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家礼》早期刊刻的过程（校者按，此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下同）
  我们首先按照时间的先后，尽可能详细地探究一下《家礼》早期刊刻的相关情况。
  在《家礼》相关的稿本中，自朱熹生前便开始流传于世的是《冠礼》《婚礼》《丧礼》及《祭礼》各篇中的“祭礼”部分。陈淳《代陈宪跋家礼》（《北溪大全集》卷一四）是陈淳代陈宪（即广东路提点刑狱的陈光祖）而撰写的一篇跋文，其中提供了与此事相关的宝贵信息。
  根据陈淳的说法，关于祭礼，由两部分组成，除了（1）朱熹弟子王遇（字子合，一字子正）所传、陈淳所得的三卷本《祭仪》以外，还有（2）朱熹季子朱在所传，并置于朱家时常“按用”的《时祭仪》一篇。（1）三卷本《祭仪》内容分为上卷“程子祭说及主式”、中卷“家庙时祭以至墓祭凡九篇”以及下卷“诸祝词”，因陈淳家住临漳（漳州，在今福建省）而被称为“临漳传本”。4其中“程子祭说及主式”，概指《程氏文集》卷一〇所载程颐《作主式》的解说及图。另一方面，（2）《时祭仪》一篇，其内容似乎只相当于现存《家礼》“祭礼篇”中的“四时祭”部分，将作为“正文大书”的“纲”与作为此下“小注”的“目”予以分别记述，由此来看，该文拥有与现今《家礼》相近的体裁。临漳传本《祭仪》却并未区分“纲”与“目”，可见它与《时祭仪》分别来自朱熹的不同稿本。
  在朱熹逝世之后的“嘉定辛未”即嘉定四年（1211），陈淳通过朱在，看到了曾经散失的朱熹《家礼》5篇的抄本，据说是在为朱熹举行葬礼的当天由某士人带来的。这应该是第3种稿本的出现，其内容与现在的《家礼》基本相同。不久之后，由朱熹弟子廖德明（字子晦）在广州（广东省）将其刊刻。对此，陈淳有如下描述：
  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婚丧祭四礼次之。于篇之内，各随事分章，于章之中，又各分纲目。未几，亦有传入广者。廖子晦意其为成书定本，遽刊诸帅府，即今此编是也。
  由此可见，陈淳代撰的这篇跋文原来是为廖德明刊本而作。这部廖德明刊本正是《家礼》的首次刊本，并取广州之雅号而称作“五羊本”（陈淳《家礼跋》，稍后详述）。5至于五羊本的刊刻时间，应该就是陈淳得到《家礼》5篇抄本的那一年即嘉定四年（1211）。之所以如此推定，一是据方大琮（稍后将会介绍）在其《家礼附注后序》中将廖德明刊刻《家礼》的时间认定为朱熹逝后10年（朱熹逝于1200年）；二是根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的记载，廖德明知广州的在任时期是嘉定四年至嘉定五年。6
  由此可知，原先仅以稿本形式传世的《家礼》，在朱熹逝后不久即被刊刻而流传于世（以下，有关《家礼》的版本系谱，请随时参看＜表1＞）。
  但是，即便不论五羊本由于源自朱熹未定稿，因而在内容上不免发生龃龉，就其版本来看，似乎也留有一些疑问。对此，陈淳曾有相关的记述。例如在“时祭”（四时祭）一章中，“降神”一词位于“参神”之前，而在临漳传本中，“降神”一词却被置于“参神”之后，便是一例。这一点在后来的余杭本中得到了校正。
  以上，是根据陈淳《代陈宪跋家礼》所作的考察。而在5年之后的嘉定九年（1216），对五羊本进行校订的余杭本得以出版。朱熹高足黄榦为其撰序《书晦庵先生家礼》（《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〇）。据该文可知，刊刻者为黄榦门人赵师恕，时任浙江余杭令。
  关于余杭本的校订情况，陈淳《家礼跋》（《北溪大全集》卷一四）可供参考。他在跋中写道：“五羊本先出，最多讹舛。某尝以语曲江陈宪而识诸编末矣。余杭本再就五羊本为之考订。”这里所谓“语曲江陈宪”云云，不用说，就是指前面在《代陈宪跋家礼》中提到的五羊本使人疑惑的某些地方。接着，陈淳又对文本的校订情况作了介绍，根据他的说法，当时主要对以下两处进行了校订：
  （1）将祭礼和时祭章中的“参神”一词移至“降神”之前。7
  （2）同样，在“时祭”章中，删除了“冬至、立春祭祖”这一内容。8关于这一点，《程氏文集》卷一〇所收程颐《祭礼》载“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看来五羊本采纳了这一说法。
  就现行通行本《家礼》来看，无论是周复本（稍后详述）还是性理大全本，确实都做过像（1）那样的修改。然而，无论是周复本还是性理大全本，其在“初祖”章各载“冬至祭始祖”，在“先祖”章各载“立春祭先祖”，并不像陈淳所指出的那样做过类似于（2）的修改。若此，则可以说：现行的《家礼》文本除了一部分内容源自余杭本之外，大体上蹈袭了五羊本。
  然而，陈淳的这篇《家礼跋》，其实是为余杭本在严州（浙江省）的重刻而写的。重刻者是郑之悌，为郑的重刻，陈淳同时撰写了《代郑寺丞跋家礼》这篇跋文（《北溪大全集》卷一四）。关于这次严州重刻的时间，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所载，郑之悌于嘉定十年二月至嘉定十二年二月权知严州府，而陈淳于嘉定十年的八月至九月间到访过严州。9由此可见，《家礼跋》及《代郑寺丞跋家礼》应该写于嘉定十年（1217），该书的出版亦应距此不远。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观堂先生全集》所收）中提到严州府刊本《朱文公家礼》，便是指这部严州本。
