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元明《家礼》刊本
  在元代，首先有姚枢的《家礼》刻本。据其神道碑《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燧《牧庵集》卷一五）的记载，元太宗窝阔台在位的第7年（1235），元军攻克德安（湖北省）之际，江汉先生赵复被随军的姚枢救出，于是就向姚枢“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这就是标志朱子学开始在中国北方得以传播的著名故事。在赵复献给姚枢的这些书籍中，《家礼》似乎也包括其中，因为此后退居辉州苏门山（河南省）的姚枢，在自行刊刻的许多道学方面的书籍中，就有《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根据神道碑的说法，这些书刊刻于辛丑至庚戌之间，即1241年至1250年之间，而这正是南宋周复本刻印出版的时期，是相当早的。而且从时间上看，姚枢本《家礼》应是五羊本或余杭本，抑或是杨复附注本。无论如何，应当记住的是：自朱子学北传之初，《家礼》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元代以及明初的刊本中，现存的有黄瑞节的朱子成书本、刘璋补注本和宋版周复本的复刻本。
  首先，关于《朱子成书》的完本，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
  （7）朱子成书 不分卷 黄瑞节编 三册 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口，黑鱼尾，四周双边至正元年日新书堂刊本
  《朱子成书》收录了除四书以外的朱子学方面的10种书籍及其既存的相关传注，而且附有黄瑞节自己撰写的注解，《家礼》占有其中一卷的篇幅。27黄瑞节曾任泰和州学（安徽省）学正。在《朱子成书》卷首，载有刘垓孙撰于大德乙巳的序，由此可知本书编纂于大德九年（1305）。然而，正如卷首刊记（木记）所载，本书的刊刻时间是至正元年（1341）。在正文第8叶上，以“刘氏曰”的方式引用了刘垓孙的注，尽管只有一处。
  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家礼图的存在。继《家礼》正文之后，载有篇幅长达19叶之多的附图。28与《性理大全》本相比，图的内容完全相同，而且附有全部的28幅图。图中所附的小注也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在《大宗小宗图》后附小注的开头，性理大全本写作“刘氏垓孙曰”，而本书则写作“增注”。由此可以确认的是，性理大全本的家礼图来自朱子成书本的家礼图。29
  如此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断定：家礼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形式，完全是黄瑞节整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探讨的是“神主式”图中所附的下列小注：
  《礼经》及《家礼》旧本，于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间，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显可也。
  正如＜图4＞所示，这是说在神主的“高祖考”之上不冠以“皇”字而应当用“显”字，盖因元大德年间朝廷下过这样的命令。虽然这属于避讳的一种形式，但无论是陈垣《史讳举例》（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还是张惟骧《讳字谱》（小双寂庵丛书所收），都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例子。近年来，王建《史讳辞典》（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以及王彦坤《历代避讳汇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也未见相关实例。其实，在《元史·刑法志四》中倒是有“诸民间祖宗神主称皇字者禁之”的记载，其间的详情又见诸《元典章》三〇《礼部》卷三“祖先牌座事理”条。据称，大德四年（1300），江西萍乡人朱惠孙因在其母苏氏的牌位上冠以“皇妣”二字而惹上官司；在同一时期，江西有一潘姓人士也因在其祖父的牌位上刻上了“皇考”二字而被起诉；最后，经过刑部、礼部以及翰林院等机构的裁定，将他们的牌位烧毁了事。虽然“皇”字并不是元朝的避讳字，但是它却触犯了皇帝的尊严。然而，通过以上记载可知，《家礼》卷首的28幅图例，作于发生这些事件的大德四年之后。不仅如此，从时间上来看，它们与《朱子成书》的序文撰于大德九年这一事实也不矛盾。关于《朱子成书》本的性质，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以下的推论是毋庸置疑的：《家礼》28幅图是在利用既有的相关图例的基础上，最终由黄瑞节整理定型的。30由下列“丧舆之图”的说明文字，充分显示出《家礼》之后制作图例的状况：
  柳车之制具见《三家礼图》及《书仪》。……今《家礼》从俗为舆，且为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图，云易柳车。
  然而，明代《性理大全》本的附图却依然冠以“显”字而未恢复“皇”字，这一点令人不解。这难道仅仅是承袭朱子成书本的结果吗？不仅如此，成书于元大德五年（1301）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在其乙集大略引用的《家礼》中亦作“皇”字，这难道就可避免朝廷的禁忌吗？
  关于《朱子成书》本，还有一个问题。在《通礼·祠堂》的“神主”条所附小注的末尾处，虽然写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图例未被附在前面即卷首，而是被置于后面即卷末。此外，在《丧礼》部分根本不存在图。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朱子成书》本在采用其中含有小注的《家礼》正文之际，直接沿用了那种主式刊载于卷首的文本。也就是说，黄瑞节在编纂本书之际，选用的正文文本来自周复本系统的某一刻本，至于图例，则是根据另外的文本而加以编纂并附在卷末的。
  刘璋补注本现在已知的有以下3种：
  （8）文公先生家礼七卷（家礼五卷 图一卷 深衣考一卷）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 五册 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黑口，黑鱼尾，四周双边（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6700）
  （9）纂图集证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所录）
