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言
  众所周知，朱熹的《家礼》记述了士大夫阶级宗族内的礼的规范，它作为冠、婚、丧、祭等人生各重要时期的礼仪行为的一种实践手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朱熹《家礼》的问世，可谓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力之大，并不亚于他的《四书集注》。
  以往，清代王懋竑提倡《家礼》为后人假托朱熹之名而成的“伪作说”，《四库提要》等也蹈袭此说，以至于“伪作说”竟一度成为定论。然而，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伪作说”基本上已被完全推翻。1除了卷首的附图另当别论以外，归结而言，《家礼》乃是朱熹的一部尚未定稿的作品，作为稿本而在世上流传，久而久之它就被认定为定稿，这应当是最为稳妥的看法。朱熹的高足陈淳评定此书为“未成之缺典”（出自《代陈宪跋家礼》），这个说法最终是正确的。
  在《家礼》的作者问题已经得到澄清的今天，我们应该解决的另一课题就是对《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如何得以普及而又产生影响等问题展开历史研究。探究《家礼》各种版本的出版经过，理清与其相关的各种史料的关系，将有助于揭示这种历史过程。
  迄今为止，关于《家礼》的版本研究，阿部吉雄氏于二战之前的论考几乎是唯一的成果，然而笔者曾于1998年5月、2000年8月以及2001年8月前往北京图书馆善本室和上海图书馆，对阿部氏当年无缘目睹的《家礼》初期版本展开调查，获得了十分重要的资讯。2近年来，伊沛霞的《家礼译注》虽是一种出色的研究，但就版本研究而言，还是有所欠缺。3至于《家礼》中附图的完成过程，至今完全没有被纳入人们的考察范围。笔者在吸纳前人的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彻底地对既有的研究进行修正和补充，与此同时，我想可以重新提供一些有关《家礼》作者问题的史料，故就此作者问题，也将附带讨论。
  本文暂且将考察的时代范围设定在朱熹以后至明初《性理大全》之前。这是因为《性理大全》所收的《家礼》作为一种普及性的决定版，在家礼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一 早期的刊刻与版本
  1.《家礼》早期刊刻的过程（校者按，此节标题为编者所加，下同）
  我们首先按照时间的先后，尽可能详细地探究一下《家礼》早期刊刻的相关情况。
  在《家礼》相关的稿本中，自朱熹生前便开始流传于世的是《冠礼》《婚礼》《丧礼》及《祭礼》各篇中的“祭礼”部分。陈淳《代陈宪跋家礼》（《北溪大全集》卷一四）是陈淳代陈宪（即广东路提点刑狱的陈光祖）而撰写的一篇跋文，其中提供了与此事相关的宝贵信息。
  根据陈淳的说法，关于祭礼，由两部分组成，除了（1）朱熹弟子王遇（字子合，一字子正）所传、陈淳所得的三卷本《祭仪》以外，还有（2）朱熹季子朱在所传，并置于朱家时常“按用”的《时祭仪》一篇。（1）三卷本《祭仪》内容分为上卷“程子祭说及主式”、中卷“家庙时祭以至墓祭凡九篇”以及下卷“诸祝词”，因陈淳家住临漳（漳州，在今福建省）而被称为“临漳传本”。4其中“程子祭说及主式”，概指《程氏文集》卷一〇所载程颐《作主式》的解说及图。另一方面，（2）《时祭仪》一篇，其内容似乎只相当于现存《家礼》“祭礼篇”中的“四时祭”部分，将作为“正文大书”的“纲”与作为此下“小注”的“目”予以分别记述，由此来看，该文拥有与现今《家礼》相近的体裁。临漳传本《祭仪》却并未区分“纲”与“目”，可见它与《时祭仪》分别来自朱熹的不同稿本。
  在朱熹逝世之后的“嘉定辛未”即嘉定四年（1211），陈淳通过朱在，看到了曾经散失的朱熹《家礼》5篇的抄本，据说是在为朱熹举行葬礼的当天由某士人带来的。这应该是第3种稿本的出现，其内容与现在的《家礼》基本相同。不久之后，由朱熹弟子廖德明（字子晦）在广州（广东省）将其刊刻。对此，陈淳有如下描述：
  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婚丧祭四礼次之。于篇之内，各随事分章，于章之中，又各分纲目。未几，亦有传入广者。廖子晦意其为成书定本，遽刊诸帅府，即今此编是也。
  由此可见，陈淳代撰的这篇跋文原来是为廖德明刊本而作。这部廖德明刊本正是《家礼》的首次刊本，并取广州之雅号而称作“五羊本”（陈淳《家礼跋》，稍后详述）。5至于五羊本的刊刻时间，应该就是陈淳得到《家礼》5篇抄本的那一年即嘉定四年（1211）。之所以如此推定，一是据方大琮（稍后将会介绍）在其《家礼附注后序》中将廖德明刊刻《家礼》的时间认定为朱熹逝后10年（朱熹逝于1200年）；二是根据《南宋制抚年表》卷下的记载，廖德明知广州的在任时期是嘉定四年至嘉定五年。6
  由此可知，原先仅以稿本形式传世的《家礼》，在朱熹逝后不久即被刊刻而流传于世（以下，有关《家礼》的版本系谱，请随时参看＜表1＞）。
  但是，即便不论五羊本由于源自朱熹未定稿，因而在内容上不免发生龃龉，就其版本来看，似乎也留有一些疑问。对此，陈淳曾有相关的记述。例如在“时祭”（四时祭）一章中，“降神”一词位于“参神”之前，而在临漳传本中，“降神”一词却被置于“参神”之后，便是一例。这一点在后来的余杭本中得到了校正。
  以上，是根据陈淳《代陈宪跋家礼》所作的考察。而在5年之后的嘉定九年（1216），对五羊本进行校订的余杭本得以出版。朱熹高足黄榦为其撰序《书晦庵先生家礼》（《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〇）。据该文可知，刊刻者为黄榦门人赵师恕，时任浙江余杭令。