  在这一时期的著述文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朱熹门人潘时举所写的识语，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略作考察。这篇识语出现于《家礼》卷首的家礼图中，附有“嘉定癸酉”的日期，当是嘉定六年
  9 关于陈淳的严州之行，请参佐藤仁：《朱子學〓基本用語——北溪字莪譯解》（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解题”。（1213）之作。10问题在于，这篇识语是就哪一幅图而言的。这同时还涉及《家礼》的各种附图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根据识语的说法，程颐所作的木主（神主、牌位）非常精密，但不知“尺之长短”，因而也就一直无法掌握木主的大小尺寸。但是，后来得到了居住在会稽的司马光的子孙所传的“尺图”，其云：“今不敢自隐，因图主式及二尺长短，而著伊川之说于其旁。”11由此说来，潘时举所记载的只是木主图及两种尺图，并附加了程颐《作主式》之语。
  然而，如＜表2＞所示，性理大全本的附图，是按照“神主式”“椟韬藉式”“椟式”以及“尺式”的顺序排列的，而且在“尺式”的图中，又记载了“古尺”“周尺”和“三司布帛尺”三种类型的尺图。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显然有后人加工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稍后将有详细介绍的北京图书馆藏本（编号852）很耐人寻味，与潘时举所整理的原形如出一辙。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在其卷首，以“木主全式”为题，与木主图同时刊载的尺图只有“周尺”和“三司布帛尺”，接着引用了程颐之语，潘时举的识语被安排在最后。为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在＜图1＞提供了该书的书影。要之，在《家礼》卷首所刊载的各图中，最早刊载的只有木主（神主）图和两种尺图。当然，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木主图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三卷本《祭仪》中的木主图。
  正当《家礼》在各地被刊刻并被校订增补之际，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29卷及杨复《仪礼图》17卷也分别于定十六年（1223）和绍定元年（1228）刊行出版。12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对朱熹礼制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前者，乃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续编。然而重要的是，两者所刊载的各种图与性理大全本完全一致，见＜表2＞所示。实际上，这些图也是家礼图的基本素材之一。
  除此之外，根据《性理大全》卷二一《祭礼·四时祭》“亚献”中杨复的注释，潮州（广东省）还有一种刊本，只是不知其详。
  2.关于《家礼》注本
  如上所述，朱熹门人对《家礼》进行了宣扬，其结果便导致了《家礼》注释的出现。
  《仪礼图》的作者杨复（？—1236）所做的附注就是其中之一。杨复的这部附注本到了淳祐二年（1242），又由方大琮（字德润，1183—1247）重新刊刻。方大琮是一位朱子学者，他是真德秀的弟子，也是刘克庄的讲学友。
  关于杨复附注本，杨复有一篇序文，现被收录在《文献通考》卷一八八，其中一部分在性理大全本卷首的小注中也被引用过，然而它们都没有记载该附注本的出版时间，而要知道该本的出版时间，则须有赖于方大琮《家礼附注后序》。笔者目睹过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文公先生家礼》七卷（编号6700，稍后详述）中记载的这篇《后序》。这篇《后序》未见方大琮文集的明版《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及四库全书本《铁庵集》，故至今几乎未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由于该文含有十分重要的内容，故将其全文抄录如下，并适当分段，附以日语训读（校者按，以下仅列中文原文，对其标点略加改动）：
  家礼附注后序
