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文仅就《家礼》的刊刻状况及其相关事宜进行了考察。亦即通过《家礼》的出版史，试就该书在朱熹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至于《家礼》的作者问题，并没有专门讨论，但是作为本文的考察结论，仍然可以得出若干看法，在此重新整理，作为补充，略述如下：
  （1）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家礼》是朱熹本人的作品。尽管王懋竑《家礼考》（《白田草堂存稿》卷二以及《朱子年谱考异》卷一）倡导“伪作说”，然而实际上王懋竑只是否定了年谱中所载的《家礼》成书于乾道五年（1169）及其次年这一说法而已。这一点上山春平的研究业已指出。
  （2）王懋竑没有对本文所列举的陈淳、黄榦、方大琮等人的序跋予以关注。例如，陈淳《代陈宪跋家礼》记述了朱熹弟子王遇所传的《祭仪》以及朱熹之子朱在所传并为朱熹家族日常使用的《时祭仪》。而陈淳并未指出这两部书的内容与《家礼》之间有矛盾之处，可见它们的记述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推定，《家礼》与《祭仪》《时祭仪》一样，都是朱熹的稿本。
  （3）王懋竑甚至认为《家礼》的序文也是伪作，然而可以构成其反证的却是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所载的朱熹亲笔序的翻刻本。
  （4）朱熹逝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州本等数种不同版本的《家礼》。而且与这些刊本密切相关的陈淳、黄榦、廖德明以及杨复等人都是直接师从朱熹的门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家礼》视为朱熹的著作，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对它的敬意。如果它真是一部出自别人的伪作，那是绝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情况的。
  （5）王懋竑对于《家礼》曾一度散失，后由某一士人献出这一点深表怀疑。然而，某部著作在作者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抄甚至出版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朱熹的《论语集注》《周易本义》就属于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可由《朱子语类》卷一九第70条和《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刘君房第2书》得以证实。另外，北宋王安石《易义》也属于这种情况（《答韩求仁书》，《临川集》卷七二）。可见，这种事情不能成为“伪作说”的有力证据。
  （6）正如王懋竑《家礼考误》（《白田草堂存稿》卷二）所指出的那样，《家礼》的记述内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然而，这是因为《家礼》流传于世的时候并非完本而是未完的稿本，因而不能以前后矛盾作为判定《家礼》为伪作的证据。
  由以上6点可确知《家礼》“伪作说”是难以成立的。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我们应当将《家礼》视作朱熹尚未定稿的稿本。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写道：“（朱熹）所辑《家礼》，世多用之，然其后亦多损益，未暇更定。”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最后作为总结，再就《性理大全》本《家礼》的影响问题略述几句。如上所述，朱熹的《家礼》从南宋至元代在士人中间逐渐被接纳吸取，及至被明代的敕撰书《性理大全》所收录，从而迎来了新的展开阶段。自此以往，借助《性理大全》本身所具有的权威，《家礼》开始以强势的姿态在中国社会渗透。
  据《明史·礼志》记载，《家礼》于明初永乐年间正式向全国颁行，被颁行的恐怕是新撰的性理大全本《家礼》。于是，出现于朱熹学团体这一民间学派的《家礼》，最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此开始反过来由国家向民间进行推广。而且，以《性理大全》的普及为契机，冯善《家礼集说》、汤铎《家礼会通》等一大批相关著述出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的作为《家礼》补订改编版的丘浚《文公家礼仪节》8卷，开始发挥新的影响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述事例，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在李氏朝鲜，《家礼》得以吸收容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朝鲜出版的大多数关于《家礼》的注释书，基本上都以《性理大全》本《家礼》为底本，这一点应引起注意。曺好益《家礼考证》7卷和金长生《家礼辑览》10卷，可谓其中的显著事例。在这些著作中，作者不仅对《性理大全》本《家礼》的正文，而且对正文所附的注也做了详细的解释。至于日本，由浅见絅斋校点并一再重版的和刻本，其蓝本也是《性理大全》本。由此可说，《性理大全》本《家礼》堪称是《家礼》的“普及决定版”。
  与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之性质有关，笔者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了深入考证，所预期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最后，为了对各事项作一整理，附上“《家礼》版本体系”和“家礼图系谱”两表。在后表中，包括礼图之滥觞的北宋聂祟义《三礼图》以及陈祥道《礼书》在内，也包括《朱子文集》卷六八所收的《深衣制度》。这部《深衣制度》中的图，是朱熹本人留下的现存唯一与《家礼》有关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