  关于余杭本的校订情况，陈淳《家礼跋》（《北溪大全集》卷一四）可供参考。他在跋中写道：“五羊本先出，最多讹舛。某尝以语曲江陈宪而识诸编末矣。余杭本再就五羊本为之考订。”这里所谓“语曲江陈宪”云云，不用说，就是指前面在《代陈宪跋家礼》中提到的五羊本使人疑惑的某些地方。接着，陈淳又对文本的校订情况作了介绍，根据他的说法，当时主要对以下两处进行了校订：
  （1）将祭礼和时祭章中的“参神”一词移至“降神”之前。7
  （2）同样，在“时祭”章中，删除了“冬至、立春祭祖”这一内容。8关于这一点，《程氏文集》卷一〇所收程颐《祭礼》载“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看来五羊本采纳了这一说法。
  就现行通行本《家礼》来看，无论是周复本（稍后详述）还是性理大全本，确实都做过像（1）那样的修改。然而，无论是周复本还是性理大全本，其在“初祖”章各载“冬至祭始祖”，在“先祖”章各载“立春祭先祖”，并不像陈淳所指出的那样做过类似于（2）的修改。若此，则可以说：现行的《家礼》文本除了一部分内容源自余杭本之外，大体上蹈袭了五羊本。
  然而，陈淳的这篇《家礼跋》，其实是为余杭本在严州（浙江省）的重刻而写的。重刻者是郑之悌，为郑的重刻，陈淳同时撰写了《代郑寺丞跋家礼》这篇跋文（《北溪大全集》卷一四）。关于这次严州重刻的时间，据《淳熙严州图经》卷一所载，郑之悌于嘉定十年二月至嘉定十二年二月权知严州府，而陈淳于嘉定十年的八月至九月间到访过严州。9由此可见，《家礼跋》及《代郑寺丞跋家礼》应该写于嘉定十年（1217），该书的出版亦应距此不远。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王观堂先生全集》所收）中提到严州府刊本《朱文公家礼》，便是指这部严州本。
  在这一时期的著述文献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朱熹门人潘时举所写的识语，关于这一点有必要略作考察。这篇识语出现于《家礼》卷首的家礼图中，附有“嘉定癸酉”的日期，当是嘉定六年
  9 关于陈淳的严州之行，请参佐藤仁：《朱子學〓基本用語——北溪字莪譯解》（东京：研文出版，1996年）“解题”。（1213）之作。10问题在于，这篇识语是就哪一幅图而言的。这同时还涉及《家礼》的各种附图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根据识语的说法，程颐所作的木主（神主、牌位）非常精密，但不知“尺之长短”，因而也就一直无法掌握木主的大小尺寸。但是，后来得到了居住在会稽的司马光的子孙所传的“尺图”，其云：“今不敢自隐，因图主式及二尺长短，而著伊川之说于其旁。”11由此说来，潘时举所记载的只是木主图及两种尺图，并附加了程颐《作主式》之语。
  然而，如＜表2＞所示，性理大全本的附图，是按照“神主式”“椟韬藉式”“椟式”以及“尺式”的顺序排列的，而且在“尺式”的图中，又记载了“古尺”“周尺”和“三司布帛尺”三种类型的尺图。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显然有后人加工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稍后将有详细介绍的北京图书馆藏本（编号852）很耐人寻味，与潘时举所整理的原形如出一辙。之所以这样说，这是因为在其卷首，以“木主全式”为题，与木主图同时刊载的尺图只有“周尺”和“三司布帛尺”，接着引用了程颐之语，潘时举的识语被安排在最后。为便于读者理解，笔者在＜图1＞提供了该书的书影。要之，在《家礼》卷首所刊载的各图中，最早刊载的只有木主（神主）图和两种尺图。当然，如果要追本溯源的话，木主图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三卷本《祭仪》中的木主图。
  正当《家礼》在各地被刊刻并被校订增补之际，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29卷及杨复《仪礼图》17卷也分别于定十六年（1223）和绍定元年（1228）刊行出版。12毋庸置疑，它们都是对朱熹礼制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尤其前者，乃是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续编。然而重要的是，两者所刊载的各种图与性理大全本完全一致，见＜表2＞所示。实际上，这些图也是家礼图的基本素材之一。
  除此之外，根据《性理大全》卷二一《祭礼·四时祭》“亚献”中杨复的注释，潮州（广东省）还有一种刊本，只是不知其详。
  2.关于《家礼》注本
  如上所述，朱熹门人对《家礼》进行了宣扬，其结果便导致了《家礼》注释的出现。
  《仪礼图》的作者杨复（？—1236）所做的附注就是其中之一。杨复的这部附注本到了淳祐二年（1242），又由方大琮（字德润，1183—1247）重新刊刻。方大琮是一位朱子学者，他是真德秀的弟子，也是刘克庄的讲学友。
  关于杨复附注本，杨复有一篇序文，现被收录在《文献通考》卷一八八，其中一部分在性理大全本卷首的小注中也被引用过，然而它们都没有记载该附注本的出版时间，而要知道该本的出版时间，则须有赖于方大琮《家礼附注后序》。笔者目睹过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文公先生家礼》七卷（编号6700，稍后详述）中记载的这篇《后序》。这篇《后序》未见方大琮文集的明版《宋忠惠铁庵方公文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及四库全书本《铁庵集》，故至今几乎未引起过人们的关注。由于该文含有十分重要的内容，故将其全文抄录如下，并适当分段，附以日语训读（校者按，以下仅列中文原文，对其标点略加改动）：