  文公先生《家礼》，今士大夫家有之。初乾道己丑成于寒泉精舍，虽门人未之见，越三十有二年，唐石会葬，乃有持出者。又十年，廖槎溪守广刊之学，视诸本为最早。又二十年，杨信斋《附注》出，而当时损益折衷之意始见。日用常行无非理，讲则明，差则俚。司马、程、张、高氏皆有功于冠昏丧祭者，合其善而为家，先生其大成也。非一家之书，天下之家也。既成矣，逸之久而后出，既出矣，辅以注而益详，况有文而近乎古，去俚而沿乎情。先生尝有“省径，何苦不行”之语，则知此书传于世之艰，用于世之易，何幸有所据依。遵而行之，当自大夫士始。其首载司马氏《居家杂仪》，以崇爱敬为实，必体之身，行之家，以仪其乡而化其俗，则先生纲维世教之本意云。后槎溪三十年，广人以旧板既漫告，遂出《附注》本刊而授之。淳祐壬寅仲春朔日，后学莆田方大琮德润父敬书于郡之广平堂。
  其中提供的值得注意的信息如下：首先是廖德明的所谓五羊本的刊刻时间因此而被明确化；其次是“又二十年，杨信斋《附注》出”一句，明确地说明杨复附注本比五羊本晚出20年。五羊本的出版时间被推定为1211年，因而杨复附注本约于1231年前后被刊刻出版。
  此外，还有必要增加几项说明。文中“乾道己丑成于寒泉精舍”一句的依据，应该是朱熹弟子李方子所编的《朱子年谱》。然而，根据年谱中所记载的内容，将乾道五年（1169）视为《家礼》的完成之年，这种理解实际上并不正确，只不过是指《家礼》稿本的一部分写于这一年而已。所谓“唐石会葬”，就是指朱熹的葬礼，《家礼》5篇的稿本此时被发现。13有关“廖槎溪”等等文字，说的是廖德明刊刻的所谓五羊本之事，槎溪是廖德明的号。接下来所谓“司马、程、张、高氏”，则是指北宋的司马光、程颐、张载以及撰写《送终礼》一卷的南宋高闶。朱熹在构思《家礼》的时候，正是参考了这些前辈的著作。尤其对高闶《送终礼》，朱熹《答胡伯量》第1函（《朱子文集》卷六三）以及《朱子语类》卷八五第9条都有明确记载。下面接着引用的“省径，何苦不行”之语，见《朱子语类》卷八九“昏”，原文为“古礼也省径，人也何苦不行”。至于“司马氏《居家杂仪》”等，则指《家礼》“通礼”部分所载司马光《书仪》中的一篇《居家杂仪》。
  继杨复附注本之后，上饶（江西省）周复的刊本问世。其跋文撰于淳祐祐五年（1245）。关于周复，我们只知道他曾于淳熙十六年（1189）至翌年绍熙元年担任常熟县令，庆元二年（1196）又在高邮军任军学教授。14尽管如此，由于之前所列举的几种《家礼》刊本都已失传，因而这部周复本就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版本。该本现有如下两种（以下，关于现存刊本，附以数字表示顺序）：
  （1）家礼五卷 附录一卷 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三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有刻工名（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编号852）
  （2）家礼五卷附录一卷 书扉“宋本家礼”清光绪六年公善堂校刊 一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有刻工名
  首先，（1）北京图书馆藏本，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著录为“《宋本家礼》五卷附录一卷三册一函”，书中有“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和“杨绍和审定”之印，原属杨氏海源阁的藏书。由于《楹书隅录》有避讳及缺笔等现象，因而该本《家礼》为上饶原刻本，这个推断应该是妥当的。笔者还对刻工名进行了调查，确与宋代的记载相符。15此本也许是天下孤本。但是，卷一至卷三，亦即第1册的开始至中间部分乃是由抄本而补足的。在其卷首，刊载了上述的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随后抄录了黄榦的序文（《书晦庵先生家礼》）、木主图、两种尺图、程颐语及潘时举识语。16如前所述，这里所体现的便是家礼图的早期形式。17在图例之后，有朱熹的《家礼叙》。
  其次，关于（2）公善堂本，除了卷首没有上述黄榦的《书晦庵先生家礼》之外，从其版式以及刻工名来看，都与（1）北图藏本完全相同，是非常忠实的宋版的翻刻本。＜图2＞并列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公善堂本的书影，供读者参考（不过，公善堂本的卷首没有附图）。笔者手头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本的复印件，原书为三册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藏有一部公善堂本，为一册本，看上去像是原装本。
  这部周复本似与所谓的“南监本”属于同一系统。目前虽无法详细说明，但是根据明末曾任国子监助教的梅鷟《南廱志书籍考》及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的说法，南监本《家礼》原是南宋国子监开雕而后传至明代南京国子监的刻本。18之所以说周复本与南监本为同一系统，这是因为丘浚在其《文公家礼仪节》序文的小注中所列举的作为“南监本”来加以说明的特征，与周复本一致。9
