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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熹《家礼》的准备工作
  南宋朱熹（1130—1200）的《家礼》制作在家庙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前，关于《家礼》，清王懋竑提出了伪书说，56并为《四库提要》所沿袭，自此该说似成定说，然而根据最近的研究，该书为朱熹亲撰，这一点几乎已得到了确证。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指出，57若对当时未能提到的一点作一补充的话，那就是朱熹在给友人张栻（1133—1180）《三家礼范》所写的跋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熹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顾以病衰，不能及已。（《跋三家礼范》，《朱子文集》卷八三）
  此跋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65岁时所作，故其所言当指《家礼》无疑。他说要以司马光的《书仪》为基础来编纂礼书，但引人注目的是“举纲张目以附其后”这个说法。正如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所示，“纲”是指大书的本文，“目”是指用小字记录的夹注（参《资治通鉴纲目序》，《朱子文集》卷七五），根据“纲”后附“目”这一体裁，朱熹希望读者由“纲”掌握要点，由“目”了解细节。现行的《家礼》正是采取了这种纲目形式，这一毋庸置疑的证据表明《家礼》的制作融入了朱熹的用意。
  然而，尽管朱熹有热切的愿望，但他的撰述正如“顾以病衰，不能及已”所坦白的那样，结果未能完成。要之，正如朱熹自身所回顾的以及他的弟子们所指出的那样，《家礼》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58所以有王懋竑所指出的内容上的缺陷。但是，并不能否定本书是朱熹的自撰。
  朱熹在构成《家礼》冠婚丧祭的四礼当中，尤其对祭礼有着特别的关注。而朱熹搜集整理有关家族（宗族）“祭礼”的古今文献，编纂《古今家祭礼》，便是由于这个原因。此书成于淳熙元年（1174）（《跋古今家祭礼》，《朱子文集》卷八一）。不过，不久朱熹又对此进行了改定，将原来的16篇改为19篇，更增补至20篇，收录了20家的礼书。59此书是朱熹制作《家礼》之际为“参考诸家之说”（见上引）而作，亦即是为准备制作《家礼》而编纂的，现在已经佚失，不过据马端临《文献通考》经部仪注类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礼注类的记载，可以推测其内容。以下，根据这些记载，对当时有哪些家祭礼书得以流布略作考察。
  2.集古代家礼之大成
  有关《古今家祭礼》之内容的推定，订正了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之说的吴其昌的考证最可信赖。60根据其考证，本书含有如下内容（其中现已散佚的书籍，用括弧加注“佚”）：
  （1）[晋]荀勖《祠制》（隋《江都集礼》所引，佚）
  （2）[唐]《开元礼》祭礼部分
  （3）[北宋〕《开宝通礼》祭礼部分（佚）
  （4）[唐]郑正则《祠享礼》一卷（佚）
  （5）[唐]范传式《寝堂时飨礼》一卷（佚）
  （6）[唐]贾顼《家祭礼》一卷（佚）
  （7）[唐〕孟诜《家祭礼》一卷（佚）
  （8）[唐]徐润《家祭礼》一卷（佚）
  （9）[北宋]陈致雍《新定寝祀礼》一卷（佚）
  （10）[北宋]胡瑗《吉凶书仪》二卷（佚）
  （11）[北宋〕《政和五礼新仪》祭礼部分
  （12）[北宋]孙日用《祭飨礼》一卷（佚）
  （13）[北宋]杜衍《四时祭享礼》一卷（佚）
  （14）[北宋]韩琦《古今家祭式》一卷（佚）
  （15）[北宋]司马光《涑水祭仪》一卷（佚）
  （16）[北宋]张载《祭礼》一卷（佚）
  （17）[北宋〕程颐《祭礼》一卷（佚）
  （18）[北宋]吕大防、吕大临《家祭礼》一卷（佚）
  （19）[北宋]范祖禹《家祭礼》一卷（佚）
  （20）[南宋]高闶《送终礼》一卷（佚）
  根据这份书单，可以了解在宋代有关家祭礼的著述大量存在。这充分表明祖先祭祀的礼对于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何等重要的大事。以下我们对这些文献做些说明。