  家礼附注后序
  文公先生《家礼》，今士大夫家有之。初乾道己丑成于寒泉精舍，虽门人未之见，越三十有二年，唐石会葬，乃有持出者。又十年，廖槎溪守广刊之学，视诸本为最早。又二十年，杨信斋《附注》出，而当时损益折衷之意始见。日用常行无非理，讲则明，差则俚。司马、程、张、高氏皆有功于冠昏丧祭者，合其善而为家，先生其大成也。非一家之书，天下之家也。既成矣，逸之久而后出，既出矣，辅以注而益详，况有文而近乎古，去俚而沿乎情。先生尝有“省径，何苦不行”之语，则知此书传于世之艰，用于世之易，何幸有所据依。遵而行之，当自大夫士始。其首载司马氏《居家杂仪》，以崇爱敬为实，必体之身，行之家，以仪其乡而化其俗，则先生纲维世教之本意云。后槎溪三十年，广人以旧板既漫告，遂出《附注》本刊而授之。淳祐壬寅仲春朔日，后学莆田方大琮德润父敬书于郡之广平堂。
  其中提供的值得注意的信息如下：首先是廖德明的所谓五羊本的刊刻时间因此而被明确化；其次是“又二十年，杨信斋《附注》出”一句，明确地说明杨复附注本比五羊本晚出20年。五羊本的出版时间被推定为1211年，因而杨复附注本约于1231年前后被刊刻出版。
  此外，还有必要增加几项说明。文中“乾道己丑成于寒泉精舍”一句的依据，应该是朱熹弟子李方子所编的《朱子年谱》。然而，根据年谱中所记载的内容，将乾道五年（1169）视为《家礼》的完成之年，这种理解实际上并不正确，只不过是指《家礼》稿本的一部分写于这一年而已。所谓“唐石会葬”，就是指朱熹的葬礼，《家礼》5篇的稿本此时被发现。13有关“廖槎溪”等等文字，说的是廖德明刊刻的所谓五羊本之事，槎溪是廖德明的号。接下来所谓“司马、程、张、高氏”，则是指北宋的司马光、程颐、张载以及撰写《送终礼》一卷的南宋高闶。朱熹在构思《家礼》的时候，正是参考了这些前辈的著作。尤其对高闶《送终礼》，朱熹《答胡伯量》第1函（《朱子文集》卷六三）以及《朱子语类》卷八五第9条都有明确记载。下面接着引用的“省径，何苦不行”之语，见《朱子语类》卷八九“昏”，原文为“古礼也省径，人也何苦不行”。至于“司马氏《居家杂仪》”等，则指《家礼》“通礼”部分所载司马光《书仪》中的一篇《居家杂仪》。
  继杨复附注本之后，上饶（江西省）周复的刊本问世。其跋文撰于淳祐祐五年（1245）。关于周复，我们只知道他曾于淳熙十六年（1189）至翌年绍熙元年担任常熟县令，庆元二年（1196）又在高邮军任军学教授。14尽管如此，由于之前所列举的几种《家礼》刊本都已失传，因而这部周复本就成为现存最古老的版本。该本现有如下两种（以下，关于现存刊本，附以数字表示顺序）：
  （1）家礼五卷 附录一卷 宋刻本（卷一至三配清影宋抄本）三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有刻工名（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所藏，编号852）
  （2）家礼五卷附录一卷 书扉“宋本家礼”清光绪六年公善堂校刊 一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有刻工名
  首先，（1）北京图书馆藏本，杨绍和《楹书隅录》卷一著录为“《宋本家礼》五卷附录一卷三册一函”，书中有“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和“杨绍和审定”之印，原属杨氏海源阁的藏书。由于《楹书隅录》有避讳及缺笔等现象，因而该本《家礼》为上饶原刻本，这个推断应该是妥当的。笔者还对刻工名进行了调查，确与宋代的记载相符。15此本也许是天下孤本。但是，卷一至卷三，亦即第1册的开始至中间部分乃是由抄本而补足的。在其卷首，刊载了上述的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随后抄录了黄榦的序文（《书晦庵先生家礼》）、木主图、两种尺图、程颐语及潘时举识语。16如前所述，这里所体现的便是家礼图的早期形式。17在图例之后，有朱熹的《家礼叙》。
  其次，关于（2）公善堂本，除了卷首没有上述黄榦的《书晦庵先生家礼》之外，从其版式以及刻工名来看，都与（1）北图藏本完全相同，是非常忠实的宋版的翻刻本。＜图2＞并列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公善堂本的书影，供读者参考（不过，公善堂本的卷首没有附图）。笔者手头有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本的复印件，原书为三册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藏有一部公善堂本，为一册本，看上去像是原装本。
  这部周复本似与所谓的“南监本”属于同一系统。目前虽无法详细说明，但是根据明末曾任国子监助教的梅鷟《南廱志书籍考》及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的说法，南监本《家礼》原是南宋国子监开雕而后传至明代南京国子监的刻本。18之所以说周复本与南监本为同一系统，这是因为丘浚在其《文公家礼仪节》序文的小注中所列举的作为“南监本”来加以说明的特征，与周复本一致。9
  顺便指出，四库全书所收的《家礼》亦属于周复本系统。两者的不同之处仅有一点，即周复本在其附录中刊载了丧服六图（丧服图式），相对于此，四库全书本则将这些图全部删除。
