。相对于木主为天子、诸侯一级的祭器而言，神版则被专门作为卿、大夫、士的祭器。神版又被称为神主牌或者祠版。
  关于神版，《通典》“卿大夫士神主及题板”条的以下记载非常重要：
  晋刘氏问蔡谟云：“时人祠有板。板为用当主，为是神坐之榜题？”谟答：“今代有祠板木，乃始礼之奉庙主也。主亦有题，今板书名号，亦是题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板皆正长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书迄，蜡油炙，令入理，刮拭之。”（《通典》卷四八）
  据此，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晋代有用神版以作为木主的替代物。其次，引用了安昌公荀氏亦即西晋荀勖的“祠制”，其云神版长一尺一寸，宽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并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座”或者“夫人某氏之神座”等祖先的名字及称号。而且，用蜡油烫之，使其文字固定，然后用油刮拭。
  但是，在《通典》的这个记录中存有问题。若是这个形状的话，厚的尺寸要比宽的尺寸还要长，这与“板”不相称。不是板，而是成了接近于长方体的形状。关于这个问题，朱熹有以下的说法，值得注意：
  主式祠版
  《江都集礼》晋安昌公荀氏祠制云“祭板皆正侧长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书”云云。今按它所引或作“厚五寸八分”。《通典》《开元礼》皆然。详此“八分”字，连下大书为文。故徐润云：“又按，不必八分，楷书亦可。”必是荀氏全书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后人误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则侧面阔于正面矣。决无此理。当以《集礼》为正。（《朱文公文集》卷六三《答郭子从》一）
  另在《朱子语类》中亦有如下说法：
  直卿问：“神主牌，先生夜来说《荀勖礼》未终。”曰：“温公所制牌，阔四寸，厚五寸八分，错了。据隋炀帝所编礼书有一篇《荀勖礼》，乃是云：‘阔四寸，厚五寸，八分大书“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书亦得。后人相承误了，却作‘五寸八分’为一句。”（《语类》卷九〇—81。译者按，81为条目数，下同）
  据此，朱熹所见的隋《江都集礼》引荀勖“祠制”，载“祭板皆正侧长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八分大书某人神座”。然而，《通典》及《开元礼》的引用则将“厚五分，八分大书某人神座”一句误作“厚五寸八分，大书某人神座”。这里所说的“八分”，是隶书字体的一种，将横画的末端作八字样的一捺，这种书法又叫所谓的八分书。13虽然现在所传的《开元礼》（光绪十二年，洪氏唐石经馆丛书本）看不到有关祠版的记述，但不管怎么说，这里朱熹所述的字句订正则必须说是正确的。这是由于西晋徐润所说的正可作为证据，亦即“又按，不必八分，楷书亦可”的“八分”不是指尺寸而是指书体。
  又，朱熹说祠版高一尺二分，而《通典》所引则是一尺一寸，这里暂从朱熹所说。14如此一来，最终，荀勖“祠制”中的神版本来是长一尺二分，宽四寸五分，厚五分，正符合“板”这一平面形状，而在此板上，用大的八分书或小的楷书写上祖先的名字。
  现在，我们用＜图7＞来表示荀勖本来的神版形状，用＜图8＞来表示《通典》引用中所见的长方体型的荀勖神版。尺制且用周尺。之所以用＜图8＞来揭示被认为或有误解的神版，这是因为正如后述，这一形状的神版在后世被实际地制作。
  （二）后世的神版
  如上所述，《通典》引用的神版记述与本来的形状有误。但是，令人颇感兴味的是，后世根据《通典》来制作长方体型的有厚度的祠版案例实有不少，例如宋代的文彦博、司马光、秦桧等等，故以下略作介绍。
  （1）文彦博
  文彦博因其在宋代首先公开设立家庙而闻名。其家庙于北宋嘉佑四年（1059）建造于洛阳，规模可谓宏伟壮观，但是其中所收的不是木主，而是神版。15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载：
  公以庙制未备，不敢作主，用晋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九）
  另外，《宋会要辑稿》关于北宋末大观四年（1110）决议的家庙设立与神位的问题，有以下记录：
  神位按杜佑《通典》，晋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长一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祖考某封之神坐”“夫人某氏之神坐”。书迄，蜡油炙，令入理，刮拭之。文彦博家庙神版亦用此制。（《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四）
  也就是说，在文彦博的时代，家庙制度还未确定，所以不敢作木主，而是放置了依据荀勖设计的神版，此神版形状厚为“五寸八分”。16。
  （2）司马光
  至于司马光，其《书仪》有云：
  以桑木为祠版。……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长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今士大夫家亦有用祠版者，而长及博厚不能尽如荀氏之制。（《书仪》卷七《祠版》）
  据此看来，司马光似乎也以制作荀勖型的神版（祠版）来替代木主，其形状仍然是厚“五寸八分”的长方体型。
  关于司马光的这个神版，朱熹当然是持批评态度的，《朱子语类》有如下一段问答：
  问：“温公所作主牌甚大，阔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当以何者为是？”曰：“便是温公错了，他却本《荀勖礼》。”（《语类》卷八四“论后世书”—5）
  另据上引《书仪》自注，可知在北宋时代，在民间所采用的是不同于有厚度的祠版的小型神版。
  （3）秦桧
  在南宋时代，采取了赐予功臣以家庙的措施。其最早的事例即是绍兴十六年（1146）下赐给秦桧的家庙，如七所述，根据大观四年（1110）的决定，家庙得以设立，厚五寸八分的神版也得以制作。《宋史·礼志》关于此事有如下记述：
  绍兴十六年二月癸丑诏，太师、左仆射魏国公秦桧合建家庙，命临安守臣营之。太常请建于其私第中门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东二昭，西二穆。……神板长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书“某官某大夫之神坐”，贮以帛囊，藏以漆函。（《宋史·礼志》十二《群臣家庙》）
  这个措施之原意是要做到“合古义”（《宋会要辑稿》礼一二之四），然而实际上，不是向古礼的复归，而是根据《通典》的引用而发生的误解，这一点已如上述。秦桧以后，下赐家庙的案例，据《宋会要辑稿》及《宋史·礼志》所载，有以下11例：韦渊、吴益、杨存中、吴璘、虞允文、史浩及其子史弥远、韩世忠、韩侂胄、张俊、刘光世、贾似道，可以推测他们都制作了同样的神版。也就是说，在南宋，长方体型的神版是作为国家礼制的一环而被制作的。
  此外在宋代，也能看到制作“位版”及“祠版”的案例，顺便举例介绍。张载说，士大夫应置木主，17但他实际上制作的乃是“位板”，此事可由《经学理窟》的自述得知：
  祭堂后作一室，都藏位板。……位板，正位与配位宜有差。（《经学理窟·自道篇》）
  所谓“都藏位板”，是说按祖先而各制位板以收纳之。另外，南宋吕祖谦在家庙中，也同样不置木主而置“祠版”（《东莱吕太史别集》卷三《葬仪·题虞主》及《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位版”及“祠版”的具体形状，但至少可以确定它们是平面板状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