  （10）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上海图书馆藏）
  这些刻本不仅有杨复的附注和刘垓孙的增注，而且都增加了刘璋的补注。关于刘璋本人的情况现已不得其详，但是从朱子成书本未曾引用他撰写的补注这一现象来看，他可能生活在元代后期。31在以上3种藏本中，笔者对（8）七卷本进行过细致的查阅。在此本中，首先刻载的是朱熹的序文和杨复的序文，接着题署“门人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刘璋补注”，卷首有附图1卷，卷末有《深衣考》1卷。书中有“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印，证明这是常熟瞿氏的旧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将其著录为元刊本，而在《铁琴铜剑楼书影》中也将其作为元版刊载了书影。另外，如前所述，本书载有方大琮的跋文。
  然而确切地说，本书并不是元版而是明版。说到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深衣考》（第6叶内侧）中出现的“朱氏右曰”。朱右是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为1314—1374。据《明史》本传，他著有《深衣考误》，故本书的《深衣考》当来源于此。不仅如此，本书中《家礼》的本体部分实际上也与《性理大全》本极为相似。除了在卷首刊载28幅内容相同的附图之外，《家礼》的内容本身包括注释在内，都与《性理大全》本丝毫不差。当然，杨复、刘垓孙、刘璋乃至于黄瑞节等人的注解也完全一致。假设本书是元版刻本，那就如同找到了《性理大全》本的“盗版原本”。然而，尽管《性理大全》的编集被公认为庞杂粗略，却很难将它想象成其他一种书籍的全本盗版。事实正相反，本书是依照《性理大全》本刊刻的。据傅增湘的观点，本书应是明版刻本，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的刊本，笔者以为此说是可信的。32
  关于上述（9）纂图集证文公家礼》，《郑堂读书记》卷六将其著录为元版刻本。饶有兴味的是，根据《郑堂读书记》的说法，在其卷首载有28幅家礼图。果真如此，除去《深衣考》的因素，那么（8）和（9）这两种刻本就具有几乎一致的内容。关于（10）《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乃是明版，但笔者未见，或许与（9）属于同一刊本。
  此外，明代刊本还有如下一种：
  （11）家礼五卷三册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白鱼尾，左右双边（上海图书馆藏，编号5862351378）
  这是宋版周复本的翻刻。书中未载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开篇就是朱熹的《家礼叙》，接着是祠堂内部的配置图。除了没有刻工名之外，本书与宋版周复本基本相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四所收的明刊本《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完全反映了本版本的情况。另在上海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卢文弨旧藏的明版刻本，但版本与此完全相同。
  2.《家礼》相关文献
  从元朝至明初的《家礼》相关文献虽然不属于《家礼》刊刻本身，但是亦有必要加以关注，以下就其相关事例略作介绍。
  首先，元朝初年的吴霞举（1257—1306）著有《文公丧礼考异》一书，这由《新安文献志》卷一九所收曹泾的序文可以得知。此书似是对《家礼》中丧礼部分所做的文字校订。元朝中期的龚端礼著有《五服图解》（《宛委别藏》所收），该书有作于“至治壬戌”即至治二年（1322）的序文，在有关丧服仪礼的部分，将《家礼》与图并列引用，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据丘浚《文公家礼仪节》序文中的小注以及卷一《神主尺式》的小注记载，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7），“武林应氏”编有附载尺式图的《家礼》。这位撰有《家礼辨》，而且最初提出《家礼》伪托说的“武林应氏”究为何人，历来不详，也许是钱塘的应本。所谓“武林”，是位于钱塘县（浙江省）内的某座山名。据黄清《黄学士文集》卷三四《应中甫墓志铭》记载，应本家居钱塘，著有《三家礼范辨》一书。《三家礼范》原是朱熹友人张栻收集整理程颐、张载及司马光三人有关礼说的一部论著。正如朱熹《跋三家礼范》（《朱子文集》卷八三）所言，它与朱熹的《家礼》构想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根据丘浚的引述，可知应氏的立论是以《跋三家礼范》中的记事为依据的。应本的卒年是至正九年（1349），与《文公家礼仪节》所说内容在时间上完全一致，这也可以增强我在上面的推测。也许所谓《家礼辨》就是《三家礼范辨》。
  与此同时，由累世同居而被表彰为“义门”的婺州浦江（浙江省）的郑氏一族编撰了一部仿照《家礼》的《郑氏家仪》，现被收在《续金华丛书》中。该书是由元末明初的郑泳整理而成的，无论是内容还是附图，大多取材于《家礼》。另外，根据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一《深衣图考序》的记载，汪汝懋（1308—1369）也曾以《家礼》为基础，撰有《深衣图考》一书。由这些事例可知，《家礼》在元代士人中间深受欢迎并被广泛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家礼》不仅在民间引起了关注，而且在元朝国家一级的礼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根据《元典章》三〇《礼部》卷三婚姻礼制章的相关记载，朝廷于至元八年（1264）颁布敕令，明确规定婚礼必须以《朱文公家礼》为准。33不仅如此，在这部《元典章》中，稍后还刊载了若干有关丧礼的家礼图。
  进入明代之后，对于《家礼》的这种关注持续扩展。洪武三年（1370）敕令编撰的《大明集礼》50卷成了明王朝国家礼制的典范，在其卷六“品官家庙”章以及卷三八“丧服”部分分别引述了《家礼》及其附图，在卷二四“上庶冠礼”章则明言：“今以《文公家礼》为准。”下诏编纂这部《大明集礼》的洪武帝本人也于洪武七年（1374）编著了《御制孝慈录》一书，并援用《家礼》来规定子女对父母的服丧期限。
  正是在这一发展趋势之下，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人奉旨编纂的《性理大全》70卷，将《家礼》收录其中，这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正式登场。《性理大全》所收的《家礼》共占有自第18卷至第21卷的四卷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