  然而，周复本的一大特征是，其将分散在正文各条之下的杨复注，都集中放在卷末的附录中。根据周复跋文的说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在正文中插入各注会“间断文公本书”，于是希望回归《家礼》原来的体裁。照此说来，周复本就成为最为接近《家礼》原貌的版本。
  上面我们说周复本将杨复注集中放在卷末附录之中，但是实际上，周复本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正如周复跋文所言“杨氏之说，有不得而尽录”，可见，在收录之际，周复是有取舍的。
  然而，一字不落地引用杨复注的则有下列的纂图集注本：
  （3）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三、四）三册 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四字，20注文双行二十一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
  （4）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
  六、七）二册（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10408）
  （5）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四册 卷九末起有补抄（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6699）
  其中（3）东文研藏本，便是阿部吉雄氏所介绍的著名刊本。此本原为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的旧藏本，亦即《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所载的“宋板文公家礼四本一套”的零本。另外，关于（4）和（5），根据笔者在北京图书馆的调查，与（3）东文研藏本均属同一版本。尤其是（4），在其每册的首页和尾页上都有“毛晋之印”“毛晋”或“汲古主人”等藏书印，由此可以断定其为东文研藏本的散本。然而，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下列一部纂图集注本：
  （6）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存卷五）一册〔上海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758557。《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年）记作“文公家礼十卷”〕
  经实际调查，发现该本与上述各本亦属同一版式，卷首有“毛晋之印”和“子晋”之印，仅存卷五，因而可以明确其为（3）和（4）的零本。据长泽规矩也所言，东文研藏本是在中国南方得到上册，在东京得到下册。21也就是说，汲古阁旧藏的该书，在历经曲折之后，最终被分别收藏于东京、北京和上海三地。
  这部纂图集注本，阿部氏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本）将其定为宋版，然而近年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以及《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等，却都认为它是元版。这一问题与我们完全不知增注的作者刘垓孙的个人情况有关。22不过从内容来看，断定其为宋版，应当是正确的。这是因为在其卷六《刻志石》的一节中刻有“有宋某官某公之墓”“有宋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的字样。如果它是元代的刊刻，就不可能刻上“有宋”二字。另外，在其卷七《题主》的一节中也刻有“宋”字，如“宋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和“宋故某封某氏讳某字某第几神主”等。就这一点而言，宋版周复本的做法也与此完全相同。然而在明代《性理大全》本中，“有宋”及“宋”的字样全被删除。此外，如后所述，元初出版的《朱子成书》所收《家礼》引用了刘垓孙注也应一并考虑。长泽规矩也曾断定纂图集注本就是南宋末期的建安刊本，23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仍是正确的。
  其实，在南宋时期，被冠以“纂图”的出版物很多。关于其中的状况，可参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纂图互注经子》中的详细阐述，例如四部丛刊本《纂图互注礼记》20卷以及静嘉堂文库所藏《纂图互注周礼》12卷、《周礼经图》1卷等，便是宋刊本的此类事例。解纂图集注本《家礼》同样也属于此一系统的出版物。
  再说（5）北京图书馆藏本，这是本版式中唯一的完本，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四也有著录。由于书中有“得树楼藏书”“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余”等藏书印，所以它原本是查慎行的旧藏，后又归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书影·宋本书影·经部二十五》所载，正是本版的书影。现以此为据，对这部纂图集注本《家礼》的特征略作介绍。
