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南宋中叶开始，建设家庙的士人呈现出增强的趋向。这是由于受到《政和五礼新仪》以及司马光、程颐和朱熹的思想影响的缘故。以下，我们就列举相关事例来进行探讨。
  首先，吕祖谦在其《祭仪》中这样说道：
  伊川先生《祭说》“家有庙，庙中异位，庙必有主”。庙制载在经史者，祏埳户牖碑爨之属，品节甚众（译者按，作者原引脱“品节甚众”四字），今皆未能具。谨仿王制士一庙之义，于所居之左，盖祠堂一间两厦，以为藏主时祀之地。存家庙之名以名祠堂，使子孙不忘古焉。（《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四《祭礼·庙制》）
  可见，吕祖谦基于程颐之说，在居宅之左侧（东）建立了祭祀祖先神主的祭堂。与《家礼》不同的是，其制作很小，只有一间，但须注意的是，他自觉地将祭祀祠堂取名为家庙。吕祖谦建家庙是在其晚年，淳熙七年（1180）朱熹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说道：
  塾书说，近建家庙，立宗法。此正所欲讨论者，便中得以见行条目，子细见教为幸。（《答吕伯恭》第34书，《朱子文集》卷三四）据此，在吕祖谦那里学习的朱熹长子朱塾有信提到吕祖谦的设立家庙之事，对此，朱熹寄予了强烈的关心，请求就其细节见教。显然，吕祖谦非常重视在家庙的祭祀，他说“晨先诣家庙烧香，然后于尊长处问安”（《祭礼》卷一《宗法·祭祀》），还立有“晨兴，长幼诣家庙瞻敬”（同上书卷一《宗法·中庭小牌约束》）的标识以便让一族上下知晓，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的论敌陆九渊也拥有家庙设施的祠堂。罗大经《鹤林玉露》就累世义居抚州金溪的陆九渊一族说道：“每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致恭于祖祢祠堂，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丙编卷五《陆氏义门》）记录了陆氏一族在祠堂祭祀时的模样。不过，在陆九渊的家里，如下所述，似是专门依据司马光《书仪》而从事仪礼的：
  欲去其不经鄙俗之甚者而略近于古，则有先文正公《书仪》在，何必他求！（《与吴子嗣》一，《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一）
  陆九渊的门人杨简（1141—1226）也设有家庙，在其文集中收有《封赠告家庙》《受诰告庙》两篇文章（《慈湖遗书》续集卷一）。在这两篇祭文中，他自称“曾孙”，可见，杨简的家庙祭曾祖以下三世。
  此外，作为南宋初年的宰相而于道学有深刻理解的赵鼎（1085—1147）也仿照司马光而制作影堂，92朱熹的高弟黄榦以及与朱子学有关联的王柏（1197—1274）也建有家庙。93这样的一种风气在世人之间逐渐蔓延，与朱熹同时的赵彦卫在其著《云麓漫钞》中，主张士人不应拘泥于爵位而应积极地建立家庙，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94
  就这样随着南宋时代道学影响的逐渐扩大，家庙建设开始走向普及。当然，也并不是完全按照道学的主张发生变化。第一、在家庙之外建造墓祠，这一现象仍然存在；第二、也有超越程颐及朱熹所说的祭祖范围，从事祭祀更远之祖先的事例发生。
  关于第一点，可以列举洪适及方大琮的事例。关于洪适（1117—1172）设立家庙一事，可由其《家庙祭考妣文》《家庙祭祖考文》《家庙告高曾祭文》（《盘洲文集》卷七三）等祭文得以了解。这些文章是乾道二年（1166）被罢免宰相尚书右仆射而回归乡里营建家庙的洪适在其落成之前向祖先祭告的文字。95由其“告高曾”可见，他的家庙是祭高祖以下四世。这一点似是受到道学的影响，但是在宰相之任的洪适已经达到了执政官以上可祭五世（先祖一人和高祖以下四世）这一《政和五礼新仪》的规定，或许他据此规定以建家庙亦未可知。
  然而，就洪适而言，除此祭文之外，他还撰有《祖庙焚黄祭文》《祢庙焚黄祭文》（《盘洲文集》卷七三）。这里所说的“祖庙”“祢庙”，盖指不是在家庙而是在墓前建立的祠堂即墓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两篇祭文中，都有“弟某上冢以告”一语，这是说当时身在朝廷的洪适，令其弟至祖父及父的各自墓祠前以祭告祖灵。