  顺便指出，四库全书所收的《家礼》亦属于周复本系统。两者的不同之处仅有一点，即周复本在其附录中刊载了丧服六图（丧服图式），相对于此，四库全书本则将这些图全部删除。
  然而，周复本的一大特征是，其将分散在正文各条之下的杨复注，都集中放在卷末的附录中。根据周复跋文的说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在正文中插入各注会“间断文公本书”，于是希望回归《家礼》原来的体裁。照此说来，周复本就成为最为接近《家礼》原貌的版本。
  上面我们说周复本将杨复注集中放在卷末附录之中，但是实际上，周复本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正如周复跋文所言“杨氏之说，有不得而尽录”，可见，在收录之际，周复是有取舍的。
  然而，一字不落地引用杨复注的则有下列的纂图集注本：
  （3）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三、四）三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四字，20注文双行二十一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4）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
  六、七）二册（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10408）
  （5）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四册 卷九末起有补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6699）
  其中（3）东文研藏本，便是阿部吉雄氏所介绍的著名刊本。此本原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的旧藏本，亦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载的“宋板文公家礼四本一套”的零本。另外，关于（4）和（5），根据笔者在北京图书馆的调查，与（3）东文研藏本均属同一版本。尤其是（4），在其每册的首页和尾页上都有“毛晋之印”“毛晋”或“汲古主人”等藏书印，由此可以断定其为东文研藏本的散本。然而，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下列一部纂图集注本：
  （6）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五）一册〔上海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758557。《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年）记作“文公家礼十卷”〕
  经实际调查，发现该本与上述各本亦属同一版式，卷首有“毛晋之印”和“子晋”之印，仅存卷五，因而可以明确其为（3）和（4）的零本。据长泽规矩也所言，东文研藏本是在中国南方得到上册，在东京得到下册。21也就是说，汲古阁旧藏的该书，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被分别收藏于东京、北京和上海三地。
  这部纂图集注本，阿部氏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将其定为宋版，然而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以及《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等，却都认为它是元版。这一问题与我们完全不知增注的作者刘垓孙的个人情况有关。22不过从内容来看，断定其为宋版，应当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在其卷六《刻志石》的一节中刻有“有宋某官某公之墓”“有宋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的字样。如果它是元代的刊刻，就不可能刻上“有宋”二字。另外，在其卷七《题主》的一节中也刻有“宋”字，如“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和“宋故某封某氏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等。就这一点而言，宋版周复本的做法也与此完全相同。然而在明代《性理大全》本中，“有宋”及“宋”的字样全被删除。此外，如后所述，元初出版的《朱子成书》所收《家礼》引用了刘垓孙注也应一并考虑。长泽规矩也曾断定纂图集注本就是南宋末期的建安刊本，23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是正确的。