  就内容而言，卷一是通礼，卷二是冠礼，卷三是昏礼，卷四至卷八是丧礼，卷九至卷十是祭礼。目录首行题有“纂图集注文公家礼目录”，下面分两行题署“门人秦溪杨复附注/后学复轩刘垓孙增注”。有趣的是，卷首刊载了根据朱熹亲笔翻刻的朱熹序文。《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据此指出：王懋垓之所以认为《家礼序》是后人伪作，原因在于他没有看到朱熹亲笔撰写的序文。这一批评是正确的。在这篇序文之后，有被认为是查慎行所为的批注，指出了该序与《朱子文集》卷七五所收《家礼序》在文字上的若干异同之处。25更能显示本版特征的是，正如＜表2＞所示，正文中附有诸如“祠堂图”“深衣图”“冠礼图”等各种插图，清楚地揭示了家礼图形成过程中的状况。这些附图恐怕是出自刘垓孙之手。＜图3＞是本书的书影，可供参考。
  由此可见，周复本和纂图集注本都是由杨复附注本分离而来。虽然现在无法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就刊刻时间而言，周复本在先，而纂图集注本在后。一是因为周复的跋文中未提及刘垓孙注，二是因为纂图集注本中的附图大大多于周复本。阿部氏认定纂图集注本为相当早期的刊本，现在看来有必要予以更正。
  3.宋代书目中的相关记载
  在此，关于宋代书目的相关记录亦略作考察。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志·附志》的以下记录：
  家礼五卷
  右朱文公所定，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序跋附焉。
  家礼附注五卷
  右，陈雷刻于温州学宫者，凡九十九条。
  先说前者“家礼五卷”，潘时举、李道传、黄榦、廖德明、陈光祖等序跋已如上述，而陈光祖跋文其实是陈淳代作的，这一点业已提及。然而，其中李道传的序跋至今不详。李道传在彰显朱子学方面可谓是有功之人，他是黄榦的好友，因此，当余杭本刊刻之际，他也许为其撰写了序跋。如此说来，这里所著录的应该是余杭本。如果是严州本，当然就会提到郑之悌的跋文。另据《淳熙三山志》卷三一的记载，在萍乡（江西省）刊刻本书的赵崇思为宋朝皇室一族，嘉定七年（1214）承祖荫而入仕。
  其次，关于后者“家礼附注五卷”，所记“凡九十九条”，应是指附注的条目数。因为在前者“家礼五卷”的名目下，没有记录任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上述纂图集注本。作为其完本的（5）北京图书馆藏本，在通礼、冠礼、昏礼、丧礼以及祭礼等各篇末尾处，都记录了附注的条目数。曰“右通礼附注凡十一条”“右冠礼附注凡九条”“右昏礼附注凡十三条”“右丧礼附注凡四十九条”“右祭礼附注凡十六条”，共计98条，少了1条。这或许是由于《郡斋读书志·附志》的误刻，或许是由于计算错误。不管怎样，首先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此处的“家礼附注五卷”乃是杨复附注本。《郡斋读书志·附志》成于淳祐九年（1249），后于1231年左右刊刻的杨复附注本，在时间上，是说得通的，也就是说赵希弁将不久前刊行的杨复附注本记录在了自己的书目中。26至于刊刻本书的陈雷，《嘉靖大平县志》卷六及《万历黄岩县志》卷五有相关记载，据此可知，他是宝庆二年（1226）进士。
  此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六及《宋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一卷本的《家礼》。既然被称作“一卷本”，应是没有杨复附注的仅有正文的一种文本。
  二 元、明的刊刻——迄至《性理大全》
  1.元明《家礼》刊本
  在元代，首先有姚枢的《家礼》刻本。据其神道碑《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姚燧《牧庵集》卷一五）的记载，元太宗窝阔台在位的第7年（1235），元军攻克德安（湖北省）之际，江汉先生赵复被随军的姚枢救出，于是就向姚枢“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这就是标志朱子学开始在中国北方得以传播的著名故事。在赵复献给姚枢的这些书籍中，《家礼》似乎也包括其中，因为此后退居辉州苏门山（河南省）的姚枢，在自行刊刻的许多道学方面的书籍中，就有《小学书》《论孟或问》《家礼》。根据神道碑的说法，这些书刊刻于辛丑至庚戌之间，即1241年至1250年之间，而这正是南宋周复本刻印出版的时期，是相当早的。而且从时间上看，姚枢本《家礼》应是五羊本或余杭本，抑或是杨复附注本。无论如何，应当记住的是：自朱子学北传之初，《家礼》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元代以及明初的刊本中，现存的有黄瑞节的朱子成书本、刘璋补注本和宋版周复本的复刻本。
  首先，关于《朱子成书》的完本，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
  （7）朱子成书 不分卷 黄瑞节编 三册 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口，黑鱼尾，四周双边至正元年日新书堂刊本
  《朱子成书》收录了除四书以外的朱子学方面的10种书籍及其既存的相关传注，而且附有黄瑞节自己撰写的注解，《家礼》占有其中一卷的篇幅。27黄瑞节曾任泰和州学（安徽省）学正。在《朱子成书》卷首，载有刘垓孙撰于大德乙巳的序，由此可知本书编纂于大德九年（1305）。然而，正如卷首刊记（木记）所载，本书的刊刻时间是至正元年（1341）。在正文第8叶上，以“刘氏曰”的方式引用了刘垓孙的注，尽管只有一处。