  首先（1）荀勖《祠制》收于隋《江都集礼》，《江都集礼》是晋王时代的炀帝在任扬州总管之时召集诸儒下令编纂的共达120卷的一部礼书。现在《江都集礼》已经失传，但荀勖的《祠制》在《通典》卷四八有引用。61（2）《开元礼》共150卷，乃是构成唐代国家礼制的基本礼典，对此已无必要另作说明了。（3）《开宝通礼》是宋朝成立后不久的开宝四年（971）由刘温叟、李昉等人编成的撰书，共200卷。现有根据《开元礼》而加以损益、于治平二年（1065）成书的《太常因革礼》在“通礼”名下对该书有部分引用。另外，吕大防曾向神宗上奏要求确定《开宝通礼》的婚丧祭之礼的要点并将此颁布天下。62（4）郑正则的情况不明，据《直斋书录解题》，曾任唐侍御史。（5）关于范传式，据《直斋书录解题》，为唐代曾任泾县尉的人物，参与了《寝堂时飨礼》一书的修定。《旧唐书》卷一八五下以及《新唐书》卷一七二当中有范传正传。（6）关于贾顼，据《直斋书录解题》，为唐代曾任武功县尉的人物。（7）关于孟诜（621—713），在《旧唐书·方技传》以及《新唐书·隐逸传》中有传。据《直斋书录解题》，孟诜的《家祭礼》分正祭、节祠、荐新、义例四篇。（8）关于徐润，《直斋书录解题》说其在唐代曾任左金吾卫仓曹参军。此外，以上从郑正则到徐润为止的有关唐代人物，在《新唐书·艺文志》史部仪注类中亦有著录。
  以上都是宋代以前的人物，宋代撰述的文献自（9）陈致雍《新定寝祀礼》以下。关于陈致雍，据《十国春秋》卷九七以及《直斋书录解题》，原为南唐秘书监，亦曾仕宋朝，留有《五礼仪鉴》（《五礼仪镜》）等著述。南宋秦桧的家庙营造曾使用《五礼仪鉴》，这一点已如上述。（10）胡瑗由范仲淹的推荐而宰太学，培育了许多学生，非常著名。二程也曾在太学时代受到过胡瑗的教育。据《郡斋读书志》，他的《吉凶书仪》基本上以古礼为依据，附加了当时施行的礼之规定。（11）关于《政和五礼新仪》，已有说明。（12）关于孙日用，据《直斋书录解题》，他是五代后周显德年间的博士，后来出仕宋朝。他的《祭飨礼》是开宝年间的作品。而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此书又作为《仲享仪》而被著录。（13）杜衍正如上一章已有涉及的那样，是杜佑的子孙，历任枢密使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获赐祁国公，是一位名臣。（14）韩琦也是北宋时代的名臣，与范仲淹一起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其后历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获赐魏国公。（15）司马光《涑水祭仪》未见诸《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有著录。在现行本《书仪》“丧仪”六中，有关于祭礼的记述，这或许就是作为《涑水祭仪》一卷而别刊的部分。63（16）张载《祭礼》和（17）程颐《祭礼》是将他们有关祭礼的著述以及语录等集为一卷的著作。64相传张载曾有《墓祭礼》之作，程颐也曾准备有关六礼的著述，这些内容也许被包含在张、程的《祭礼》当中亦未可知。65（18）关于吕大防、吕大临兄弟也已有介绍。他们将基于古礼的仪礼付诸实践，这一点在本文的开头部分已有涉及，其践礼形式被集为一书。现在收入《吕氏乡约》的“乡仪”吉礼四的祭礼部分便是其一部分。（19）范祖禹非常著名，他担当了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唐代部分的写作，作为其副产物，著有《唐鉴》一书。最后（20）高闶则是二程高弟杨时的门人。
  当今，这些文献大多已经散佚，特别是私撰的礼书，几乎不能看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不过，其中有些内容还是可以推测到的，以下通过对这些内容的探讨，来试图揭示当时家祭礼书的撰述倾向。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曾提到过藏于朝廷秘府的孟诜《家祭礼》及孙日用《祭飨礼》（《仲享仪》）等书，根据他的说法，北宋初期的家祭礼之仪式，显得非常古朴简素。66这在杜衍的场合亦与此相同，南宋初徐度就杜衍的家祭说道：
  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苟且不经，惟杜正献公（杜衍）家用其远祖叔廉《书仪》，四时之享以分至日，不设倚卓，唯用平面席褥，不焚纸币，以子弟执事，不杂以婢仆，先事致斋之类，颇为近古。（《却扫编》卷中）
  欧阳修也说，唐代以降，旧礼失传，一切苟简轻率，相对于此，惟有杜衍家代代遵守家法以至于今（《杜祁公墓志铭》，《欧阳文忠公集》卷三一）。杜衍的《四时祭享礼》必定是传承了唐代杜佑以来的古礼。
  对此一倾向略加扭转的是韩琦（1008—1075）。关于他的《古今家祭式》，徐度在上引那段文字的后面接着说道：