  其实，在南宋时期，被冠以“纂图”的出版物很多。关于其中的状况，可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纂图互注经子》中的详细阐述，例如四部丛刊本《纂图互注礼记》20卷以及静嘉堂文库所藏《纂图互注周礼》12卷、《周礼经图》1卷等，便是宋刊本的此类事例。解纂图集注本《家礼》同样也属于此一系统的出版物。
  再说（5）北京图书馆藏本，这是本版式中唯一的完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四也有著录。由于书中有“得树楼藏书”“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余”等藏书印，所以它原本是查慎行的旧藏，后又归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书影·宋本书影·经部二十五》所载，正是本版的书影。现以此为据，对这部纂图集注本《家礼》的特征略作介绍。
  就内容而言，卷一是通礼，卷二是冠礼，卷三是昏礼，卷四至卷八是丧礼，卷九至卷十是祭礼。目录首行题有“纂图集注文公家礼目录”，下面分两行题署“门人秦溪杨复附注/后学复轩刘垓孙增注”。有趣的是，卷首刊载了根据朱熹亲笔翻刻的朱熹序文。《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据此指出：王懋垓之所以认为《家礼序》是后人伪作，原因在于他没有看到朱熹亲笔撰写的序文。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在这篇序文之后，有被认为是查慎行所为的批注，指出了该序与《朱子文集》卷七五所收《家礼序》在文字上的若干异同之处。25更能显示本版特征的是，正如＜表2＞所示，正文中附有诸如“祠堂图”“深衣图”“冠礼图”等各种插图，清楚地揭示了家礼图形成过程中的状况。这些附图恐怕是出自刘垓孙之手。＜图3＞是本书的书影，可供参考。
  由此可见，周复本和纂图集注本都是由杨复附注本分离而来。虽然现在无法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就刊刻时间而言，周复本在先，而纂图集注本在后。一是因为周复的跋文中未提及刘垓孙注，二是因为纂图集注本中的附图大大多于周复本。阿部氏认定纂图集注本为相当早期的刊本，现在看来有必要予以更正。
  3.宋代书目中的相关记载
  在此，关于宋代书目的相关记录亦略作考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的以下记录：
  家礼五卷
  右朱文公所定，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序跋附焉。
  家礼附注五卷
  右，陈雷刻于温州学宫者，凡九十九条。
  先说前者“家礼五卷”，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等序跋已如上述，而陈光祖跋文其实是陈淳代作的，这一点业已提及。然而，其中李道传的序跋至今不详。李道传在彰显朱子学方面可谓是有功之人，他是黄榦的好友，因此，当余杭本刊刻之际，他也许为其撰写了序跋。如此说来，这里所著录的应该是余杭本。如果是严州本，当然就会提到郑之悌的跋文。另据《淳熙三山志》卷三一的记载，在萍乡（江西省）刊刻本书的赵崇思为宋朝皇室一族，嘉定七年（1214）承祖荫而入仕。
  其次，关于后者“家礼附注五卷”，所记“凡九十九条”，应是指附注的条目数。因为在前者“家礼五卷”的名目下，没有记录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上述纂图集注本。作为其完本的（5）北京图书馆藏本，在通礼、冠礼、昏礼、丧礼以及祭礼等各篇末尾处，都记录了附注的条目数。曰“右通礼附注凡十一条”“右冠礼附注凡九条”“右昏礼附注凡十三条”“右丧礼附注凡四十九条”“右祭礼附注凡十六条”，共计98条，少了1条。这或许是由于《郡斋读书志·附志》的误刻，或许是由于计算错误。不管怎样，首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此处的“家礼附注五卷”乃是杨复附注本。《郡斋读书志·附志》成于淳祐九年（1249），后于1231年左右刊刻的杨复附注本，在时间上，是说得通的，也就是说赵希弁将不久前刊行的杨复附注本记录在了自己的书目中。26至于刊刻本书的陈雷，《嘉靖大平县志》卷六及《万历黄岩县志》卷五有相关记载，据此可知，他是宝庆二年（1226）进士。
  此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及《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一卷本的《家礼》。既然被称作“一卷本”，应是没有杨复附注的仅有正文的一种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