  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家礼图的存在。继《家礼》正文之后，载有篇幅长达19叶之多的附图。28与《性理大全》本相比，图的内容完全相同，而且附有全部的28幅图。图中所附的小注也基本一致。不同的是，在《大宗小宗图》后附小注的开头，性理大全本写作“刘氏垓孙曰”，而本书则写作“增注”。由此可以确认的是，性理大全本的家礼图来自朱子成书本的家礼图。29
  如此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断定：家礼图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在的形式，完全是黄瑞节整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探讨的是“神主式”图中所附的下列小注：
  《礼经》及《家礼》旧本，于高祖考上皆用皇字。大德年间，省部禁止回避皇字，今用显可也。
  正如＜图4＞所示，这是说在神主的“高祖考”之上不冠以“皇”字而应当用“显”字，盖因元大德年间朝廷下过这样的命令。虽然这属于避讳的一种形式，但无论是陈垣《史讳举例》（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还是张惟骧《讳字谱》（小双寂庵丛书所收），都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例子。近年来，王建《史讳辞典》（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以及王彦坤《历代避讳汇典》（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也未见相关实例。其实，在《元史·刑法志四》中倒是有“诸民间祖宗神主称皇字者禁之”的记载，其间的详情又见诸《元典章》三〇《礼部》卷三“祖先牌座事理”条。据称，大德四年（1300），江西萍乡人朱惠孙因在其母苏氏的牌位上冠以“皇妣”二字而惹上官司；在同一时期，江西有一潘姓人士也因在其祖父的牌位上刻上了“皇考”二字而被起诉；最后，经过刑部、礼部以及翰林院等机构的裁定，将他们的牌位烧毁了事。虽然“皇”字并不是元朝的避讳字，但是它却触犯了皇帝的尊严。然而，通过以上记载可知，《家礼》卷首的28幅图例，作于发生这些事件的大德四年之后。不仅如此，从时间上来看，它们与《朱子成书》的序文撰于大德九年这一事实也不矛盾。关于《朱子成书》本的性质，另外还有一些问题存在，但是以下的推论是毋庸置疑的：《家礼》28幅图是在利用既有的相关图例的基础上，最终由黄瑞节整理定型的。30由下列“丧舆之图”的说明文字，充分显示出《家礼》之后制作图例的状况：
  柳车之制具见《三家礼图》及《书仪》。……今《家礼》从俗为舆，且为竹格。已有其制，用以作图，云易柳车。
  然而，明代《性理大全》本的附图却依然冠以“显”字而未恢复“皇”字，这一点令人不解。这难道仅仅是承袭朱子成书本的结果吗？不仅如此，成书于元大德五年（1301）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在其乙集大略引用的《家礼》中亦作“皇”字，这难道就可避免朝廷的禁忌吗？
  关于《朱子成书》本，还有一个问题。在《通礼·祠堂》的“神主”条所附小注的末尾处，虽然写有“主式见丧礼及前图”，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图例未被附在前面即卷首，而是被置于后面即卷末。此外，在《丧礼》部分根本不存在图。我们只能这样解释：这是因为《朱子成书》本在采用其中含有小注的《家礼》正文之际，直接沿用了那种主式刊载于卷首的文本。也就是说，黄瑞节在编纂本书之际，选用的正文文本来自周复本系统的某一刻本，至于图例，则是根据另外的文本而加以编纂并附在卷末的。
  刘璋补注本现在已知的有以下3种：
  （8）文公先生家礼七卷（家礼五卷 图一卷 深衣考一卷）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 五册 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黑口，黑鱼尾，四周双边（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编号6700）
  （9）纂图集证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六所录）
  （10）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十卷 杨复附注 刘垓孙增注 刘璋补注（上海图书馆藏）
  这些刻本不仅有杨复的附注和刘垓孙的增注，而且都增加了刘璋的补注。关于刘璋本人的情况现已不得其详，但是从朱子成书本未曾引用他撰写的补注这一现象来看，他可能生活在元代后期。31在以上3种藏本中，笔者对（8）七卷本进行过细致的查阅。在此本中，首先刻载的是朱熹的序文和杨复的序文，接着题署“门人杨复附注/刘垓孙增注/刘璋补注”，卷首有附图1卷，卷末有《深衣考》1卷。书中有“铁琴铜剑楼”的藏书印，证明这是常熟瞿氏的旧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将其著录为元刊本，而在《铁琴铜剑楼书影》中也将其作为元版刊载了书影。另外，如前所述，本书载有方大琮的跋文。