  方大琮（1183—1247）的场合更为复杂。方大琮一族是福建莆田县的名门，96他也建有家庙。此事可由其子方演孙任官之际向祖先报告的文章所说的“孙具位，兹以子被受将仕郎诰命，敢昭告于家庙”（《演受将仕郎告庙》，《铁庵集》卷三三）得以了解。方大琮平时对于朱熹的学问有共鸣，淳祐二年（1242）他帮助再刊了《家礼》杨复附注本，并撰写了此书的后序。97
  不过在另一方面，方大琮又在祖茔建立了祭祀设施。在高祖方佑的墓侧再建了坟庵和祠堂，又在中兴之祖方慎从的墓前制作了为墓祭而用的亭。98进而其子方演孙于咸淳五年（1269）为继承乃父遗志而在方氏始迁祖（最先迁移其地而定居的先祖）唐末方廷范墓前建立了墓祠。在距县城三十里左右山里的方廷范墓旁造室三间，中央之室为祭祀之祠堂，西室为墓守的庵僧居所，东室为参拜者的客房。此墓祠还有祭祀用的墓田，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设施。99
  不仅如此，方氏还在莆田县城近的广化寺内建有名为荐福院的坟寺，其中设有祠堂。与方氏有姻戚关系的刘克庄在《荐福院方氏祠堂》一文中，就其祭祀的情况有以下记录：
  旧祠长史（方琡）、中丞（方殷符）、长官（方廷范）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供则合祭。六房之后，各来瞻敬，集者几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荐福院方氏祠堂》，《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三）
  可见，在荐福院除了方淑—方殷符—方廷范连续三代以外，方廷范6位儿子亦作为各支房之始祖而得以祭祀，更以方殷符和方廷范的夫人作为配祀。而且，在他们的命日严肃地举行祭祀，在七月十五日的中元盂兰节合祭之时有一族数千人集合。刘克庄接着说，荐福院后来一时荒废，由方大琮等人加以复兴，最终由方演孙以二年时间改建，从而使其焕然一新。其中似乎挂有诸祖的遗影，同时还置有各自的神主。100可以说，这是非常盛大的祭祖行为，很明显，远远超过了程颐及朱熹《家礼》所说的祭祀范围。程颐或《家礼》都说，可以祭祀始祖和先祖，但这毕竟是临时设置牌位而举行的祭祀，而不是常时祭祀神主的那种方式。方氏的这种祭祀设施与后世盛行的祭祀始祖或始迁祖以下的多数族祖的“宗祠”非常接近。
  由方氏此例可见的第二个特征，亦即常时祭祀以始祖（始迁祖）为首的诸远祖，自南宋末至元初，已开始出现了流行的迹象。例如，根据写于宝佑元年（1253）的姚勉《丰城王氏家庙记》（《雪坡集》卷三六）的记载，王氏家庙将唐末五代的军阀王处直之子王威作为始迁祖而祭祀，庙内刻有族谱图，以使族人了解王氏一族的来源。在这里，家庙亦常祭始迁祖以下祖先。
  莆田县人、宋遗民黄仲元（1231—1312）的场合则更有趣。据其《族祠思敬堂记》（《四如集》卷一）载，黄仲元等人将族伯黄时的旧宅改建为一族的祠堂，而且根据昭穆形式来祭祀始祖御史公黄滔101以下十三世代的各祖。他说：
  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公讳滔以下若而人，评事公讳陟以下大宗、小宗、继别、继祢若而人。上治、旁治、下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上治、旁治、下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译者按，括弧内原为双行注）
  在其文末，更附有一诗：
  猗欤吾族，余四百裸。人世趋新，宗法不坠。
  也就是说，在黄氏祠堂内，竟有十三世代共四百禩（撰，与祀同）即四百祖先的牌位并排罗列。正如黄仲元所说，这是包括自始祖以来分流而下的所有族人的“大宗”为出发点而设置的，黄氏祠堂与明代中期以降盛行的巨大的宗祠已完全没有任何不同。102在程颐及朱熹的场合，士人能在家庙常祭的仅限于“小宗”范围的祖先，但到了宋末元初，终于出现了祭祀范围被如此扩大的祭祀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