  韩忠献公（韩琦）尝集唐御史郑正则等七家《祭仪》，参酌而用之，名曰《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其法与杜氏大略相似，而参以时宜。如分至之外，元日、端午、重九、七月十五日之祭皆不废，以为虽出于世俗，然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也。其说多近人情，最为可行。
  据此可知，韩琦《古今家祭式》参酌时宜人情，为更便于实行而作了调整，力图求得祖先崇拜之实。例如韩琦还有这样一些颇有自身风格的做法：找出祖先的墓而进行改葬，遍搜祖先遗留下来的遗文、墓志铭以及行状一类的文献而编成60卷的韩氏家集，以尽其对祖先的尊崇。67《古今家祭式》现有序文《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安阳集》卷二二）保留了下来，据此，该书成于熙宁三年（1070），共有13篇。韩琦所参酌的七家是：郑正则《祠享礼》、孟诜《家祭礼》、范传正（范传式）《寝堂时飨礼》、周元阳《祭录》、贾顼《家祭礼》、徐润《家祭礼》以及孙日用《祭飨礼》。其中的周元阳《祭录》，在上述书单中没有记录（译者按，此书单即指上述《古今家祭礼》所含的20部书），周元阳为唐代的人物，余不详，其《祭录》著录于《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文彦博曾依此举行过季节祭。68
  关于韩琦参酌时宜这一点，其《韩氏参用古今家祭式序》曾明确说道：“采前说之可行，酌今俗之难废者，以人情断之。”韩琦是以前代诸家的家祭礼书为基础，参酌时宜而编成该书的，这是在尊重古礼的同时，又考虑如何适合现状，如此来编订家礼的态度亦为朱熹所继承。例如，上面所引的所谓元日、端午、重九以及七月十五日（中元）的祭祀都是当时的一种习俗，而朱熹《家礼·通礼·祠堂章》亦将这些作为“俗节”，照样采用。所谓“俗节”，《语类》中有如下问答：
  叔器问：“行正礼，则俗节之祭如何？”曰：“韩魏公处得好，谓之节祠，杀于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馔用浮屠，某不用耳。”（《语类》卷九〇，132）
  有趣的是，韩琦的《古今家祭式》乃是朱熹的《古今家祭礼》的先驱之作。不论是韩琦还是朱熹，他们都致力于追寻符合当时士人的礼的实践方针，进而收集古礼文献，《古今家祭礼》这部书的名称显然是意识到了韩琦的《古今家祭式》，由此我们就能了解朱熹为何在诸家礼书当中，将韩琦该书与司马光《书仪》并列，做了很高之评价的缘由了。69韩琦先于司马光及张载、二程，试图重新构建士人家礼的努力，值得引起我们充分的注意。
  然而韩琦虽然由其功绩获得配享王朝宗庙，但他自己最终没有建造家庙。及至南宋，他的曾孙韩侂胄请求设立家庙，得到了允许，这一点上面已有涉及。70
  关于南宋初高闶（1097—1153）所著《送终礼》，朱熹门人刘清之所编《戒子通录》卷六录有佚文，据其小注，《送终礼》共有32篇。这部分佚文只收录了戒子部分，其云：
  吾家他日如营居室，必先家庙。其余堂寝之制，仅可以叙族合宗。吾百岁之后，惟嫡子孙相继居之，众子别营居焉。盖嫡庶之礼明，而人自知分矣。又说，在家产继承之际，众子由“探筹”（抽签）来决定居宅的主人，这种现行法律的做法将使庙之定主丧失，万一女子抽中，就将陷入“家庙遂无主祀”的状态。在这里表明了这样的意图：须明确嫡子与庶子的区别，以维持家庙之祭祀的嫡子（宗子）为核心，加强宗族全体的团结。这一思考方式显然是基于主张恢复古代宗法的张载及程颐的思想，71家庙作为宗族团结的场所而被认识，这一点亦应引起注意。朱熹关于《送终礼》曾说：“高氏《送终礼》，胜得温公礼。”（《语类》卷八五，9）这也许是因为朱熹对于以家庙为核心的团结宗族的方式有所关注而这样说的。72
  由上可见，在北宋时代，反映当时士人的问题关怀，私人撰述的家祭礼书大量出现。朱熹将这些礼书集成《古今家祭礼》，以便为撰述《家礼》奠定资料上的基础。换种说法，朱熹的《家礼》乃是为了对上述这些北宋以来的家礼作出最终的抉择而撰述的。
  也许是受到了朱熹撰述《古今家祭礼》的刺激，朱熹友人张栻和吕祖谦也在其后撰述了同类的书。一方面，张栻于淳熙三年（1176），编纂刊刻了集司马光、张载、程颐三人的有关婚、丧、祭之言论的《三家昏丧祭礼》五卷（《跋三家昏丧祭礼》，《南轩集》卷三三），进而创作了上面提到的《三家礼范》。另一方面，吕祖谦在其人生末年撰述了《祭仪》一篇，如后所述，这部书提出了与朱熹略异的家庙构想。《祭仪》现在《东莱吕太史别集》（《续金华丛书》本）“家范”中，与“宗法”“昏礼”“葬仪”并列，被收录在“祭礼”的题目下，卷末附有吕祖谦死去的翌年即淳熙九年（1182）朱熹所写的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