  然而确切地说，本书并不是元版而是明版。说到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深衣考》（第6叶内侧）中出现的“朱氏右曰”。朱右是元末明初人，生卒年为1314—1374。据《明史》本传，他著有《深衣考误》，故本书的《深衣考》当来源于此。不仅如此，本书中《家礼》的本体部分实际上也与《性理大全》本极为相似。除了在卷首刊载28幅内容相同的附图之外，《家礼》的内容本身包括注释在内，都与《性理大全》本丝毫不差。当然，杨复、刘垓孙、刘璋乃至于黄瑞节等人的注解也完全一致。假设本书是元版刻本，那就如同找到了《性理大全》本的“盗版原本”。然而，尽管《性理大全》的编集被公认为庞杂粗略，却很难将它想象成其他一种书籍的全本盗版。事实正相反，本书是依照《性理大全》本刊刻的。据傅增湘的观点，本书应是明版刻本，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明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的刊本，笔者以为此说是可信的。32
  关于上述（9）纂图集证文公家礼》，《郑堂读书记》卷六将其著录为元版刻本。饶有兴味的是，根据《郑堂读书记》的说法，在其卷首载有28幅家礼图。果真如此，除去《深衣考》的因素，那么（8）和（9）这两种刻本就具有几乎一致的内容。关于（10）《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乃是明版，但笔者未见，或许与（9）属于同一刊本。
  此外，明代刊本还有如下一种：
  （11）家礼五卷三册每半叶七行，每行十六字，注文双行十五字，白口，白鱼尾，左右双边（上海图书馆藏，编号5862351378）
  这是宋版周复本的翻刻。书中未载黄榦《书晦庵先生家礼》，开篇就是朱熹的《家礼叙》，接着是祠堂内部的配置图。除了没有刻工名之外，本书与宋版周复本基本相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四所收的明刊本《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完全反映了本版本的情况。另在上海图书馆善本室还藏有卢文弨旧藏的明版刻本，但版本与此完全相同。
  2.《家礼》相关文献
  从元朝至明初的《家礼》相关文献虽然不属于《家礼》刊刻本身，但是亦有必要加以关注，以下就其相关事例略作介绍。
  首先，元朝初年的吴霞举（1257—1306）著有《文公丧礼考异》一书，这由《新安文献志》卷一九所收曹泾的序文可以得知。此书似是对《家礼》中丧礼部分所做的文字校订。元朝中期的龚端礼著有《五服图解》（《宛委别藏》所收），该书有作于“至治壬戌”即至治二年（1322）的序文，在有关丧服仪礼的部分，将《家礼》与图并列引用，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另外，据丘浚《文公家礼仪节》序文中的小注以及卷一《神主尺式》的小注记载，元朝至正年间（1341—1367），“武林应氏”编有附载尺式图的《家礼》。这位撰有《家礼辨》，而且最初提出《家礼》伪托说的“武林应氏”究为何人，历来不详，也许是钱塘的应本。所谓“武林”，是位于钱塘县（浙江省）内的某座山名。据黄清《黄学士文集》卷三四《应中甫墓志铭》记载，应本家居钱塘，著有《三家礼范辨》一书。《三家礼范》原是朱熹友人张栻收集整理程颐、张载及司马光三人有关礼说的一部论著。正如朱熹《跋三家礼范》（《朱子文集》卷八三）所言，它与朱熹的《家礼》构想密切相关。不仅如此，根据丘浚的引述，可知应氏的立论是以《跋三家礼范》中的记事为依据的。应本的卒年是至正九年（1349），与《文公家礼仪节》所说内容在时间上完全一致，这也可以增强我在上面的推测。也许所谓《家礼辨》就是《三家礼范辨》。
  与此同时，由累世同居而被表彰为“义门”的婺州浦江（浙江省）的郑氏一族编撰了一部仿照《家礼》的《郑氏家仪》，现被收在《续金华丛书》中。该书是由元末明初的郑泳整理而成的，无论是内容还是附图，大多取材于《家礼》。另外，根据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二一《深衣图考序》的记载，汪汝懋（1308—1369）也曾以《家礼》为基础，撰有《深衣图考》一书。由这些事例可知，《家礼》在元代士人中间深受欢迎并被广泛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家礼》不仅在民间引起了关注，而且在元朝国家一级的礼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根据《元典章》三〇《礼部》卷三婚姻礼制章的相关记载，朝廷于至元八年（1264）颁布敕令，明确规定婚礼必须以《朱文公家礼》为准。33不仅如此，在这部《元典章》中，稍后还刊载了若干有关丧礼的家礼图。
  进入明代之后，对于《家礼》的这种关注持续扩展。洪武三年（1370）敕令编撰的《大明集礼》50卷成了明王朝国家礼制的典范，在其卷六“品官家庙”章以及卷三八“丧服”部分分别引述了《家礼》及其附图，在卷二四“上庶冠礼”章则明言：“今以《文公家礼》为准。”下诏编纂这部《大明集礼》的洪武帝本人也于洪武七年（1374）编著了《御制孝慈录》一书，并援用《家礼》来规定子女对父母的服丧期限。
  正是在这一发展趋势之下，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人奉旨编纂的《性理大全》70卷，将《家礼》收录其中，这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正式登场。《性理大全》所收的《家礼》共占有自第18卷至第21卷的四卷篇幅。
  结语
  本文仅就《家礼》的刊刻状况及其相关事宜进行了考察。亦即通过《家礼》的出版史，试就该书在朱熹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至于《家礼》的作者问题，并没有专门讨论，但是作为本文的考察结论，仍然可以得出若干看法，在此重新整理，作为补充，略述如下：
  （1）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家礼》是朱熹本人的作品。尽管王懋竑《家礼考》（《白田草堂存稿》卷二以及《朱子年谱考异》卷一）倡导“伪作说”，然而实际上王懋竑只是否定了年谱中所载的《家礼》成书于乾道五年（1169）及其次年这一说法而已。这一点上山春平的研究业已指出。
  （2）王懋竑没有对本文所列举的陈淳、黄榦、方大琮等人的序跋予以关注。例如，陈淳《代陈宪跋家礼》记述了朱熹弟子王遇所传的《祭仪》以及朱熹之子朱在所传并为朱熹家族日常使用的《时祭仪》。而陈淳并未指出这两部书的内容与《家礼》之间有矛盾之处，可见它们的记述基本上是一致的。由此可以推定，《家礼》与《祭仪》《时祭仪》一样，都是朱熹的稿本。
  （3）王懋竑甚至认为《家礼》的序文也是伪作，然而可以构成其反证的却是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所载的朱熹亲笔序的翻刻本。
  （4）朱熹逝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州本等数种不同版本的《家礼》。而且与这些刊本密切相关的陈淳、黄榦、廖德明以及杨复等人都是直接师从朱熹的门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家礼》视为朱熹的著作，最大程度地表现出对它的敬意。如果它真是一部出自别人的伪作，那是绝不可能出现上述这种情况的。
  （5）王懋竑对于《家礼》曾一度散失，后由某一士人献出这一点深表怀疑。然而，某部著作在作者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抄甚至出版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朱熹的《论语集注》《周易本义》就属于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可由《朱子语类》卷一九第70条和《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刘君房第2书》得以证实。另外，北宋王安石《易义》也属于这种情况（《答韩求仁书》，《临川集》卷七二）。可见，这种事情不能成为“伪作说”的有力证据。
  （6）正如王懋竑《家礼考误》（《白田草堂存稿》卷二）所指出的那样，《家礼》的记述内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然而，这是因为《家礼》流传于世的时候并非完本而是未完的稿本，因而不能以前后矛盾作为判定《家礼》为伪作的证据。
  由以上6点可确知《家礼》“伪作说”是难以成立的。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我们应当将《家礼》视作朱熹尚未定稿的稿本。黄榦在《朱子行状》中写道：“（朱熹）所辑《家礼》，世多用之，然其后亦多损益，未暇更定。”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最后作为总结，再就《性理大全》本《家礼》的影响问题略述几句。如上所述，朱熹的《家礼》从南宋至元代在士人中间逐渐被接纳吸取，及至被明代的敕撰书《性理大全》所收录，从而迎来了新的展开阶段。自此以往，借助《性理大全》本身所具有的权威，《家礼》开始以强势的姿态在中国社会渗透。
  据《明史·礼志》记载，《家礼》于明初永乐年间正式向全国颁行，被颁行的恐怕是新撰的性理大全本《家礼》。于是，出现于朱熹学团体这一民间学派的《家礼》，最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此开始反过来由国家向民间进行推广。而且，以《性理大全》的普及为契机，冯善《家礼集说》、汤铎《家礼会通》等一大批相关著述出现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成书于成化十年（1474）的作为《家礼》补订改编版的丘浚《文公家礼仪节》8卷，开始发挥新的影响力，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述事例，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国内，在李氏朝鲜，《家礼》得以吸收容纳，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然而，朝鲜出版的大多数关于《家礼》的注释书，基本上都以《性理大全》本《家礼》为底本，这一点应引起注意。曺好益《家礼考证》7卷和金长生《家礼辑览》10卷，可谓其中的显著事例。在这些著作中，作者不仅对《性理大全》本《家礼》的正文，而且对正文所附的注也做了详细的解释。至于日本，由浅见絅斋校点并一再重版的和刻本，其蓝本也是《性理大全》本。由此可说，《性理大全》本《家礼》堪称是《家礼》的“普及决定版”。
  与本文所要处理的问题之性质有关，笔者就一些细节问题展开了深入考证，所预期的目标也算是实现了。最后，为了对各事项作一整理，附上“《家礼》版本体系”和“家礼图系谱”两表。在后表中，包括礼图之滥觞的北宋聂祟义《三礼图》以及陈祥道《礼书》在内，也包括《朱子文集》卷六八所收的《深衣制度》。这部《深衣制度》中的图，是朱熹本人留下的现存唯一与《家礼》有关的图。